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制度建设作为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校园文化形成的保障，也是大学生自我完善和提高素质的助推器。本文从多个角度，就加强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中的取向研究提出见解。

　　【关 键 词】制度文化/道德取向/修养取向/公信力取向

　　【作者简介】金庆良，温州大学讲师。（温州 325035）

　　制度建设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范畴。“大学只能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实体才能存在。在这样一种制度里面，大学的理念变得具体而实在。”制度是校园文化形成的保障，也是大学生自我完善和提高素质的重要助推器。加强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中的取向研究，是教育本质的研究，也是教育实效和方向的研究。

　　一、向上向善——制度文化建设中的道德取向

　　道德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道德有时代性，当代大学生的道德取向，有多元化的需求，也有时代的需求。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沿用传统的儒家学说对大学生的道德取向进行约定，但道德行为向上及向善的诉求，却是不变的。向上及向善，在教育和人类文明进程中，是人们传播知识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最重要的道德取向，也是追求的终极目标。衡量一种制度文化的优越性的标准，一是简约，二是符合人性需求，三是能有效刺激个体向上和向善的欲望。我们在大学校园建设一种制度，形成一种文化，如果忽略了这样的道德诉求，那肯定会削弱制度的有效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文化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学生道德取向的规范和促成。

　　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高速发展。大学生是象牙塔里的人，也是社会中的人，他们的道德取向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相对于当代经济多元化、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实际来说，呈现出矛盾、模糊、分散、迷失的特征。在问卷调查中，10％的学生同意“金钱是人生幸福的决定因素”，10％的学生表示“难以判断”。对婚前性行为，24％的学生不赞成，但表示理解。51％的学生不赞成讲人情、拉关系，但理解“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请客、送礼、塞红包”。19％的学生“对大学生情侣在校园公共场所过分亲密表示”持无所谓态度。调查还表明，部分大学生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学习、择业等都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63.9％的学生回答在选择工作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收入”。在“最想说的一句话”中，许多学生写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毕业后希望能马上找到一份舒适稳定、高收入的工作”。这种务实价值观有其客观合理性的一面，本无可厚非，但隐藏于其中的一些不良倾向令人担忧。

　　在儒家看来，人天生具有一种向上生长发展的力量，如果听从良心本心的指挥，按照良心本心的要求去做，内心就会感到巨大的愉悦。新儒学认为，道德是个体行为，道德本心是儒家哲学的法宝。牟宗三认为，情感是表，本心是里；情感是末，本心是本。道德取向是一个人的本心，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行动和价值抉择的方向。没有高尚的品学修养和高雅的道德境界，个体要达到一定的高度，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求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新儒学思想纳入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体系，是要在古老、本土、纯正的国学思想中找到当代人的思想链接，积淀成儒雅的新文化和当代青年的向上及向善精神。这对大学生的成长是很有意义的。

　　从修身到齐家再到平天下，这是道德从本心出发，不断追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诸葛亮认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庄子则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新儒学重视心灵的回归，强调知识分子心要静，要不断向内。冯友兰认为，人要学会入世，也要学会出世。新儒学强调仁性的基础是良心本心，良心本心是社会生活和理性思维在内心结晶而成的伦理心境。伦理心境在形成的过程中，将社会好善恶恶的要求也纳入其中。因此，人们一旦见到了好的，如道德法则，自然从内心悦之；一旦见到了恶的，如违反道德法则的言行，自然从内心恶之。如果通过努力及制度的促进，当代大学生能够听从良心本心的命令达成善行，自然感到快乐愉悦，那么大学教育一定是成功的。

　　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更纷繁的社会。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幸福归宿感和幸福指数。大学校园制度文化建设中注重向上及向善的道德取向，是希望通过一些原则、标准和活动，让大学生明白，大学是一个人精神的福祉所在，是值得为之全身心投入的乐园。一个人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要经常静下心来自省、自律，要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所在。拥有了健康的向上及向善的精神追求，人会变得更充实、更快乐，道德取向天生就与情感交织在一起。

　　二、立言立行——制度文化建设中的修养取向

　　当下社会环境，诱惑特别多，观念复杂，社会各种思潮对教师、家长、学生影响很大。市场经济、快餐文化、网络传媒等诱发的各种价值观和道德观，正在冲击着人的欲望和道德价值的底线。牟宗三认为，人性有三个层次：欲性、智性、仁性。我们倡导并努力建立一种现代的优良的教育文化，就是要在学校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培育人文精神和民主精神。要让大学生成为具有充分独立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素质、高文明的群体，要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在立言立行上努力成为“高山景行”之人。

　　道德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儒学文化来引导大学生立言立行，可以寓制度于心之内。先秦时期有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法家认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从令者，就用刑罚加以惩处，这样，百姓就不敢作乱了。儒家则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主，通过礼来规范和约束民众的行为。孔子评价这两种治国之道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百姓不去犯法，是因为畏惧刑罚，他并没有羞耻之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结果就不同了，百姓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去做坏事，而且还会“格”，就是有上进心。由此，我们应积极倡导以德立校，依法治校，从制度到实践，促成道德内化。

　　制度层面。孔子主张以内在的道德力量约束自己。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作为君子，要“博学于文”，广博地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为礼是根据道德原则制定出来的。只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背离道了。我们建设了许多有地域特色的制度文化，有效促进了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形成。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背景，探索本科生导师制度、群众联系制度，向大学生开列儒学经典阅读书目，制订《大学生社会实践管理办法》。我们在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现实中坚持价值导向的一元化，弘扬主旋律，用高层次的价值目标和道德目标不断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和品性修养，进一步强化其社会责任意识，促进大学生价值观的健康发展。引导教职工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道德要求，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质以及学识学风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人师表。要求既要有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工作态度，又要有淡泊明志、甘为人梯的精神境界，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教育和影响大学生，努力成为大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受到社会尊敬的人。我们明确制止大学生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违背学术规范、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不端行为。积极开展大学生文明修身活动，注意大学生的形象塑造。我们还以制度敦促大学生积极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围绕敬业、诚信、公道、奉献、感恩的道德教育和意志品质、适应能力、合作精神、心理承受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对大学生进行职业选择、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原则与规范的教育。

　　实践层面。我们注重将道德教育落实到行动上，相继在大学生中开展儒家经典阅读、新儒学讲座、“儒家学说和当代青年的思想文化传承”讨论会和辩论赛。特别是开展了“阅读论语，做有作为的新青年”活动，受到青年学生的广泛欢迎。建立模拟法庭、法律援助中心、青年志愿者爱心帮扶活动，及与就业训练中心结对，尝试为失业工人进行义务英语基础培训等。成立大学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加强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体系，统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军政训练、专业实习、科技实验、勤工助学、志愿服务和社会调查等多种实践活动，纳入学校人才培养计划，规定学时和学分。建立多种形式的投入保障机制，安排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专项经费，确保每位大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一次以上有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把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教师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组织教师参加、指导社会实践，并计算工作量。积极探索和建立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服务社会、勤工助学、择业就业、创新创业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不断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提高社会实践的质量和效果，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增强社会责任感。

　　建设校园制度文化，除了运用制度推进学校办学，规范学校行为、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形成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更要增强大学生对校园文化和未来职业的认同感。好的学校制度文化应该致力于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让学生尊敬教师，让学生充满幸福感，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热爱祖国、正确对待人生的价值取向。一种制度除了约束学生，规范学生，更应该尊重学生的劳动价值，被学生尊重和喜爱，才谈得上文化内涵。孔子说：“君子不器。”一个真正的君子从来不是以他的职业素质谋求一个社会职位为目的，却一定是以修身为起点。我们将道德教育落实到大学生的实践活动中，强调了德育的形而下，是要求当代大学生要知书知礼，更要立言立行，这一切都要从修身和自我完善做起。

　　现代学校管理制度重视“管”，要求以制度规范行为。但是，大学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机关部门，面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大学制度更要重视“理”。《吕氏春秋·长利》曰：“尧理天下，吾子立为诸侯。”理是治理、管理。《战国策·秦策三》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这里的“理”，是玉石加工的意思。对大学生，我们应该重视雕琢，引导他们在生活的舞台上历练。玉不琢，不成器，我们要以制度推动大学生在实践中逐渐完成道德、精神和文化的引领，以制度推动大学生在实践中实现向上和向善并举。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当然不能与“士”使于四方相提并论，但他们带着使命、带着理想出发，走向城市，走进社区，深入农村，深入社会的边缘，做义工，感受农民工的生活，帮助农民工的子女，这必定会有效增强大学生的道德正义感和自律感，培养仁性，促进成长。

　　我们曾经对150名师范教育专业学生进行调查。把教育作为神圣职业的学生达到13％，喜欢教师这一职业的达到61％。比起2000年我们统计的数据，均分别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这里，固然有师范类大学生相对容易的从业环境因素，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大学生的道德取向、修养品性教育，许多大学生有了明确的道德取向，也有了比较清醒的价值观认识和从业定位。前一段时间，许多大学生价值观比较混乱，道德意识比较模糊。归咎其源，有市场经济背景下物质化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道德信仰的淡化、道德取向的模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对教育的日渐重视，我们应该进一步继承和筛选儒学中的精髓，对制度文化建设进行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以促进大学生的道德文化建设。

　　三、公平公正——制度文化建设中的公信力取向

　　我国已逐渐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浮躁、功利、追求感官享受等逐渐凸显。各种新闻材料和影像泥沙俱下，许多未经删选的杂质进入了大学生的生活。

　　在大学里，思想的清流时时注入人类的宝藏，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激发学生自己探索和使研究者团结合作比学问本身更重要。在大学校园制度文化建设中融入儒学，就是要厘清当下芜杂的价值观，引导学生走出迷茫，走出虚无，稳固精神塔基，建设信仰系统，从而使每个大学生都可以拥有“头上灿烂之星空”和“心中道德之律令”。

　　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教育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义礼。礼的起源是为了祭祀，内容是种种仪式。被政治化后，则成为政治上的礼。政治上的礼被伦理化后，则成为生活上的要求和规范，成为贵族生活的方式和习惯。这一点，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着明确的记载。伦理性的指点和教训，不仅止于私人生活方面，还包括种种政治、社会、人类的重大事件，全用一种伦理性的教训来指导，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礼”。

　　公信力是大学生道德文化的基础。《论语·述而第七》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之说。“信”是礼形成的重要评价之一。我们在制度制定上，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决策行为上的制度公信，也可称其为道德公信。要推行一种制度，要考虑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实际，与学生生活感同身受，充分考虑民主和公平。决策上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执行上呈现出来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是制度取得成效的先决条件。如果对照儒家思想言论，这就是彰显大学生道德和行为的日常之礼。比如评选省优、校优学生，评定奖学金和优秀学生干部，竞聘团委、学生会干部，这些与学生关系最密切的行为，绝不能变成草草了事的行为，而应该充分考虑评选活动的杠杆作用，引领学生的向上精神，从而让好学生成为道德的楷模、学习的楷模。我们学校设立了谷超豪奖学金、新湖奖学金、国樑奖学金，这些奖学金的捐助者本身就是很好的模范。科学制定评选程序，坚持公平、公开、公正，这对大学生的道德和精神的养成作用很大。我们还制定了《奖学金实施办法》，坚持做到政策考虑周到，评定标准科学，制度出台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目的在于要把品质好、读书好、能力好、得到广大学生充分认可的优秀学生推选出来。

　　我们从制度到实践，从实践到道德及行为表率的产生，在这一进程中，其实就在构建精神的安心之所。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终极目的是要形成科学、民主、充分尊重人的身心发展的制度文化，基本立场就是要尊重人、尊重人的独立性和精神需求。评选优秀学生、评定奖学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学生个体价值的肯定，对学生个体行为上的精神需求的满足。

　　制度上的公信力建设，最大的意义其实是尊重了人的个体劳动，做到了以人为本。如果不民主、不公平，不能把真正的优秀学生推选出来，不仅没有起到评选先进、激励群体的作用，甚至伤害了学生，削弱了制度的公信力，削弱了学校的公信力，也削弱了学生的积极性。教师是教育行为的决策者，决策者不理解学生，不关注学生关心的是什么，不尊重学生的劳动价值，其实是教育者的教育品质和道德品质的缺失。决策者对学生的伤害，最终将伤害到教育自身。不走民主程序，不按制度办事，这是现代学校制度不完善，没有形成民主制度的反映。

　　学校制度是人制定的，其核心理念是民主和科学。制度执行上要强调法治精神，不能屈服于某个人的意志，更不可以随意变更，甚至漠视。一种好制度的确立和形成，前提是具备法治精神、民主公正的执行制度。这与儒学中要求“礼”成为日常生活的形态、要一以贯之地达成，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杨泽波：《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的困难及其出路》，《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3]牟宗三译：《康德的道德哲学》，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

　　[4]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5]柳海民、常艳芳：《论大学精神的价值》，《教育研究》，2008年第8期。

　　[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