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莉萍，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教育财政；董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管理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7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北京市针对应届高校毕业生的落户政策，以及利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发现：在北京市限制人口规模及收紧户口政策的背景下，非京籍高校毕业生在京就业人数的增速放缓；男性、学习成绩在前25％、研究生学历、北京院校的毕业生，在北京就业和在北京落户的可能性更大；生源地离京越近、母亲从事管理技术岗位的工作、高学历、多次求职的毕业生在京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党员、求职花费越多的毕业生落户北京的可能性更大；此外，落户北京会给毕业生带来起薪损失，这主要是由于那些能够解决户口的单位提供的起薪较低的缘故。

　　关 键 词：高校毕业生 就业 北京户口 落户 就业地选择

　　标题注释：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立项课题“大学中学课程有机衔接的创新人才培养研究”(课题编号：CHA13136)。

　　一、研究背景

　　首都北京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人才的吸引力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2013年北京人均GDP为93,213元，接近富裕国家水平。同时，产业结构继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增加至76.9％。[1]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华北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提供了规模庞大、质量上乘的就业机会。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显示：北京拥有高达52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蝉联全球城市第一。国资委公布的11家央企及上市子公司共287家企业中，注册地或总部在北京的央企数量高达76家，北京是拥有央企数量最多的地区。[2]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指出，北京的“就业质量”在全国位居第一。[3]巨大的吸引力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丁大建等对北京地区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意愿调查分析发现，74.8％的学生首选在北京就业。[4]

　　然而，在北京限制城市规模和收紧户口政策的背景下，非京籍应届高校毕业生在京就业尤其是落户北京的难度日益增大。[5]随着改革开放后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与人口流动的频繁，199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达1099.8万，大大突破了1993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中“到2010年市区常住城市人口控制在650万人以内”的计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严格控制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为了控制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过去五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也都会提及“人口调控”，北京市也出台了一系列准入制度，包括抬高北京户籍的门槛、限制落户北京的人数等。

　　北京户口政策的逐步收紧，会对非京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产生什么影响？能够在北京就业的毕业生具有哪些特征？能够顺利落户北京的毕业生有什么特征？为了落户北京高校毕业生需要付出什么努力？本文将通过梳理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政策及分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来回答上述问题。

　　二、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政策及文献梳理

　　(一)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政策梳理

　　北京户口倍受青睐源于它背后隐含的众多社会福利。《中国新闻周刊网》2013年9月17日刊发《一纸北京户口：绞杀了多少梦想》，文中列举了了北京户口的几十项福利：就业、买房、买车、教育、婚姻、声誉、医疗、养老。“户口如此‘傲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据报道，前几年北京户口的黑市价大概不足10万，而目前已经高达三五十万。因此，对那些希望在北京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说，能否在毕业时获得一份解决户口的工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生活状态，北京户口成为选择工作时考虑的重要现实因素。

　　应届高校毕业生想要获得北京户口需要拿到两个指标，一个是留京指标，一个是进京指标。“留京指标”始于高校扩招的1999年，市教委出台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的新政策——取消毕业生就业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打破毕业生就业的地区限制，对在京院校外地生源的毕业生实行“指标控制、择优留京”，由此诞生了“留京指标”的概念。具体来说，留京指标是指由北京市教委下发到高校的京外生源留在北京的比例，一般由学校按学生综合测评的排名择优留京。而“进京指标”是指由人事部或北京市人事局向单位分配的招聘非京籍生源统招应届毕业生的指标。对高校毕业生来说，“留京指标”是落户北京的第一道关卡，之后还需要获得由用人单位提供的“进京指标”，只有“双指标挂钩”才能获得北京户口。2002年北京市教委制定了统一的针对所有北京大学生的“留京指标”要求：“北京市所紧缺的23类专业人才”、“毕业院校范围应在规定的281所院校(北京49所)中”、“非外语专业毕业生，其英语水平最低应通过国家四级水平考试”等标准。

　　然而，留京指标也引发了很多如非法买卖、暗箱操作等负面事件。2008年，北京市教委决定逐渐放开留京指标这道关卡，削弱学校的权限，改为使用就业导向的“进京指标”。北京市每年发布《引进非北京生源本科毕业生紧缺专业目录》，着重引进北京市需要的专业人才。如今，进京指标逐渐成为控制应届生进京的利器。有新闻报道称，北京市陆续调整应届生进京数量，由2005年的2万人减至2008年的1.5万人，之后逐年缩减，2014年进京指标与2013年基本持平约1万人。同时，北京市对高校毕业生留京限制也日益严格，2013年明确提出：应届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才能留京。而根据《2014北京户口新政策》，落户北京共有9种渠道，除针对特定人群的落户渠道外，与应届高校毕业生相关的渠道即为：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央企等有进京指标的单位，或考取能够解决北京户口的大学生村官和大学生社工岗位。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如果毕业时没能落户北京，则将来落户北京的可能性极小。

　　(二)相关文献梳理

　　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有很多，主要集中在城乡户籍制度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如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城乡户籍之间存的工资不平等问题。[6][7]还有一些研究则聚焦户口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之间的作用，如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个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与户口的关系。[8][9]这些研究的关注点都在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而聚焦北京户籍政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乔晓春利用北京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按区县对北京市的外来人口和外出人口情况进行研究，并对北京市人口调控和户籍制度改革提出相应建议。[10]刘立则运用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了非京籍应届毕业生进京指标政策中存在的政府失灵等问题。[11]

　　与户籍制度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的另一类研究是从就业地选择和区域流动视角展开的研究，如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大学生就业地区选择意向，部分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性别、专业、生源地、学历、房价对就业地的选择意愿具有重要影响。[12][13][14]杨钋等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四种空间模式，即不动、聚集、交换和发散，而那些聚集到“北上广”的毕业生多数来自周边省份，即存在“邻里效应”。[15]卢姗等对来沪就读的上海高校本科毕业生的流动意愿进行研究，也发现毕业生流动总体上符合距离衰减规律，邻省来沪学生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16]马莉萍等则探讨了就业地选择与其生源地和院校地之间的关系，发现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在生源地就业，且毕业生在哪里就学也会增加他们毕业时留在当地就业的可能性；重点高校毕业生、研究生更倾向于离开生源地就业，且更倾向于留在院校地就业。[17]而岳昌君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人口特征变量、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等都显著影响高校毕业生的跨省流动。[18]

　　通过政策梳理和文献综述发现，尽管落户北京政策是全社会尤其是高校毕业生关注的焦点，但是相关的研究还很少，且几乎没有从落户北京政策的角度分析高校应届生在京就业的实证研究。本文将基于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