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鲍威，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陈亚晓，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考察经济资助和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发展间的联系，以期更好地理解经济资助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基于汀托的学生整合分析理论、比恩的学生资助双重效应理论和实证数据发现，高校学生资助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发展间存在关联性和特定的影响机制：学生资助在直接促进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学业成就提升的同时，分别通过调整经济压力、强化学术融入、增加专业兴趣、促进社会融入等不同路径，间接影响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成就。此外，不同类型资助方式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影响机制各不相同。

　　关 键 词：经济资助 农村第一代大学生 学业发展

　　标题注释：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880002)；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与拥有城市户籍、来自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家庭的传统高校入学者不同，来自农村、父母未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开始进入高等院校。研究显示，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在高校学生中所占比例高达53％[1]，已成为我国高校中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不足，这类学生在高校中面临着各种困惑与冲突。地理位置变化带来的亲缘纽带断裂、城乡文化冲突引发的心理失衡、家庭贫困导致的就读经济压力和自卑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发展和校园融入形成障碍。2013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提高重点高校招生中农村学生比例的发展目标[2]。随着农村学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增，如何健全校园学生支持体系，关注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成为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议题。

　　作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财政干预手段，学生经济资助在缓解家庭经济贫困对学生接受高校教育所形成的障碍、保障贫困学生获得大学就学机会和顺利完成学业、促进社会流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政府公布的资料，2012年我国已形成国家奖助学金、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校内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并举的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经济资助体系，总计资助高校学生3842.7万人次，资助金额达547.84亿元。[3]

　　学生经济资助的大规模投入是否有效提升了高等教育的可负担性，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特别是对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均弱势的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群体而言，经济资助能否弥补他们的劣势、促进教育机会均等?高校学生资助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对于资助政策实施成效的研究分析却明显滞后。有鉴于此，本文将聚焦农村第一代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利用学生调查数据，剖析资助在学生发展中的影响效应和具体影响路径。

　　一、文献综述

　　(一)欧美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困境

　　随着高等教育就学机会的普及，弱势学生群体规模的扩增，父母均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大学生受到欧美学者广泛而深入的关注。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多来自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少数族裔、母语非英语家庭。[4]这类学生群体在升学选择、入学后的校园活动参与和学业发展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以学业持续为例，NCES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高校中第一代大学生的辍学率高达45％，同期非第一代大学生的辍学率仅为24％[5]。

　　针对上述两类学生群体在学业发展中的差距，众多学者指出，家庭经济资本积累不足是第一代大学生学业持续方面的主要障碍。研究表明，由于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多数第一代大学生需要在勤工俭学上投入大量时间，这对课余参加校园活动、校园内朋辈互动具有挤出效应。[6][7][8]另一方面，参与部分课外活动涉及额外费用，这也成为制约第一代大学生参与各项校园活动的障碍。[9]此外，大学学业成就与学生参与校园活动的质量和频率显著相关[10]，校园活动参与水平低使得第一代大学生不易在学业上取得成功。

　　除了经济资本积累的不足，研究者发现“文化资本”的缺失也是抑制第一代大学生学业发展的因素。较之其他学生，第一代大学生对在高校取得成功所需的基本传统及规范普遍缺乏认知和熟悉感。[11]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对规范的认知和熟悉感需要通过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或朋辈的互动来传递、习得和发展。父母高等教育就读经历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第一代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导致他们不当选择应对大学压力的方式、缺乏校园社会性参与以及与同伴或教师的互动。[12][13]

　　此外，部分学者尝试从心理学层面解释第一代大学生在学业发展中的差距。研究发现，相比其他学生，第一代大学生在自尊心、社会认同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往往缺乏对大学校园的归属感，最终导致此类学生在校园社会性融入上面临诸多障碍。[14]

　　(二)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及农村大学生的特征

　　在我国，聚焦于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相关研究发现，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在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学业基础、升学决策的信息支持和最终升学院校类型方面，与非第一代大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距。[15]不仅如此，入学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课外活动参与程度相对较低，他们中的多数面临着经济性障碍、自我规划障碍等校园适应困难。换言之，这类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普遍面临就学成本的支付压力与对于自身未来发展方向定位的困惑。[16]

　　相对于国外该领域研究的丰富积累，我国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但鉴于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所占比例极高的事实，既有的农村大学生研究可为洞悉和理解我国第一代大学生的社会文化特征、心理、行为特点提供重要的借鉴。总体而言，由于农村学生中的贫困生比例较高、心理健康问题发生比例高于城市学生等[17]，近年研究者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如下两大问题：

　　其一是农村学生群体在社会化过程或大学校园中遭遇的角色失调问题。农村大学生的早期社会化环境，即农村社区人口存在同质性较高、人口流动性低、人际交往范围狭小等特征。当农村学生进入城市社区后，社会环境的变迁导致他们在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与环境产生冲突。[18]引在城市社会化过程中，城市生活和城市学生往往给农村大学生带来疏离感体验。由于缺乏亲缘互动、社区联系、校园支持，这类学生群体容易在应对校园人际交往类聚性、心理封闭、他我冲突、自卑等情况时产生困惑与错位。[19][20][21]此外，校园中农村文化符号系统和城市文化系统之间的冲突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让农村大学生体验到心理失衡和文化排斥，这不利于他们与校园内其他社群的交流和融合。[22]

　　其二是经济贫困对农村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既有研究表明，农村大学生在大学适应方面的苦恼主要表现在学习上，如学习能力不足、方法欠妥、对教学方法不适应、学习压力大等。而经济负担重、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解决学费及生活费用，是造成农村学生学习困难的重要原因。[23]另一方面，“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与自卑、封闭甚至极端的心理状况并存，从而使部分农村学生成为经济上、身心上的“双困生”。[24]

　　(三)经济资助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效应

　　既有的学生资助研究大多基于经济学视角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净价理论。研究表明，学生资助的主要功能体现为降低就学成本，提高高等教育的升学概率。而且资助能够降低高等教育的净价，提升家庭收入，这对于学费敏感度较高的低收入群体，具有重要的改善效应。[25]此外，人力资本理论尝试采用新经济学理论解释不同类型资助方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由于父母资助、助学金等资助无需偿还且不对受助学生进行有效监控，无法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形成有效激励；而学生贷款和勤工助学使得资助学生面临一定的成本风险，会对其学业表现形成激励效应。[26]

　　相对于教育经济学，高校学生发展研究在资助政策成效分析方面明显滞后。究其原因，传统高校学生发展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点在于学生发展理论和学生变化理论。由于上述理论的建构主要基于以中产阶级、全日制学生为主体的传统高校学生的特征与经历，缺乏对公共政策在学生发展中影响效应的必要关注，因此留意经济资助在学生学业持续、学业成就中影响效应的研究极为有限。[27]其中汀托(V.Tinto)的学生辍学行为研究理论、比恩(J.Bean)的学生辍学因果模型是该领域鲜见的代表性研究。

　　汀托关于学生辍学行为的整合分析模型，为分析学生资助在学生发展中的影响效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8][29]该模型将学生辍学理解为高校学生与院校的学术和社会要素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在该过程中，经济资助能够促使学生形成学习目标。基于该理论的大量实证研究印证了学生资助能够有效降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辍学率，使其辍学率接近未获得资助的高收入家庭子女的水准。[30][31]

　　以比恩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汀托的分析模型，将对学生资助效应的考察进一步细化至对学生学习动机、学术融入、社会融入的影响。该研究赋予学生资助双层含义：其一是反映学生可使用资源的客观维度，其二是反映学生对于高校可负担性的主观认知。研究发现，学生资助不仅直接影响学生的辍学行为，也通过相关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持续。而这些中介变量包括学术要素、学生的社会化过程、院校满意度、院校归属感、大学教育效用的认同度以及对于持续完成学业的承诺。[32][33][34]卡博雷拉(A.F.Cabrera)等的研究在吸纳汀托、比恩等相关研究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就资助对学生持续学业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实证层面验证了资助对于学生学业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并存。[35]

　　随着我国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建构和不断完善，相关研究也逐步丰富。然而，既有研究多数集中于学生资助体系的制度建构，特别是高校贷款的制度设计和国外运作模式的适用性。有关资助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效应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其中，杨钋考察了资助体系对于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业成绩、院校满意度的影响，并验证了汀托的学生整合理论模型(学生辍学行为解释模型)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36]鲍威的研究发现，学生资助通过专业认同、学业参与、院校归属感等中介要素，对学生学业发展存在间接影响机制。[37]然而，这种基于院校影响力和学生发展理论关注经济资助影响效应进行的研究存在着继续深入的空间，特别是在考察不同资助模式对特定学生群体的影响机制方面，依然存在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