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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权贵的生成理路与制度规约
2019年05月20日 11:08 来源:《高校教育管理》2018年第5期 作者:余利川 段鑫星 字号
关键词:学术权贵;学术权威;行政权威;生成理路;制度规约

内容摘要:要规制学术权贵,我们应坚持“双阶梯”的职业标准,剥离学术权贵的双重权威;夯实学术组织的权力基础,完善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返还基层学术弱势群体的权力,落实教职工的实质性参与权。

关键词:学术权贵;学术权威;行政权威;生成理路;制度规约

作者简介:

  原题:学术权贵的生成理路与制度规约

  作者简介:余利川,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大学治理研究;段鑫星,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江苏 徐州 221116

  内容提要:游离于学术共同体与科层组织之间,享有学术、行政资源和权力的学术权贵,显现出谋求学术与行政双向寻租、“竞官聘长”寻求行政性依附、跃升至学术“圈层”顶部的主要特征。在个体职业化转向组织职业化的过程中,多元权威聚合模式与利益驱动为学术权贵的形成输送了根本动力。学术与行政权威的“垄断”获益倾向,专业学者学术权威认同弱化,基层学术决策重心上移的共同作用,使学术管理者异化为学术权贵。要规制学术权贵,我们应坚持“双阶梯”的职业标准,剥离学术权贵的双重权威;夯实学术组织的权力基础,完善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返还基层学术弱势群体的权力,落实教职工的实质性参与权。

  关 键 词:学术权贵 学术权威 行政权威 生成理路 制度规约

  标题注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4XT07),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资助项目(SJCX17_047)。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8)05-0088-09

  存在于大学内部的专业学者和行政管理者两大核心主体拥有不同的角色以及与之对应的合法性权力来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权责边界不明晰,行政权力“漂移”至学术领域,“强行政、弱学术”的整体权力结构倒向与学术生态,吸附了部分以学术权威为根基的专业学者走向“仕途”,转变了专业学者的权力结构,亦即在学术共同体内出现异化现象。学术权贵即占据学术系统重要位置,享有对学术资源分配权,拥有学术主导权的学者[1]。进一步看,学术权贵表现出“官学互动”“学商协同”,掩藏于程序合法、制度合理的外衣之下的主要特征。学术权力接受行政权力的输入“供给”,学术权力亦“反哺”行政权力;通过更加隐秘的途径渗透进高校决策权力体系,学术权贵能够攫取相应的学术资源,弱化并碎裂学术共同体[2]。

  研究认为学术权贵的角色不能停留于“学者”这一层面,还应指享有学术、行政权力与资源的特定群体或处于学术共同体顶层的特殊层级。其特殊之处在于将本该为学术共同体所有的学术权力和行政组织所有的行政权力,集聚至个体并成为少数人所享有的特权。学术权贵依存的两大核心要素是权力和资源。其中权力包括因专业学术权威而被赋予的学术权力和因自上而下的公开任命以及依据某一行政职位而拥有的行政权力;资源包括学术资源与行政资源以及因行政职位而衍化出的学术、行政资源。探究学术权贵现象以及隐藏于其后的生成逻辑,有助于揭示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异化的动因,展现学术权贵的形成轨迹;厘清学术权贵“学者”与“官僚”的双重角色以及权力来源,并回应如何应对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根本问题。

  一、大学学术权贵的主要表征

  学术权贵是游离于学术共同体与大学行政管理组织之间的特殊群体,“左右逢源”,即在制度规约不足的情况下,将高学术权威与高行政权威逐步集聚于个体手中并使其享有学术、行政领域的双重权力和资源。谋求学术与行政的双向寻租,“竞官聘长”寻求行政性依附,跃升至学术“圈层”顶部是学术权贵的主要表征。

  (一)谋求学术与行政的双向寻租

  学术共同体内存在诸多学科以及围绕学科而形成的各级各类学术组织,在不同学术组织或学科内,学科带头人、科研院所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等起到标杆性作用,拥有较高学术权威;在发展过程中,学术权威集聚者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学者,转变为不同学科中具有绝对权威和影响力的“学霸”“学阀”,把握、控制着相应的学术组织;凭借自身学术成果和影响力,“学霸”成为该学术组织的“代言人”[3]。

  具有“学霸”角色的学术权贵,将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集聚于自身,在学科研究领域拥有专业话语权,同时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拥有命令、控制等行政权力,在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的情况下易产生“用学术为行政”和“用行政为学术”的两种双向寻租现象。就前者而言,大学以学术为主、崇尚学术的价值传统,为拥有学术积淀或学术权威的“学霸”“学阀”们转向行政领域或巩固行政权力,出任“校长”“处长”“院长”等行政职务提供了合法性认同的基础。就后者而言,学术权贵拥有借助行政职位衍化而来的行政权力和相应资源,在参加学科带头人或行政负责人会议,申报、主持学术项目,外派交流学习,获得学术奖励或学术荣誉称号,赢得学术评价等方面,具有比普通专业学者更多的机会和更为便利的条件。学术权贵通过宣传自我学术思想与主张,结识学科圈内的专业学者或权威人士,行扩大或巩固自我学术地位之实,壮大自我或其所在学术圈子的学术权威与影响力,累积学术资本。

  (二)“竞官聘长”寻求行政性依附

  大学内部学术权力行政化的现状和“弱学术、强行政”的困境,使部分专业学者努力寻求行政权力的认同与支撑。从学术权贵职业发展路径来看,大学教授竞选校长、处长、院长等现象屡见不鲜,这反映了部分具有较高学术造诣且想从事行政工作的专业学者在获得相应学术成果后,遵从“学而优则仕”的职业发展轨迹,趋向谋求行政职位。由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依存,在获取和调配学术资源时,相对于无行政任职的普通研究者,拥有行政职务的学术研究者更易取得相应学术资源与学术成就[4]。

  从学术组织的内部管理模式来看,为追求更高的学术效率与产出,集聚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学术权贵成为学术共同体与科层组织的双重“代言人”,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政集权管理模式不加区分地主导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行政权力推动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以行政命令“发包”学术研究经费、学术资源注重评估量化的显性学术成果,促使行政逻辑取代学术逻辑,行政权力处于支配位置[5]。这打破了学术共同体内部本应该有的平等、协商和自由对话的共识达成与决策机制,抽离、架空、掌握了学术共同体“底部厚重”的基层权威,加剧了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依赖。行政权力的“一元性”“整体性”等嵌入学术共同体内部,学术权贵因而成为大学内部的管理垄断者或固化阶层,“独享”学术与行政权力。

  从学术组织成员的角色与内部结构看,行政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的角色往往是相互交织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校长、院长、处长一般也是学术研究者。通常而言,具有行政权力的管理者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专业权威,而具有学术专业权威的学者也向往或者拥有一定的行政职位。据李海萍教授对我国约100所高校的抽样调查,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成员身份同任处级行政职务管理者、系主任间的相关性分别为0.786、0.910、0.738,0.916、0.721、0.721[6]。这既表现出拥有双重身份的“双肩挑”干部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高度聚合于同一主体,也表现出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行政化倾向。借助“官学一体”的独特身份和所处“有利地形”,部分“双肩挑”人员抢占科学研究与学术资助的公共资源,既打破了既有公平公正的学术竞争原则,也不利于真正学术研究的开展[7]。

  (三)跃升至学术“圈层”顶部

  当下,学术的门派化、等级化、体系化、宗师化进程开始成为学术圈中常见的学人人际新常态[8]。就学术共同体内部而言,横向的“学术圈子”和纵向的“学者层级”相互交织,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内在层级结构,即学术权力层级化,学术权威高度内聚于顶层,呈现“金字塔形”式的权力结构。文章结合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组合可能及教师参与学术治理的可能性勾勒出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分层结构与上升途径。

  由内至外,第一圈层为拥有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学术权贵。该圈层占据着学术、行政资源和权力优势,成为学术治理中的精英阶层。该圈层一方面在维护“学术近亲”圈子的利益时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另一方面吸附并控制处于第二圈层中仅仅拥有单边学术权力的专业学者或行政权力的行政管理者。拥有行政职务的教师既是院长、处长,也是教授,在学术组织内拥有相应“席位”和学术话语权,乃至成为学术权威。因而在参与学术事务决策上,一般教授没有过多的发言权、参与权,学术权力“弱化”“虚化”“受控”,并不能对行政权力形成实质性的监督、制衡[9]。第二圈层夹于学术权贵和普通教职工之间,主要由并不同时具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和相应资源的专业学者或行政管理者构成,仅在学术研究或行政管理的单一领域拥有话语权。该圈层一方面受内部核心圈层的强烈“引力”影响,向内依附并趋向于学术权贵阶层;另一方面主动吸附外围圈层内的优秀教师,补充和壮大第二圈层。第三圈层为普通教职工,其置于“学术圈子”的外围,其参与学术与行政决策的权力小,不能直接接触核心的学术与行政资源,参与学术治理的可能性较小。高校在实现基层学术治理的过程中,处于学术权力内核圈层的是党政核心领导,其次为其他行政领导,边缘部分是普通教师[10]。

  二、学术权贵权力基础的逻辑证成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别内嵌于不同职业属性的个体之中,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也一直是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主题。专业学者和行政管理者都是大学两大主体,而学术、行政主体目标的实现不等同于大学组织目标的实现,如何使学术权力或行政权力为集体所行使,如何实现学术与行政专业主义的组织化与制度化,应是调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关键。鉴于学术与行政双重权威高度集聚,学者自身对学术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弱化,行政权力“磁场”对学术领域强劲吸附,院系基层权力决策“重心”上移的共同作用,权力异化现象在个体职业化转向组织职业化的过程中形成,即本应为学术共同体所有及制度化的学术权力和本应为行政组织所有及制度化的行政权力,被少数具有高学术权威和高行政权威的学术权贵所掌握。

  (一)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的应然互动逻辑

  厘清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是剖析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平衡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关键。以学术权威和行政权威的高低为划分标准,文章将从事学术性事务和从事行政性事务的各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及对应角色划分为如下四种基本模式(见图1)。

  

图1 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的应然作用逻辑

  Ⅳ类主体为普通教职工,具有低学术权威和低行政权威。该群体主要分为不具备学术权威或专业影响力的普通教师和不具备决策、命令权威,执行上级任务或指令的行政人员。前者处于学术共同体底层,主要为初入职场,缺乏教学、学生培养等专业技术与经验,暂时不能晋升的教师;后者处于大学各级各类行政职能部门的中下层,如各级职能部门办事员、基层管理者、文员秘书、后勤职工等。

  Ⅲ类主体为行政管理者,拥有高行政权威,不具备学术权威。大学行政管理者拥有不同层次和范畴的行政权威,不同层级的行政管理者所拥有的行政权威合法性基础存在差异①。不同于大学内部各级职能部门、二级学院(部)负责人的内部任命,大学校级行政管理者多经由教育部、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地)市政府等以外部人事任命的途径,公布人事命令。因而校级行政管理者拥有“双层”行政权威,即政府公开任命的公共行政权威和对大学内部科层组织的管理与领导权威。而大学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二级学院院长等,更多拥有的是大学“自上而下”的行政委托权威。

  Ⅱ类主体为专业学者,享有高学术权威,不具备行政权威。在“厚底部”的基层院系组织内,因学科差异,专业学术权威在学术共同体内以分散的“原子”形态存在。专业学者长期关注或研究某一问题,在某一学科或者具体研究领域拥有专业话语权与影响力,主要从事学术性研究而不担任行政职务,一般具有教授、副教授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拥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Ⅰ类主体为学术管理者,集聚了学术共同体的高学术权威与科层组织的高行政权威。在既有学术与行政组织运行规则的制衡之下,学术管理者作为学术组织与行政组织运行与合作的中介或代理人,在行政体系内担任较高行政职务,享有法定的行政权力,也在学术共同体内担任学术职务或享有相应的学术头衔,如“学科负责人”“学科带头人”“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点负责人”等。

  (二)学术与行政专业主义的个体职业化②

  个体职业阶段将“Ⅳ:普通教职工”“Ⅲ:行政管理者”“Ⅱ:专业学者”三类基本角色模式置于大学组织语境之下。通过剖析不同主体的职业发展路径发现,“主体Ⅳ→主体Ⅲ或主体Ⅱ”之间均存在着一条相似的职业与角色转换理路,即一般而言,在专业组织内部,普通教师或行政职员通过发展个体自身的职业能力提升专业权威。

  1.积淀高深专业知识,获取学术权威。普通教职工(Ⅳ)往往寻求向专业学者(Ⅱ)的角色转换,也即学术共同体内部分拥有低学术权威的教师,通过提升职业能力逐渐发展为拥有高学术权威的专业学者。贝塞斯(Philippe Bezes)等认为,专业人士均不同程度地拥有专业知识、获取经验的实践认知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拥有自我职能的统一理念以及在专业或职业化过程中的集体认同[11]。就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而言,两者存在本质差异:学术权力源于掌握精深的专业知识、技能而拥有相应的专业权力;行政权力内嵌于组织科层之内,“自上而下”,以官僚权限为基础[12]。专业学者的学术权威源于对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高深学问与专业知识的占有、传承;源于对不同学科领域内学科知识、研究范式和专业话语的把握与影响力。低学术权威的“主体Ⅳ”若想要获取学术权威、拥有学术权力,就需要不断提高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学术能力,提出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赢得学术共同体内部专业学者的承认与认可,获得学术共同体多数成员的同意与授权;在平等竞争、共同协商、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学术绩效和学术成就评估,获得学术组织的正式肯定或认同,逐步积累学术荣誉,晋升学术、专业技术职称等。

  2.提升服务与管理技能,获得行政权威。普通行政主体也往往会寻求向行政管理者进行角色转换,即大学科层组织内处于“金字塔”底部的行政职员,其向上爬升,不断获取行政权威。与学术共同体内学术权威平等、民主、透明的特性不同,韦伯式“自上而下”的科层组织具有明显、严密的等级属性,大学内部存在“校-院(学部)-系”三级管理体制或“校-院(系)”两级管理体制。周光礼教授认为,大学的行政权力既包括因政府横向职能分权(授权/委托)而具有的部分公共行政权,也包括大学作为科层组织的自治行政权[13]。底层行政职员要获得行政权威或行政权力,应遵从行政管理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标准,掌握标准性知识和专门技能,接受规范的职业培训与晋升流程。行政管理崇尚效率价值、行政调控、执行能力,强调实现大学、二级学院的发展目标,注重降低大学运行与维护的成本,实现管理、服务能力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就大学学院治理而言,学者钱颖一指出行政管理者的主体应该是职业化职员(Professional Staff)。在从事学院的管理和工作事务时,大学需要从市场招聘职业队伍,拥有行政管理的职业晋升通道,以管理和服务水平为衡量标准,具有与公司运行一样的职业化管理规则[14]。对于具有低行政权威的“主体Ⅳ”而言,其想要获得高行政权威,既需要提升行政服务与管理的综合技能和水平,也需要遵从专业行政管理和评估规则,不断地晋升行政职级,取得“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威。

  (三)学术与行政专业主义的组织异化

  组织职业化阶段,应然状态下,“Ⅱ:专业学者”“Ⅲ:行政管理者”“Ⅰ:学术管理者”三类基本角色的组织职业发展路径如下:专业学者和行政管理者由个体职业化转向展现集体权力结构与活动方式的组织职业化,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运行以组织规制为准。实然状态下(如图2所示),我们将“主体Ⅱ或主体Ⅲ→主体Ⅰ”的角色转变路径置于大学现实组织语境下,因学术与行政权威的“垄断”获益倾向、专业学者学术权威认同弱化、行政“磁场”吸附专业学者、基层学术决策重心上移的共同作用,拥有高学术权威的专业学者或高行政权威的行政管理者并非转向为学术共同体和大学内部行政组织所认同的主体“Ⅰ:学术管理者”,而是异化为集聚高学术权威与高行政权威的主体。

  

图2 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的实然作用逻辑

  1.学术与行政权威“垄断”获益倾向诱发学术与行政的双向寻租。公共组织中,日益强化的管理色彩并不一定简单地形成“管理化”的职业,而可能转变为叠加或共存的形式,借此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士“垄断”管理职能或者形成新的公共专业者[15]。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认同基础看,大学既有专业化组织基于专业知识、学术自由、共同治理等文化传统与组织结构特征的一面;也有普通科层组织基于命令、执行、效率、目标实现的一面。大学独特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内部存在双重权力来源,即“自下而上”的学术权力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对于仅拥有高学术权威的“主体Ⅱ”或高行政权威的“主体Ⅲ”而言,其若想要上升为大学内部的集权者和管理者,主导学术性事务和行政性事务,则需要“填补”个体权力结构中缺失的行政权威或学术权威,以行政职位谋取学术成就,以学术成就助推行政职位。这就催生出学术与行政的双向寻租问题,即“用学术为行政”和“用行政为学术”。

  就“用学术为行政”而言,专业学者或学术共同体让渡部分学术组织和专业群体的学术自主权换取行政职位或行政资源。随着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结构的多元化,他们为实现学术团体的利益,不惜让渡部分学术绩效评估权力、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修改权、专业人才引进与晋升话语权、科研项目评定权给行政主体。在学术趋附于行政的情况下,行政力量逐步介入并抛出各种“诱饵”,将学术精英、专业学者吸纳到院长、处长、校长的行政职位上,诠释了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深度“依恋”。加之个体学术权力滥用行为问责标准缺失,专业学者通过“移植”行政管理者的职业发展模式,向行政权力靠拢,忙于获取行政权力攫取相应的学术资源。

  就“用行政为学术”而言,其一,行政管理者凭借强势的行政权力,侵入学术共同体内部,“越位”主导学术事务,积攒学术人脉与资源。由于行政力量占据主导地位,部分行政管理者以行政性公文和自上而下的科层权威施压,以行政运行模式与运行机制左右学术组织的内在运行,挤压学术权力的活动空间,维持行政一元制的权力格局,并借助行政职位衍化而来的行政权力攫取相应的学术资源。其二,行政管理者复制专业学者获得学术权威的职业发展路径,巩固其已有的行政地位优势与行政权威;行政管理者借助已有的“职级”与“名号”,忙着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主导申请学术研究项目、参评教授或研究员等专业职称,积淀学术资本与影响力,获得或者扩大学术共同体成员对行政治理主体的学术认同。

  2.专业学者的学术权威认同弱化,吸附于行政“磁场”。受部分专业学者放弃学术权威的合法性认同以及大学内部“强行政、弱学术”组织权力架构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已具有一定学术权威的“主体Ⅱ”向“主体Ⅰ”转变,即一部分专业学者主动向行政权力靠拢,“竞官聘长”,谋求行政职位,呈现出“行政本位”倾向,成为行政权力的依附者。由于专业学者对学术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弱化,加上大学内部根深蒂固的“行政文化”,行政权力主导着大学的管理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文化价值观”的异化,学术成为谋取行政权力的工具,追逐行政权力并使之与学术权力“相得益彰”,这成为一种时尚[16]。部分专业学者对“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认同与向往程度大于对“自下而上”的学术权力的合法性认同,原本信从专业学术权威的学者转而“迷恋”行政权威,这弱化了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权威合法性认同的情感、价值基础。相对于求真、求实的朴素学术价值传统,部分专业学者自我“沉沦”,更愿意追捧和认可能够为其带来行政资源、相应职位、直接利益的功利性行政文化。

  就行政“磁场”吸附专业学者而言,“行政权力一边倒”的权力格局形成,大学内部的行政机构、行政管理者通过行使行政权力,以资源调配、绩效评估、目标实现等途径,直接或者间接地赋予甚至强化了行政权威的实际影响力。行政权力就像具有巨大引力的潜在“磁场”一般,不断吸附专业学者进入科层组织之中。在新公共管理改革影响下,我们将效率、质量等外部绩效评估标准和价值准则引入大学,强调评估、产出和目标实现;同时在大学内部兴起审计和怀疑文化,弱化大学内部的信任机制,从而将本来属于专业人员和学术研究者的权力转移至行政管理者或学术官僚之手[17]。行政部门掌控着学术发展所需的财政预算、人事审核、人才培养等主要权力与资源,并以资源为基础衍化出行政控制权力。相对于学术资源,行政资源过度膨胀,专业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受挫,从而主动向行政权力靠拢;当学术权力虚化到无法满足学者的学术资源需求时,学者往往会委身或投靠于掌控资源的科层组织的行政权力[18]。对于仅仅拥有专业学术权威的部分学者而言,若想要接近或掌握行政权威,摆脱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并成为资源配置主体,就需要以放弃或者让渡部分学术自主权威为代价,成为大学行政管理“体制内”的一员。

  3.基层学术决策重心上移,形成学术“圈层”结构。从底层学术决策机制看,大学具有明显的“底部沉重”的特性,学术共同体通过坚守传统学术文化资本和专业象征、学术自主精神与文化等,赋予学术权力合法性认同来源。然而拥有高学术权威和高行政权威的学术权贵将底层原本应平等享有的学术权力集聚至少数群体手中甚至成为个体权力,使学术决策权力重心上移。学术组织内部的学术官僚,内嵌着专业学者和行政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以及相应的权力。以效率、命令、执行与目标实现为主要动力的学术官僚,将学术共同体分层、分等,打破了学术共同体成员平等参与、民主协商、达成共识的传统自主决策机制。对于大学内部常见的“双肩挑”职位而言,其职位属性决定了其主要角色定位是行政管理者,而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者,行政管理是其主要职责和本分。对于“双肩挑”干部而言,他们会遭遇“双肩挑”角色冲突,其内在的学术角色认知与实现也将不同程度地被行政角色及行政权力所裹挟。因此,“双肩挑”干部人事制度使“双肩挑”人员易于获得院系学术委员会等各种学术治理组织的委员职位,使学术治理演变为“赢者通吃”的游戏,从而进一步强化学术权力的行政化色彩[10]。

  就学术共同体参与机制而言,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内学术圈子之间的分隔与连接的基础是学科及相应领域的学术资源[19],基于学科发展、学术传承与延续过程产生了“师出名门”“门派体系”“同宗同门”等关系。在熟人社会与乡土情结的文化环境下,基于学科联系的关系网络演变为学术权力运作同盟的纽带,使得中国高校的文化模式和心理特征表现出极强的“关系意识”[4]。学术权贵成为同类学术圈子中的“领导者”,以异化的“师徒关系”“学术近亲”网络为中介,允许具有人情关系的圈内学者流进流出,阻隔陌生的圈外学者进入,抢占不同研究领域的“山头”,维护“学术圈子”的学术利益。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成员存在学术决策参与范畴小、决策权力行使水平不高、学术决策质量低等问题[20]。从大学组织结构属性看,不同于一般的有序组织,大学是松散耦合的体系,在体系内部的个体或者组织单元均能够自主决策。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有组织的无序状态(Organized Anarchy)为学术权贵插手学术事务、主导学术决策提供了有利条件。学术权贵将行政权威作用于学术资源配置、学术成果评估、专业人才聘用与晋升等学术事务,普通专业学术人员的学术参与权威和决策权威弱化,从而成为学术治理的边缘群体。

  三、学术权贵的制度规约路径

  要实现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良性运转,我们应阻隔或者切断学术权贵抬升其身份与地位的内在权力与利益动力源,优化行政人员的职业化过程;夯实学术组织的权力基础,完善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返还基层学术弱势群体的权力,落实教职工的实质参与权。

  (一)坚持“双阶梯”的职业化标准,剥离学术权贵的双重权威

  大学应坚持学术与行政的双重职业发展标准,坚持学术与行政“分类治理”;依据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差异,通过“双阶梯”职业化标准剥离学术权贵集聚的高学术权威与高行政权威,阻隔学术权贵为抬升地位而谋求学术与行政双向寻租的动力源。大学内部存在专业教师和行政管理者两大主体,因而大学也应分别为教师和管理者提供平行有效的学术生涯和管理生涯“双梯阶”职业发展路径,杜绝学术“关系化”,围绕院系探索共同体文化[21],使专业学者不再“醉心”于“竞官聘长”等行政化行为,使行政管理者不再为学术绩效考核而“奔波”。

  就专业学者而言,大学强化对学术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增强学术自主的非制度性约束。大学学术自主的文化价值观念、传统、认知体系等具有强劲的生存韧性,具有规范和引导专业学者行为与价值的潜在作用。针对当下大学内部学术与行政“双肩挑”“角色混搭”“兼职”“混权”现象,大学应坚持以学术为志业,追求学术卓越的学术价值观,坚持理性认知与人文主义的学术文化;强化“为学术而学术”、追求学术创新与卓越的信念,强化视大学为教育与学术机构、视“追求真理、探求新知”为大学的终极使命和视教育与学术生产力为大学命脉之所在等核心理念[22]。

  就行政管理者而言,大学应探索大学行政管理岗的职业化道路:为学校各级行政管理团队提供职员制等职业生涯发展机制,避免行政干部只有通过写论文、评职称才能提高待遇的境况[23];注重考评行政管理者的行政绩效,制定并实施属于行政管理者的学术评价标准或评估行政管理者的基本学术能力与学术成就,弱化对行政管理者的学术专业权威与绩效要求,规避行政权威“漂移”至学术领域的风险,使行政管理者不再为提升学术权威而越权插手学术事务;确立和完善行政人员的聘任、晋升、考评等人事机制,着重考核大学内部各级各类行政管理者对所处职能部门乃至大学发展的行政绩效水平和服务能力。

  (二)夯实学术组织的权力基础,完善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

  壮大学术权力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互制衡,建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元良性互动结构。当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失衡,强势的行政权力形成“权力磁场”,吸附“弱权”“少权”的学术共同体成员进入科层组织。为获得行政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和行政权力的潜在资源,部分学者情愿让渡学术自主权,主动索取行政权力,谋求行政性依附。大学应依据纯学术性事务、交叉性事务、纯行政性事务的属性差异,以章程建设、规则设定等制度路径,有针对性地巩固或扩大学术组织的决策、参与和咨询权力范畴:对于专业学科设置、学位授予条件、招生流程与标准、教师评聘与晋升办法等纯学术性事务而言,由拥有长期专业学术训练与积淀的学术人员组成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其进行决策;科研项目评定、教学与科研奖励、学术组织负责人选举等混合性事务,由行政组织与学术组织共同参与并协商决定;在全校经费预算分配、学校重点发展项目与方向等行政性事务上,注重落实学术组织的咨询、监督权。

  就完善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而言,我们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学术与行政权力的适当分离,确立学术与行政的协调运行机制: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作用边界与范围,开出权力清单,在此基础上完善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确保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自主、有效实施[24];明确各级学术组织的内部结构、权力职责、运行程序等,通过组织化的学术权力,防范行政权力的外部干涉,规避行政权力寻租与学术腐败的风险,维护学术运行逻辑。另一方面,我们应设定并完善学术组织的运行规则,实现学术组织运行规则的理性化:为有效规避学术共同体的机会主义风险,维护学术组织独立、稳定的组织结构特性,需要有传统、章程、条例、程序以及其他形式的组织规则的架构和维系[25];通过平等参与、共同协商、达成共识等,使学术性组织规则内化到每个学术人员的无意识行动之中,或者被纳入固化的组织惯例和程序当中[26],确保学术权力的正常行使,弱化学术权力的随意性与无序性。

  (三)返还基层学术弱势群体的权力,落实教职工的实质性参与权

  集聚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的学术权贵,将学术决策权力统归于己,成为学术共同体的掌权者,而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多数教授、副教授、普通教师却无实质性的学术决策权。大学亟待返还原本属于基层学术人员的参与学术决策的合法权利,规避学术权贵集权的潜在风险,破除学术“圈层结构”。

  一是兼顾学校层次、学科属性、教师综合素质、教师规模差异,创新基层学术人员参与学术决策的模式。大学应融合相关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需求,坚持“教授治学”,扩大学术共治的参与基础,以“跨学科”“学群制”“学科制”等新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推动学术权力的回归。同时,大学要创新基层学术领导的任职模式。德国公立大学系内教授轮流“坐庄”的基层管理模式值得我国借鉴:任期内的系主任不会对系内同事执行行政指令,因而包括预算决策在内,在系和学院层面,学术共同体维持着平等协商、对话来实现共同决策的传统和理念,系主任也并未充当管理者的角色[27];通过教师代表大会选举多位具有教授职称、高学术权威与较强组织管理能力的学术领导者,以“轮流”任职的形式,打破现有学术管理者相对固定的任职模式和潜在利益,实现学术精英间的相互制约。

  二是引入并实施学术问责机制,规避学术权力脱离学术逻辑的潜在风险:明确学术问责的主体(“内部主体”“第三方主体”“符合主体”),确立学术问责的内容与标准(越权、滥权和渎职行为以及不作为),设立学术问责的程序与标准(学术、行政、司法处分)等[28];加强高校基层院系组织的内部民主监督机制建设,强化基层学术治理的民主、平等、协商机制,维护普通教师群体参与学术决策的合法权益;通过公开学术决策的程序与标准,落实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决策机制,驱除学术决策中的个人利益,增强学术决策的合法性认同基础与执行公信力;提升普通教师群体主动参与学术决策的能力与素养,强化其对大学学术治理的本质认识,深度理解提交讨论的议题,全面认识政府、社会、市场等外部力量的作用。

  综上所述,文章分析了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互动的四种基本模式和与之对应的角色转变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演绎了在专业学者和行政管理者由应然状态下的个体职业化阶段转向实然状态下的组织职业化阶段的过程中,因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集聚获益倾向,学者的学术权威认同弱化,基层学术决策重心上移的共同作用,学术权贵得以催生。需要指出的是,因大学场域的复杂性,大学内部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互动关系和学术权贵的形成逻辑并不完全遵从以上路径。而学术权贵的表征与形成逻辑一定程度上揭示和反映了当下约束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制度设计的不足。

作者简介

姓名:余利川 段鑫星 工作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课题: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4XT07),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资助项目(SJCX17_047)。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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