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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课堂“沉默”背后的“谨言慎行”倾向 ——“中华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概念诠释与实证分析
2020年04月02日 08:42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作者:吕林海 字号
关键词:课堂沉默;谨言慎行;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大学生

内容摘要:要深刻认识中国学生学习和思维背后所独具的“伦理附着性”,要着力构建“倾听+参与”的“中国式优质课堂”,要高度重视“延迟性质疑与解疑”所具有的中国教学价值。

关键词:课堂沉默;谨言慎行;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大学生

作者简介:

  摘要:基于对已有实证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中国大学生的课堂“沉默”行为背后有一个独特的、值得关注的要素——“利他沉默”,它紧密关联着中华文化典籍中的一个颇具“德性”要义的概念——“谨言慎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谨言慎行”包含两个“倾向”因子,即“控制性表达”和“克制性质疑”;这两个因子都对“深层学习”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性表达”还显著地正向影响着“浅层学习”;这两个因子都对大学生的“思维倾向”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克制性质疑”对于质疑思维、创新思维、迁移思维等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而“控制性表达”则对“论证思维”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笔者建议,要深刻认识中国学生学习和思维背后所独具的“伦理附着性”,要着力构建“倾听+参与”的“中国式优质课堂”,要高度重视“延迟性质疑与解疑”所具有的中国教学价值。

  关键词:课堂沉默;谨言慎行;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大学生

  作者简介:吕林海(1977—),男,江苏南京人,博士,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大学生学习研究、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8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大学生的深层学习及相关影响要素研究”(项目编号:18JYB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20)01-0085-13

  一、研究缘起:“中国学习者沉默研究”的文化聚焦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沉默”似乎是一个描述“中国学习者”学习特征的重要语汇。它之所以被提出并广受关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学习者悖论”所带来的广泛影响。20世纪90年代,一大批在大学学习研究领域蜚声全球的欧洲学者被陆续延聘至港岛各大学,他们来港之后突然发现,西方学术界过往所精心构建的大学生学习理论,在东西文明汇通之地的香港竟至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1]具体地,西方教育界大力标榜的“学生活动、自我管理学习、学生中心、合作学习、热烈讨论”等理念,在“东方课堂”中很少出现;不仅如此,“高度威权化、老师讲得很多、学生很少发言、紧张而有压力”等被西方人认为与“优质学习”不相匹配的中国课堂特质,却塑造出了卓越的中国学习者。[2]令西方学者困惑不已的“中国学习者悖论”[3]就在上述的强烈“教育滞差”中自然涌出了。

  “中国学习者悖论”既像一个漩涡点,又更像一个“文化透镜”。有关中国学习者特质的研究不断被卷入这个漩涡中来,进而又不断被置于文化的镜像下加以检视。由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乃至东亚)学生的课堂沉默”就成为了很多西方学者眼中最具“文化意蕴”的“教育议题”。例如,布拉多克(Braddock)在澳洲的调查表明,60%的大学教师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学生是安静和被动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普遍感受到了来自美洲、欧洲学生的交流热望。[4]克塔兹和金(Cortazzi & Jin)对15名受聘于中国高校的西方教师的访谈也证明,西方教师对中国学生的勤奋、坚持、友善和强烈的学习渴望持正面印象,但对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不积极、羞涩、被动抱持着“负面感受”。[5]琼斯(Jones)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调查也证实,66%的受访教师认为,来自亚洲的非英语母语学习者,有着强烈的课堂沉默表现,这与来自欧洲的非英语母语者呈现出强烈反差。[6]刘和利特伍德(Liu & Littlewood)的研究也发现,在英国留学的日本学生不愿意参与到论辩或辨析的话语活动中,这很可能是日本乃至中国儒学影响下的东亚学术文化所导致的。[7]

  近年来,一些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学者的文化感受,“课堂沉默”愈发被凝聚为一个独特的“中国教育事实”。2009年,清华大学史静寰教授领衔展开的“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表明,34%的清华学生自我报告“从未在课堂上发言或参与讨论”,而美国学生的比例仅为5%。[8]南京大学展开的多轮SERU(Students’ Experience in Research University)调查也反复证明了中国学生“课堂沉默”的稳定性特征。[9]具体地,2012年度的调查表明,“经常”或“频繁”参加课堂讨论的南大学生比例为14.1%,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比例为37.6%;2016年度的调查表明,南大的比例只提升到18.0%,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比例达到了39.4%,美国研究型大学联盟的比例更是高达41.0%。[10]此外,更进一步地,作为大学教师在美国、澳大利亚大学的亲身访学经历,无疑使我对“犹豫说话者”[11]这一描摹“中国学习者”特质的形象化表达有了一种更加切身的体悟。

  这种作为中国学生“日常呈现”的“课堂沉默”,的确也引起了一部分具有敏锐度的中国学者的尝试性关注。但相关研究在展开探究之前就设定了一个前提,即把“沉默”更多地作为一个“否定性”的语汇来解析。笔者以为,这种“假设先定”或许溯源于一种“理论先定”,即,无论是日本著名学者佐藤学的“对话教学”,还是美国著名教育理论家麦肯齐(McKeachie)的“主动学习”,抑或是美国本科教育研究者齐克林(Chickering)的“作为优质本科教育原则的课堂讨论”,都被不少研究者“绝对化地先定”为“主流的”“标准的”教育话语,这进而又“暗定”了“说话”的“绝对性”的正向意义。[12]沿着这样的理论基调,“课堂沉默”常被视作是学生作为“课堂局外人”的表现,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学生对课堂的漠不关心”[13],进而,学生上课前的准备不够、教师讲课的水平不高、学生课堂的投入不足等“技术化”或“行为化”要素,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认定为“课堂沉默”的生成缘由。笔者认为,已有的研究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但“先定的理论预判”以及随后的机制论说,使得这些研究很可能撇开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辨析与价值解读,导致“沉默”背后的更具中国传统意蕴的“本土化”特征被遮蔽了。

  由此,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对于中国学生的“课堂沉默”,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视域”中去展开“行为取向”或“技术取向”的“现象式”挖掘,而更应跃迁到“文化视域”中加以深究。“沉默”,对于很多中国学生来说,不仅仅是由于课前准备不足、不认可老师讲课所导致的一种纯“课堂情境行为”或“技术牵引的行为”,它实在是承载了比西方学生更多、更复杂的“文化意蕴”,甚可而言,它更是一种“文化行为”。“沉默”的表象背后包裹着“面子”“利他”“中庸”“静思”等极具中国文化深意的要素。借用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Inkeles)的观点,“沉默”是一种深刻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众数人格”[14],这种“众数人格”是通过“濡化”而镌刻在每个中国学生内心深处的文化印记,它“是一个群体习得的文化建构产物,它指导甚至决定了人们的行为”[15]。正是基于上述的思考,我们要揭开“沉默”面纱,就需要跳出教育学的技术话语圈,勇敢地走入并沉浸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之中,深入且辩证地领会“沉默”所承载的丰富且复杂的文化意蕴。 

  二、“谨言慎行”的文化辨析及与“利他沉默”的伦理关联

  对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的本质剖析,虽然各派学者的观点和表述不尽完全相同,但总体的“伦理导向”之定位是一致的。钱穆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是“人本位”的,强调“做人”,人道即天道,人性与天性合一,即“性道合一”。[16]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教授也认为,中华文化也谈宇宙论,但它却是为“中华伦理体系服务的”,中华文化的主导倾向是“伦理品格”。[17]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更是指明,中国人也像西方人一样研究“天道”,但中国“以天为则”的目的是为了涵养“天人合一”以至“天人合德”的“人本伦理精神”。[18]由上推知,对中国学生的“课堂沉默”加以“文化聚焦”,其实就需要对“沉默”进行“伦理聚焦”或“美德聚焦”,而这自然导向对中华文化典籍的挖掘与省思。

  (一)中华文化对“沉默”的伦理聚焦——谨言慎行

  其实,中华文化对“沉默”有着明显的伦理定位,它更强调“沉默”是一个君子对自己“言语行动”的反思、控制甚至于警惕,其中,“谨言慎行”就是中华文化对“沉默”内涵的最深刻、最具凝聚性的伦理表达。《礼记·缁衣》中有言:“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19]由此,在儒家文化体系下,君子的“谨言慎行”是一种修身之道,他的言行对普通民众有一种“化民成俗”的“教化”之功。因此,对于君子的日常表现而言,应当“慎尔出话,敬尔威仪”[19]。也就是说,君子对自己的说话应当谨慎,对自己的威仪应当警惕。明朝洪应明的《菜根谭》可谓是一本关于中国人处事立命的智慧集大成之书。书中亦有云:“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骈集;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兴。君子所以宁默毋躁,宁拙毋巧。”[20]这即指明,“谨言”其实和“守拙”一样,都是中国人处事的德行智慧。这种德行智慧的思想在老子的《道德经》第五章中其实就被道破了:“多言数穷,不如守中”[21]。按照老子的观点,“多言”往往会让人“走投无路”,这是不符合“道”的,因此,应当“守中”,“守到内心之中”,以此“育养精神,爱气希言”。

  中华文化对于“沉默”的伦理定位,其实与前文所述的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思想是彼此一致的。“大音希声”[21]、“行仁为善不用言语”[22]、“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3]等,这些都是“天道”的体现,而“天道有化生万物之德,应当以天道贯人事”,因此,现实世界中的人应当“仿效天地之德”,秉承“行胜于言”的中华最高伦理智慧。

作者简介

姓名:吕林海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课题:

2018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大学生的深层学习及相关影响要素研究”(项目编号:18JYB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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