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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府学关系”
2016年08月26日 15:45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作者:金国 胡金平 字号

内容摘要:私立南开大学在其国立化进程中,围绕办学自主权与资源获取,与国民政府展开博弈。

关键词: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权力让渡;资源获取;府学关系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金国(1984- ),男,江苏淮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7;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处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江苏 南京 210023;胡金平(1962- ),男,江西南昌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私立南开大学在其国立化进程中,围绕办学自主权与资源获取,与国民政府展开博弈。一方面,张伯苓顺应形势,迎合蒋介石的拉拢,积极参与政治;迎合政府教育政策,积极调整办学理念。另一方面,针对办学自主权,张伯苓亦有坚持的一面,即坚持南开大学的私立属性。私立南开大学的国立化进程,实际上是国民政府通过办学资源的分配逐渐控制、消解私立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过程。

  关 键 词:私立南开大学 国立化 权力让渡 资源获取 府学关系

  标题注释: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JYA001);江苏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SJD158);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KYLX15_0706);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青年专项课题(C-c/2015/004)。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5)12-0087-10

  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是一个“未被系统研究的课题”[1],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私立大学虽名为“私”立,但与政府关系密切,政府政策的制定、调整、完善对私立大学的办学规模、办学质量乃至生死存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私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私立大学绕不开的课题。现有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政策法规对私立大学的影响。如宋秋蓉等学者①详细梳理并归纳了近代政府对私立大学办学的影响。二是私立大学校长与政府(或政府领导人)关系的研究。如曾华等人②对这一领域做了概括性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认为,政府在与私立大学的关系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是“政府—学府”二者关系中的施加者。事实上,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私立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乃至博弈的关系。

  私立南开大学(以下简称“私立南开”)作为私立大学的翘楚,具备研究的典型性。私立南开的办学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1919-1928年。这一阶段,私立南开虽历经草创时的举步维艰,但办学环境相当宽松、自由,发展态势良好。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被称为“政治动乱中蓬勃发展的十年”[2]。(2)1928-1937年。这一阶段,随着北伐成功,国家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强化教育管控,校长张伯苓深感办学资源获取的不易,首次萌发“国立”的想法。(3)1937-1946年。抗战爆发,私立南开被日军轰炸,后与北大、清华举迁南下,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由此进入学校发展的又一阶段。本文所说的国立化进程,指的即是1928-1946年这段时期。1928年之前,私立南开国立化的议题尚未萌发;1928年之后,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势介入,私立南开逐渐被动地走上了国立化的道路。

  1946年4月9日,教育部正式宣布私立南开大学改为国立,结束了南开大学私立的命运。这样的结果对于张伯苓来说虽难以接受,但在特殊背景之下亦是维系南开大学得以运行的无奈之举。从维持私立到商改国立,私立南开及张伯苓围绕办学资源的获取,与政府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互动和博弈。这种互动和博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张伯苓顺应形势作出了相应的策略选择,采取了相对务实、灵活的措施。例如,迎合蒋介石的拉拢,积极参与政治;迎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积极调整办学理念。另一方面,在复校阶段,张伯苓在涉及办学自主权的问题上亦有坚持的一面,即坚持南开大学私立的属性。当然,结果并非所愿,为获取办学资源,学校不得不让渡办学自主权。

  本文希望通过对私立南开国立化这一民国高等教育领域个案的研究,分析学府与官府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资源获取的困境:现状及成因

  私立南开资源获取的困境主要集中体现在办学经费的筹集上。学校自创办之初至1927年,办学经费主要靠个人、非政府组织的捐赠。以1919-1927年南开大学捐款统计为例,个人、非政府组织捐款所占比例为84.11%③(见表1)。得益于“各界均有意帮忙”[3],私立南开在此阶段得以迅速发展。

  但1928年以后,随着政局趋稳,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力增强,私立南开资源获取的困境得以凸显,对政府的依赖也逐渐增强。以1928-1935年间的捐款为例,政府捐赠比例高达31.45%,个人、非政府组织捐赠比例降至18.14%(见表2)。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引发了张伯苓对南开大学私立合法性的思考,即“政府补助费过多,何名为私立”[4],这也使张伯苓一度在私立或国立议题上摇摆不定。经费对于私立南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经费来源结构变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阐释私立南开何以于1928年后在资源获取上存在困境。

  大体说来,私立南开在1928年后遭遇资源获取困境主要源自三个方面。

  其一,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天津虽是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和北方洋务中心,但商业经济的发达对于私立南开的支持非常有限。如表1所示,在个人、非政府组织的捐款中,仅有南洋烟草公司、谭真工厂两家民间组织捐助私立南开,且捐助比例低(约占0.80%)。表2中,未见民间企业捐赠于私立南开。这也印证了当时国内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对于私立高校办学的不利影响。邱椿的研究亦可作一佐证,他认为,“我国资本家在个人享乐上虽然挥金如土,但在社会服务上并无踊跃输将的精神,输资兴学的风气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尚未养成”[6]。公共精神的缺失导致国内募捐尤为困难,使得私立大学发展步履维艰。

  其二,政局动荡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表1可知,社会贤达的捐赠是私立南开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但这类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之上的捐赠模式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不确定性。一旦关系破裂或发生变故,则很难持续。二是具有地域性。私立南开作为地方性大学,想在别处获得办学资源并非易事。1928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内部各势力之间争权夺利,导致内战不断,这对办学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从表1、表2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社会贤达的捐赠比例在1928年以后急剧下降(从84.11%降至18.14%),这导致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政府补助。此外,由于八年抗战以及日军的蓄意破坏,私立南开的设施设备、图书资源均受到了严重毁坏,这也加剧了南开大学对于政府补助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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