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进程中，普通高等学校面临“基础设施效用不彰”的问题。以学生类校舍的生均面积及其“标杆值”为基础，以各学生类校舍的“效用偏差”为分析对象，采用熵值法测算了八类校舍“效用偏差”的权重，评价了扩招以来各年度学生类校舍的效用总偏差。研究发现：八种学生类校舍的“效用偏差”可以区分为“保健型”指标、“激励型”指标和“中间型”指标三种类型；扩招以来的学生类校舍综合效用处于“不彰”甚至一定程度的“倒退”状态。研究结论是：第一，政府对普通高校基础设施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第二，普通高校打了一场后勤保障投入失当的“扩招之战”但面临提高学生类校舍综合效用的“重要机遇期”；第三，普通高校具有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的倾向；第四，普通高校在基础设施供给方面体现了“赶牛式”行政的特征，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投入惯性效应”。

　　关键词：普通高校 基础设施 效用偏差 供给逻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绩效管理研究”(项目编号：71433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结构、生成机制及中国情境下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71373107)”。

　　一、引言

　　扩招政策实施以来，由高校基础设施不足引起的各种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早在1999年，“扩招导致北大宿舍吃紧，部分学生需要自行解决住宿问题”的新闻就曾受到社会的热烈讨论①。扩招政策实施十余年来，这一问题似乎并未得到根本解决。2011年，有报道称，广州部分高校大四学生被迁出校内宿舍，自行解决住宿；有的学校兴建新宿舍楼欲解燃眉之急，却要断水断电断网一个月；有些高校安排男女混住，却将他们“物理隔绝”②2012年，又有媒体曝光：深圳大学学生因校舍不足寄宿城中村，上课要走半小时③。上述现象说明，扩招后部分高校的基础设施资源严重不足，需要加大建设力度。然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也有人指出高等学校大量校舍资源被闲置、被浪费[1]，似乎高校校舍资源不足是个伪命题，高校不应再将经费和资源投入本就过剩的基础设施中去。那么，事实究竟怎样？扩招以来，就全国范围来看，高等学校基础设施究竟是不足，还是过剩？其综合效用处于何种水平？

　　很显然，“综合效用”是个构成型的且必须借助某种参照物才能做出评判的概念。为此，本文将注意力聚焦于重要的、受注度较高的学生类校舍，并引入“熵值法”的赋权方式和“效用偏差”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解决上述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将以学生类校舍的生均面积及其“标杆值”为基础，以各学生类校舍的“效用偏差”为分析对象，以熵值法为权重测算方法，通过严格的指标选取、数据搜集、整理和统计分析，对扩招以来普通高校学生类校舍效用总偏差做出评价，并结合相关高等教育政策和高校发展实际，探寻普通高校基础设施供给内在的运行逻辑。

　　二、研究方案

　　(一)指标的选取

　　根据指标的科学性和可得性原则，本文以《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等教育类“校舍情况(普通高校)”的统计分类为基础，从学习和生活两个维度出发，决定将高校学生类校舍分为教室、图书馆、实验实习及科研用房、体育馆、会堂、学生宿舍、学生食堂、生活福利及其它用房等八个类别。本文认为，这八类校舍性质不同，功能不同，它们作为一个完整系统，对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对学校的运行和前行，对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各自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谁都不可替代，这也是本文的第一个前提假设。在校生数则包括本专科在校生数和研究生在校生数。

　　(二)标杆值的确立

　　从效用意义上讲，各类校舍生均面积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是存在一个理想的“标杆值”。然而，“效用”是一个无法直接测量的抽象概念，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前提假设，即用生均面积代表学生类校舍的效用，校舍生均面积距离“标杆值”越近，其效用就越高。各类校舍生均面积“实际值”与“标杆值”的差值，即为该类校舍效用的“偏差值”。这样，选取各类校舍生均面积的“标杆值”便成为了本文的核心问题。经过长期的资料搜索、分析和比较，本文最终决定以教育部最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④认定的各学生类校舍的生均面积作为标杆值。该套指标是编制、审批(核准)、评审普通高等学校规划建设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校园总体规划的重要依据。因此，我们认为，这套指标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和标杆价值，将其各类校舍生均面积的“标杆值”是合适的。具体标杆值见表1。

　　表1  各类校舍生均面积的标杆值⑤

　　(三)熵权法的基本原理与适用性

　　本文以熵权法进行赋权。熵值法的基本原理是：在由n个待评价指标、m个评价方案所构成的指标数据矩阵X={xij}n×m中，数据的离散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其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其权重也越大[2]；反之，其权重越小。

　　本文认为，熵值赋权法在测算高等学校学生类校舍“效用总偏差”方面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与合理性。从适用性来说，熵权赋值法不需要对数据的分布形态进行任何假定，只要存在各评价对象和评价指标的完整数据，就可以进行权重测算。很显然，我们无法对扩招以来各个年度普通高校各种学生类校舍“效用偏差”的数据分布做出相关假定，而各年度的各类指标数据则可以通过相关统计年鉴等渠道获取。也就是说，本文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目的在熵权赋值法的应用范围之内。

　　进一步地，熵权法在测算学生类校舍的权重方面，不仅适用，还具有很强的优势与合理性。首先，从赋权法的性质上讲，熵权法的运算步骤是一个严格的数学过程，测算的权重结果的唯一依据就是各指标数据的实际情况，避免了主观因素的掺杂，因而得出的权重较为客观，使评价相对科学[3]。正如上文所述的第一个假设，即教室、图书馆、宿舍等八类校舍性质不同，功能不同，但对学生发展和学校运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不能按照个人经验、偏好对各类校舍的重要性进行预设和预判。因此，较之于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传统赋权法，熵值法以其客观中立性，无疑具有较强的优势。

　　其次，从测算步骤上讲，熵权法依据的是各类指标数据的离散和变动程度，因而只要观察熵权值本身，就可以揭示出各种学生类校舍作用发挥和效用水平的持续稳定程度；再次，从基本原理上讲，熵权法依据各指标提供的信息量来判断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力，进而决定每个指标的权重，因此，只要将各类校舍的“效用偏差”数据信息导入熵值法测算公式并得出它们对各年度学生类校舍“效用总偏差”的相对重要程度，就有助于决策者对高校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最后，从本研究的目的上讲，熵值法依据各年度各指标的数据计算出各类校舍“效用偏差”的熵权，适用于各个年度学生类校舍“效用总偏差”的评价，便于我们观察、发现扩招以来学生类校舍综合效用水平的发展态势和问题。

　　(四)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保证各年度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笔者严格按照《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对1999年至2012年八类校舍面积和在校学生数进行了数据搜集工作。原始数据如表2⑥所示。

　　表2  校舍面积与学生数的原始数据 

　　上文所述，各类校舍的效用取决于该校舍面积与“标杆值”的偏差值，该偏差值越大，则效用越低；反之，效用越大。在评估学中，该类指标称之为适度指标。在该类指标中，大于“标杆值”1个单位和小于“标杆值”1个单位具有相同的“偏差性”，其“偏差值”通常用取绝对值的方式加以统一和表述。另外，虽然生均面积的单位都是“m2/人”，但各类校舍面积代表的实际意义差别较大，同时，某些指标的数值间甚至具有数量级的差距，因此，本文还需对各类校舍“效用偏差”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依据生均面积测算公式、偏差测算公式和“0-1标准化”公式——

　　左式记为(式1)，中式记为(式2)，右式记为(式3)，其中，为第i个年度第j个指标的生均面积值，xij为第i个年度第j个指标的原始校舍面积值，pi为第i个年度的研究生在校生数，qi为第i个年度的本专科在校生数；x’ij为各年度各类校舍生均面积的“偏差值”，x标杆j为各类校舍生均面积的标杆值，xmax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xmin为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x''ij为标准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