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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思想研究 ——基于改革开放30多年大学文化发展的线路
2016年10月14日 08:19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作者:眭依凡 俞婷婕 李鹏虎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在循历史线索考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文化发展建设历程及梳理大学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的基础上,从“文化育人”“文化治校”“文化强国”三个层面提炼了大学文化思想,并就大学文化思想的学理性及其实践两个切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

关键词:大学文化;思想研究;文化育人;文化治校;文化强国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眭依凡,男,浙江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俞婷婕,女,浙江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博士;李鹏虎,男,浙江师范大学教科院研究生。金华 321004

  内容提要:本文在循历史线索考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文化发展建设历程及梳理大学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的基础上,从“文化育人”“文化治校”“文化强国”三个层面提炼了大学文化思想,并就大学文化思想的学理性及其实践两个切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

  关 键 词:大学文化 思想研究 文化育人 文化治校 文化强国

  标题注释:201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13JZDW00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6)01-0142-27

  大学作为文化属性的组织被其文化所决定,有怎样的大学文化就有怎样的大学,缺失了文化底蕴的厚重,大学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相反任何卓越大学都是卓越文化支撑的结果,所以大学文化的意义绝不亚于大学自身的意义。考察我国大学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大学文化发展建设及大学文化思想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历程。作为“大学文化发展历程研究”的姊妹篇,本文在循历史线索考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文化发展建设历程,并提出大学文化历经自“校园文化”之兴起、经“人文素质教育”之高潮、最后沉淀于“大学文化”之成熟等三大发展阶段的研究结论基础上,专门梳理了大学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从大学的“文化育人”“文化治校”“文化强国”三个层面提炼了大学文化思想,并就大学文化思想的学理性及其实践两个切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关于大学文化思想的学理性讨论旨在为大学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找到理论依据,而对大学文化思想实践的研究则旨在大学文化思想之意义价值的现实化。“思想决定命运”是俄国学者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其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著作《文化的哲学》中一再强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论,笔者同意这个结论。如果把思想比喻为在黑暗中闪烁的光芒,黑暗不仅不能将它笼罩,相反凡光芒到达之处黑暗必将被驱除,所以思想对人类社会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学文化思想对大学文化的发展和建设亦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学文化的核心即属于精神层面的大学文化所体现的思想,而大学文化思想的对应即大学文化理性。所谓大学文化理性是人们对大学及其文化价值加以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后,形成的对大学清醒的文化自识、高度的文化自觉、自知之明的文化自信、严肃的文化自律。[1]文化理性不只是大学的外衣更是大学的灵魂,决定了大学能否理性于办学、治校、育人、强国的实践。对大学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予以总结提炼,是大学文化研究及文化建设循着理性方向提升的必要,不仅为大学文化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领域,更在于从大学文化思想的深处挖掘大学文化的价值以指导大学文化发展建设的实践,这就是大学文化思想研究的意义所在。

  一、大学文化育人思想研究

  大学最基本的使命是育人和知识创新,认识和守持育人和知识创新的本质、价值和规律是大学基本的理性。两者相较无疑育人是大学之首要,因此育人为本或以生为本成为大学的核心理念,解决了育人问题,大学的核心使命方能得到现实的践行。正是受上述大学理性的驱使,历史上英国大学重视通过博雅教育培养有教养的人,德国大学注重科学研究对学者的训练,美国大学则注重受教育者社会责任担当精神的养成。人才培养目标虽有不同,但他们利用文化育人的理念有极大的相通性。正是人才培养的首要性,致使大学及其教育者在大学文化的营造中首先关注的就是大学文化育人的价值。我国大学文化的发展亦然,无论是校园文化还是人文素质教育,都是大学文化育人思想的具体化和现实化。

  (一)文化育人的学理性讨论

  学校教育存在的理由在于青少年包括大学生的素质改善、发展、提高不能完全依靠自发完成即自我实现,但学校教育能否产生预期结果不仅取决于教育者的外加影响,更取决于或最终取决于受教育者自身的内心接受,即外来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受教育者内化过程的质量。大学文化正是把具有外律目的的学校教育通过优良文化环境的形成或改善,使受教育者在一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生成内律要求从而实现自我教育。利用文化的影响达成教育目的,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即“不教之教”。笔者关于大学文化育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学文化育人作用的产生,在于其通过教育环境的营造,以一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的情感陶冶、思想感化、价值认同、行为养成的方式实现教育的目的并决定教育的质量。[2]

  在人才培养体系中有诸多要素如培养目标、知识体系、培养模式、教学制度、施教者等等,它们同时对受教育者施加各自影响并不同程度决定着教育的效果。但上述教育要素为学校专门的设计和选择,均属于外来的影响,它们中如大学制度固然重要,然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能仅仅依靠带有强制性的制度支使教师教得更努力以及学生学得更刻苦,因此如何依靠师生已经建立起来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唤起他们来自内心的自觉性,这就既是学校文化的责任所在也是学校文化的作用所在。文化育人主要通过营造一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大学人文生态、文化氛围以及受此影响积淀而成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使置身其间的师生在学府浓郁的学术文化气息熏陶中而自觉于志学自律于修身。如此,文化育人的学理性清晰后,把大学文化纳进人才培养体系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文化育人的价值是由“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内在规定的,因此大学文化建构的核心价值亦在育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校园文化、人文素质教育的缘起和发展无不体现了文化育人思想的实践,人文素质教育的推行尤是。早在1995年9月,时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周远清在全国高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有四个根据:一是切中当前社会“急功近利,重智轻德,重理轻文”的时弊;二是符合世界高等教育改革潮流,符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趋势;三是符合党的教育方针,有利于加强德育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四是有利于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改革。[3]由此可见,文化素质教育的启动本身就是在文化育人思想引领下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事实亦然,正是文化素质教育根本改变了我国高校过去“重理轻文”“重专业轻人文”的人才培养观念,从而推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日益完善。人文素质教育之所以广被大学及其师生接受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因为它始终是在文化育人思想引领下并贯穿在整个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过程中。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大学文化学者对大学文化育人功能的深入探讨,人们对文化育人功能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亦不断深化。尤其是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后,大学文化及其育人的重要性获得了中央高层的认同并成为政府改革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而不再只是高等教育界的自说自话。上述关于文化育人的学理性讨论使我们获得如下结论:育人不仅是大学文化的基本作用,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二)大学文化育人思想实践

  文化育人有了其形成及存在的学理性支撑,文化育人思想立足并指导大学文化育人的实践就有了合理、合法的理论基础且获得了文化育人思想的引领。随之而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大学文化育人思想的实践,大学文化育人思想如何实践或实践什么,决定了大学文化育人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关于文化育人,笔者一以贯之坚持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重视和强化。

  1.培养理性精神

  培养理性精神,这是大学文化育人目的之首要。关于理性,梁漱溟先生有两个独特的观点:其一,“中国人理性开发的早”,但“说他开发的早,倒不是称扬颂美的话,而是确指其不合时宜”;其二,“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情理,由于理性;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物理,由于理智”。[4]梁漱溟先生关于中国人理性早启的观点出于把西方人擅长理智与我们注重理性加以区别,而并非我们真的比人家更为理性,因为他明确表示中国人的理性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非一事”[5]。就概念而言,理性是西方率先提出并被广泛认同且具普遍意义的一种关于如何做人继而决定如何做事的价值信仰,是关于“我究竟是一个有头脑、有理性的人,还是一个有欲望、有情感的人”[6],即“我是谁”以及“怎样的人更伟大”问题的确定和回答。大学文化对育人于理性精神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理性精神是以真理追求为旨归、以责任担当为道德价值信仰,还在于大学培养的人才未来多是因占有知识而获得行政权力或专业权力的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的社会精英。唯有在理性精神的感召下他们才有可能形成并守持信念之真、内心之善、行为之美,养成“国家兴衰匹夫有责”“青年者我不作为谁作为”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担当。由此决定了大学文化育人于理性精神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大学文化的濡染使青年人形成和持守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永驻内心的那份崇真、向善、求美和社会担当的理想主义,以及无论何时都应该持有的那份“知其伪而守其真,知其恶而守其善,知其丑而守其美”的清醒和坚定。置培育理性精神于大学文化思想实践的首位,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理性精神的培养引导青年知识分子绝不堕落为人文主义代表性人物席勒所批评的“为了追求利禄的目的而读大学和从事学术”“为了满足特定官职的任职条件并希冀官职所带来的好处”“为了改善其物质状况并求得些许虚荣”[7]的“利禄之徒”,以及另一位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欧文·白璧德在其《白璧德与中国文化》一书唾弃的“在估量事物的时候远离了事物的真实、内在价值,而是迷惑于外在的财富、权力和地位带来的利益”[8]那样的“势利小人”,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严厉批评的“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目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在于自觉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去影响去改善理性精神逐渐衰微的社会。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否及其未来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个民族是否是自觉于理性的民族。

  大学生是民族未来的希望,他们理性精神的养成与否无疑决定着民族的未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五四青年节与北大青年座谈时勉励大学生:“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9]笔者以为,这就是对大学在文化育人中必须予以青年大学生应该涵养的理性精神提出的具体要求。就理性精神而言,笔者曾经撰文倡导青年人应以陈寅恪、胡适为人生楷模。两位文化大师在推动我国近现代文化进步的进程中功不可没,他们不仅分别对中西古典主流文化与西方近代主流文化价值在20世纪中国的积极传播做出了贡献,更在于他们人格磊落、刚直不阿,善于独立思考,倡导思想自由,恪守传统人伦道德,“致力于将个人生命的终极意义落实在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上,都自觉通过立德、立言、立功来实现人生的不朽价值”[10],他们既是传统儒家意义上的君子儒,也是西方文明意义上的有人文修养的绅士知识分子。传授大学生以专业知识、训练他们以获得职业能力仅是大学教育的部分责任,培养他们形成健康人格及有为于社会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才是大学教育更为重要的培养“有质人”的目的所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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