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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探索高等教育的“中国经验”
2019年12月03日 10:24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2期 作者:邬大光 字号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视野;中国经验

内容摘要:在现阶段,回顾“跟跑”的历程,反思“并跑”的不足,并找准“领跑”的方向,才能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才能让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实践”成为“中国经验”,中国高等教育才具有“领跑”的实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视野;中国经验

作者简介: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努力探索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型”国家,我国高等教育经过了“模仿”西方高等教育的阶段,在数量规模上初步具备了与西方高等教育并肩前行的条件。实践证明,基于国情与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经验在我国的“适用性”相对有限,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特征。高等教育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在现阶段,回顾“跟跑”的历程,反思“并跑”的不足,并找准“领跑”的方向,才能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才能让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实践”成为“中国经验”,中国高等教育才具有“领跑”的实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视野;中国经验

  作者简介:邬大光,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甘肃兰州 730000;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100191

  我国近代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已有百余年历史。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既让国人兴奋,又让世界瞩目。近年来,“跟跑·并跑·领跑”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一组流行的话语,其涵义十分清楚:“跟跑”,即坦承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是“模仿”西方国家的脚步前行;“并跑”,即感觉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水平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并肩”前行;“领跑”,即表明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对未来充满发展自信,也表明未来的发展必须依靠自己探索,并希冀具备“带领”我国和世界高等教育前行的能力。“跟跑”这一判断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但目前是否已达到“并跑”水平,还需具体分析;如何实现“领跑”这一目标,似乎还有一定距离,而真正从“跟跑”和“并跑”实现“领跑”,既需要对历史上的“跟跑”和现阶段的“并跑”进行全面反思,更需要找准方向,理性规划。因为,“领跑”是开辟一条新的高等教育“赛道”。

  一、对我国高等教育“跟跑”的反思

  承认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处在“跟跑”阶段,即“模仿”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前行,这是一种理性自省,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以来,将其称之为“舶来品”是学界的共识。但我们“舶来”的是什么?在“舶来”的过程中有何经验教训?可以说学界对高等教育“舶来”现象的反思一直很不够。应该说,我国高等教育走“舶来”之路大约半个世纪,是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的“捷径”,是“后发国家”高等教育起步和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如何摆脱路径依赖的历史惯性,在“舶来”的基础上改造和创新,尽快走出自己的路,是未来实现“领跑”需要面对的现实重大问题。

  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跟跑”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跟跑”的是欧美高等教育模式,时间从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产生到1949年;第二个阶段“跟跑”的是苏联高等教育模式,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到1966年;第三个阶段“跟跑”的是欧美高等教育模式,时间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今。前两个阶段“跟跑”的足迹十分明显,第三个阶段则相对复杂,既延续了“跟跑”的惯性,也可以找到“并跑”的特征,还出现了“领跑”的苗头。

  从大学传统和基因维度来看,1949年之前,我国高校依据办学主体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为民族实业家创办的大学,如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等;其二为国民政府及地方军阀创办的大学,如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其办学的组织架构和人才培养模式均模仿西方大学;其三为西方宗教组织创办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这些教会大学自然是典型的西方大学模式;其四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的“红色大学”,如抗日军政大学等,虽然这些“红色大学”成立时间较晚,且数量不多,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属性,但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有其“特殊”地位。

  从“跟跑”的目标来看,上述四类高校除了根据地的“红色大学”,其余主要是“模仿”欧美和苏联大学模式。如在第一个阶段,当时大学内部的基本制度和组织架构,几乎都是“校-院-系”的组织架构,人才培养几乎都是“主修和辅修”模式。而到了第二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初转向全面学习苏联,上述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国家统一办学,普遍开始实行“校-系-教研室”的组织架构,人才培养全面实施“专业教育”等。到了第三个阶段,“跟跑”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从“跟跑”苏联转向欧美,且借助经济的高速发展,推高了高等教育的自信心,出现了“并跑”的势头,但总体而言,依旧没有摆脱“跟跑”的惯性。虽然前两个阶段都属于典型的“跟跑”,但跟随的目标截然不同。

  从“跟跑”产生的影响来看,前两个阶段对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第一个阶段的欧美大学模式持续了50年左右,到了第二个阶段已荡然无存,故对第二阶段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虽然第二个阶段只有17年,但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今天高等教育的主要活动依旧可以看到第二个阶段的痕迹。究其原因就是第三个阶段的大学管理者,几乎都是第二个阶段的大学毕业生,对第二个阶段的办学模式有“基因”和“血缘”上的认同感。

  从动因来看,三个阶段的“跟跑”有各自不同的动因。第一个阶段对欧美大学的模仿,是基于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的“被动模仿”,即本土书院转近代大学的“断裂”,彼时国内高等教育资源匮乏,使得我国近代第一批大学几乎都是以西方大学为“蓝本”;由于本土人才缺乏,教师队伍主要是以欧美学成归来的学者为主。今日回溯那些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学,就会发现这个“独特”现象。第二个阶段对苏联的“跟跑”,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自上而下”的模仿,与其说是“模仿”,不如说是“照搬”,且是完全、彻底的“照搬”。第三个阶段是“重拾”对欧美大学的模仿,即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模仿。之所以界定为自发的“自下而上”,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宏观管理层面,从来没有提出学习欧美大学模式,而是部分院校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探索”,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性质。

  纵观世界大学发展史,后发国家高等教育起步之初,“跟跑”是一个普遍现象。“跟跑”是学习、是借鉴、是“走捷径”的过程,也为后来可能出现的“并跑”和“领跑”积攒能量。从这个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几十年的“跟跑”实属正常,且尝试了西方主要国家不同的高等教育“赛道”,包括美国、法国、苏联、英国等,有的“跟跑”时间较长,有的“跟跑”时间较短;既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既有历史的,也有当下的;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总体而言,也许由于频繁的更换“赛道”,以及跟跑者持有的追赶心态,忽略了国情与文化的差异,都没有完全实现“本土化”改造,似乎都没有在我国扎根。

作者简介

姓名:邬大光 工作单位: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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