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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依凡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大学需要理性地捍卫”和“高等教育理论负有理性捍卫大学的责任”的问题。

【关 键 词】理性/捍卫大学/高等教育理论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大学需要理性的捍卫，高等教育理论负有理性捍卫大学的责任。

一、大学需要理性地捍卫

迈阿密大学哲学教授苏珊·哈克写了一本书叫《理性地捍卫科学》（Defending Science With Reason），这本书讨论科学的本性以及科学对文化的影响等社会问题。科学既能造福人类也可毁灭人类的巨大作用，决定了科学需要理性地捍卫。而大学是集中储存科学知识、发展科学和传播科学的专门组织，这就决定了大学同样需要理性地去捍卫。如果大学不需要理性地捍卫，为什么人们对大学有如此之多的不满甚至是尖锐的批评？2005年美国著名记者理查德·布瑞德利不顾哈佛校方的反对在他《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Harvard Rul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World's Powerful University）的书中，披露了哈佛内部诸多包括权谋、内讧等深层危机的问题。这种批评同样来自哈佛的内部。在哈佛学院执教30余年并任哈佛学院院长8年之久的哈利·刘易斯教授，在《丧失灵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一书对哈佛就强烈的批评道：由于竞争，现在的哈佛大学只顾追求所谓的优秀，忘记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使命，那就是对本科生的教育，教育这些年轻人如何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从而也失去了灵魂。由此可见，即便是哈佛这样世界最杰出的大学也同样提出了需要捍卫学府尊严和灵魂的问题。联想到中国大学的现状，我们是不是到了也需要适度自省反思的时候了？

重庆出版的《校长》杂志以其思想性、批判性而深受学界学者的欢迎，其2009年12期有篇《文明的搅拌机》就提出了这样的诘问：“今天，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都被从大学孵化的人才精英所管理。但是，我们却又感叹，这个时代是文明匮乏的时代！似乎大学普及越广、教育程度越高，精神的明光却反而越加黯淡。这是知识迅捷传播的幸福，还是悲哀呢？”① 最近我们特别注意到，恨中国大学教育不争的钱学森先生去世和教育部长易人之后，人们对大学的批评声浪越发激烈，甚至中央电视台2套的对话节目也讨论起大学的返璞归真问题。这很自然使我们想起那句名句：任何面对现实的不满，都带有回归原始的冲动。但是，大学应该返什么璞？归什么真？不就是回归大学的本然和属性吗？

前不久，网上疯传曾任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撰文批评“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这篇借耶鲁大学前校长之名而言中国大学许多不是的文章，列举了诸如中国大学“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以及大学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大学“官本位”体制日益严重，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等问题。有些话甚至十分尖刻，如“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等。尽管作者有诈，因为有好事者通过耶鲁大学校长办公室已经核实，施密特并未写过更未在耶鲁学报上发表过这篇文章。但Google有几万条之多的转贴和跟帖，且许多网友极为大度地称这篇文章是不是施密德特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指出的问题是中国大学的事实。

为什么人们对大学的批评会如此苛刻？最近重读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其中一段话似乎做了很好的回答。弗莱克斯纳在解释了自己为什么用了那么多的篇幅讨论大学错误的、受误导的和短视的问题后说，因为“只有我们除去坏的事物，才能有效地发展好的事物。一个四分之三美丽芬芳、四分之一杂草丛生的花园，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花园。人们会羞于展示它，因为花园里面应该没有杂草。杂草不仅不雅观，而且会占领并摧毁花园。大学里也不应该有任何杂草；它们不仅难看和不和谐，而且带来危害”②。大学是寄托着人类未来和希望的“花园”，人们对她的美丽之期待越高对她的要求就越高。换句话说，大学的公共性越强其公共责任就越大。因为，大学是社会文明的一面旗帜，是人类社会的科学脊梁、道德良心和文明希望，人们不希望也不允许大学犯任何错误。

那么，当前的大学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不少学者都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析概括。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分析大学公信力在下降的原因中，提出了中国大学迫在眉睫的五个问题③：调整“大跃进”心态，反省过分“世俗化”倾向，警惕“标准化”迷思，理解并尊重“学科文化”，重建“校园文化”。浙江师范大学的刘尧教授则把中国大学的问题归纳为十大怪象④：官本位现象，定位错位现象，学术量化考评现象，英语与专业学习的错位现象，研究生教育“学店化”现象，大学生“考证热”现象，学术行为失范现象，在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现象，师资选聘唯文凭化现象，“填表教授”现象等。我本人对中国大学也有过“官本位、市侩作风、学术不端和犬儒现象”等问题的归纳，但对大学之最危害者，我以为就是大学对自己属性和使命的失守。大学当前存在的方向偏离、责任迷失、过度的功利性和趋炎附势等庸俗化，以及大学未能在崇真、向善、求美和社会担当方面成为社会楷模，都与之关系甚大。

《大学的使命》的作者奥尔特加·加赛特指出：“重要的是大学应该重新认识其使命，使大学活动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力量。”⑤ 他认为，我们应该直接地、明确地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干什么，这是与大学的改革直接相关的。不思考大学的基本属性和使命会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办大学也办不好大学。我们看到一些大学已经在做一些大学本不应该做的事情、犯着大学本不应该犯的错误。究其因就在于这些大学的办学者和教育者并未认真思考过什么是大学的属性和使命，从而未能把握大学的真谛和坚持大学应有的责任。这使我们回到一个古老的话题：我们谁都在办大学，但有谁真正理解了大学？对大学的科学概念本身而言，或许并不需要再去做什么更多的探讨。可是对大学的信仰、大学的精神、大学的追求而言，也就是对大学本真的思考是不能停止的，尤其在大学日益融入充满功利和权势诱惑的社会并被这个社会日益需要的现时代。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大学，我们是不是已经处在一个大学属性和使命不甚清晰的混沌时代？譬如说，大学究竟应该是神圣的知识殿堂、学府黉宫，还是一个谁都可以推着大板车进去随地叫卖的菜市场、大观园？大学从敬畏学问的学府到出售文凭的学店的变化是不是一种社会需要的产物？在一个物欲横流过于追求急功近利的社会，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有没有必要一定程度地回到象牙塔？事实上，如今当人们说到大学、说到教授、说到大学校长、说到博士，似乎不再有以往一样的肃然起敬。当然这与过速的高等教育数量增长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大学已经不像大学，他们在不知不觉地，甚至心安理得地背离大学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基本属性。

那么大学究竟应该是个什么组织呢？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和知识为目的，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并从道德精神上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对人类素质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响力、推动力的教育机构和学术组织，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大学的这一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必须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所在，在这里，大学以理想主义的崇真、向善、求美、务实，教人并引导社会崇真、向善、求美、务实。大学的理想主义代表着社会人文精神的高度，并使大学与众不同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这样的大学才能成为我们学者和学人心之所往、情之所系、梦之所想的“心灵中的圣殿”。

正是对大学属性认识的不甚清楚以及对大学使命守护的不甚坚定，当前大学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忽视了大学的天职，没有解决好“以生为本”、“大学为谁而设”的基本问题。因此，不少大学为盖楼而盖楼、为制度而制度、为改革而改革，所有的活动中缺乏对学生成长成熟成才以及培养学生成长成熟成才的教师的关注。大学科学研究的使命，包含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双重责任，履行好这一使命需要大学及其成员坚持“崇尚科学、追求真理”这一坚定的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对科学负责、对科学的结果负责大学这一最不能放弃的理想主义。否则，大学就不会有敬畏科学、忠诚科学、探索科学、发展科学、维护科学的定守，就难以抵制并可能屈服于外部社会各种利益的诱惑，就不能自觉坚持和守护大学的学术属性，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实践教育影响年轻一代热爱科学探索科学坚持真理并对科学对社会对人类未来负责的使命。可是，我们现在又有多少人在为追求真理而做学问？科学是女神而非挤奶的母牛。蔡元培先生掌北大之初就坚决摒弃的把读书求学作为升官发财之敲门砖的陋习旧规，在今日一些大学已经有死灰复燃之势。

由此可见，大学需要理性的捍卫。黑格尔说理性是最完全的认识能力，是认识的最高阶段，只有理性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才能全面地、具体地、深刻地把握事物。而大学的理性是人们关于大学的本质、目的、内涵科学认识后，对办学治校和大学规律的准确把握。理性使大学冷静思考、自主慎行、坚定使命，这样大学的行为选择才会符合大学发展之规律并遵循其规律。庄子说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并去取回那些丢失掉的东西。理性地捍卫大学，就是引导并要求大学找回自己淡忘甚至丢失的大学精神和文化灵魂，回归其教育和学术组织的基本属性并按大学自己的规律办学治校。

二、理性地捍卫大学，高等教育理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此观点恐怕有人持不同意见，理由是理论较之政治和财富权力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其实，这是对理论之责任的推脱。在所谓知识经济的时代，政府权力和财富权力其行使的方向和质量无不受到知识权力的制约，知识权力才是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支配力量。

就大学而言，阿什比在对构成大学影响的要素讨论中，就强调了除政府和市场力量外来自大学的自身力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承认大学经千百年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进化，从早期被动适应社会尤其是政治需要，经主动满足社会需要的阶段过渡，进入到了当今积极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变革需要的时期，已经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成熟的自调整、自适应、自完善的组织。因此，理性地捍卫大学首先应该是大学自己的责任。大学都不能自省、自觉、自律，还有什么组织能够自省、自觉、自律？大学不能拯救自己还有谁能拯救大学？遗憾的是一些喊着“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口号的大学，却在放弃大学本应坚守也完全可以坚守的权力和责任。对大学这样的理性组织而言，这是不可理喻的。

大学需要自我理性的捍卫，中国大学尤其如此。由于大学的理性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结果，因此理性地捍卫大学自然就成为高等教育理论不能推卸的责任。其理由可概括如下：

其一，一项事业或一个组织其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她是需要理论指导的事业或组织。由于高等教育事业已经成为制度化体系化的一个高度成熟的事业，而作为以实施高等教育的专门机构——历经近千年历史演进而日臻完善的大学，自然是也应该是高度成熟的组织，因此，大学需要理论指导其实践。

其二，大学组织及其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的复杂性，正是大学的复杂性使得探索和把握大学的规律显得尤为重要。高等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深刻认识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及准确掌握大学办学治校活动中的全部规律。

其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果按中国高教学会会长周远清先生的观点，可以把30年划分为“以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为标志的大改革、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为标志的大发展、以注重本科教学质量为标志的大提高”三大阶段，那么可以发现伴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每个阶段，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都为之作出了不可或缺的应有贡献。而潘懋元先生等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这条线索，把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分为如下三个阶段：“高等教育价值观：从社会本位向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相统一转变；高等教育发展观：从急功近利向追求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理念转变；高等教育质量观：从片面知识观向素质主导的多元化质量观转变”⑥。由此也可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其实质也就是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反映。

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理论对大学发展的如此重要，我国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视及其投入是世界罕见的。据有关资料，我国专门的高等教育的研究机构1978年仅有3个，1987—2001年间虽有增有减但基本稳定在700多个，近年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评为优秀高等教育机构的就有一百几十家。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教专职研究人员就达到3000名左右，现在遍布各高等院校及省级以上的教育研究机构专职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员估计不下万人，而加上兼职研究人员则数以万计，“研究人员总数已雄踞世界第一”。⑦ 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高等教育学硕士点90个⑧，除少数地区如内蒙古、青海、西藏、贵州等外，绝大多数省（或自治区、直辖市）均有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学校。2009年全国高等教育学硕士招生人数大致为1100人，根据研究生招生比例增长情况推算，现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总人数应该已近3000人。至2009年全国共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16个，当年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共招收博士生83人，在读博士生人数达到318人，这还不包括一些大学在教育经济与管理、管理学科及教育学等相关学科招收培养的高等教育学博士生。

从以上数据看，理论上说我国的大学教育应该进入受高等教育理论指导的最好时期。可遗憾的是，如此庞大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人才及其培养投入并未产生应有的绩效，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我国早些年就把高等教育学列入了一级教育学学科的二级学科，因此我们不存在像美国等国那样的对高等教育学是一个独立学科的争论。在如此好的学科环境下，我们的高等教育学科原本可以发展的更好更成熟一些，对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指导和影响更大一些，可是我们还没有做到。相反美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美国大学的改革发展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至今我们都很少有像克拉克·克尔、约翰·布鲁贝克、罗伯特·赫钦斯、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等那样一批，无论在高等教育理论还是在大学办学治校方面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高等教育理论家、教育家。

其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水平还不高，相当数量的所谓著论根本就是为满足职称升迁或功名利益的无问之学甚至是文字垃圾。目前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不重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也不是理论研究者常说我们没有话语权，事实上据统计，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刊物多达600种，其中核心期刊亦有几十种之多。据中国知网，其涉及高等教育理论领域的11个子库共收录论文总数达720，558篇。由此得证，我们缺乏的真的不是话语权，而是缺少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有理有据的话语，发不出具有社会震撼力的理论声音。前些年学术界有一种批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几乎听不到其它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反省一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我们做了一些什么？热衷于做命题文章，做政策诠释的咨询论证研究，以及为发表而发表、为出版而出版的不良学风的“蔚然成风”，如此当然注定了高等教育理论不会有自己的声音。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可悲在于30年来很热闹，但对引导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理论成果却少之又少。

其三，我们不仅研究的水平不高理论的影响不大，而且缺乏理论研究的强烈责任感和巨大的学术勇气。我们缺乏理论上能够警醒并防止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做出非理智决策选择醍醐灌顶般的呐喊。比如，本科教学评估的最重要目的就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可是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没有给领导评估的有关部门在评估目的、评估主体、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程序方法等方面提出科学的建议方案。仅评估指标体系就问题不少，如过于强调所谓“教”的物质条件建设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如学生平均拥有的教学行政用房（欧美大学的教学行政用房比我们紧张得多）、自编教材（相当多为学术垃圾）、双语教学（为什么仅强调外贸、法律、计算机三个学科）、三年教案（大师从来不用教案教学）等；根本就不重视对“学”的结果，如整个评估指标体系几乎就看不到对学生的关注和学生意见的尊重，除了二级指标中有一项就业率外，诸如学生满意率、毕业生满意率、毕业生适当就业率、杰出校友数、校友贡献率、学生／毕业生创业公司等，都无法在评估中有反映。

又如，至2008年我国大陆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310所，超过美国的253所，同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达5万之多，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可是我们的博士质量堪忧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因此，教育部推出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措施，其目的在于保证每年都还有一定数量的高质量论文，可这仅只是1／500的优秀率。张楚廷先生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他画两条横线，其一代表中国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另一代表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他指出中美大学博士培养质量保证的不同在于，我们通过评选优秀博士论文把少而又少的所谓优秀者挑出来，而美国是把不合格的博士论文挑出来。人家的培养模式是确保整体的优秀，我们的培养模式不仅只能保证少量高质量而且还保护不少质量不合格者也能过关。受评选导向，现在不少研究型大学都在追逐优秀博士论文并在为获奖哪怕是提名奖而培养博士。

当我们批判大学闭门办学脱离社会需要的实际时，其实我们的大学并没有真正吸收欧美大学以探求高深学问、追求真理的象牙塔精神，很难做到为学问而学问，学者也很难甘于寂寞，很难不受外界干扰而潜心求学。当我们自称要融入社会为社会发展服务时，我们的大学又缺乏欧美大学那种融入社会，为所在社区所在区域经济社会乃至国家、人类的责任担当。罗伯特·赫钦斯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批评美国高等教育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它深受混乱的困扰，而导致混乱的首要原因就是“非常粗俗，追求金钱”，他认为“当一所学校为谋取金钱而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它必定会丧失其精神”、“大学可能会丧失平衡，走向混乱”。⑨ 大学的可悲就在于，在获得钱财方面甚至牺牲公平和原则以求效率，而在使用钱财方面则不计成本和需要无视效率。我们有多少大学不在为钱财而办学？有多少大学不在钱财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大学是需要消耗相当资源才能维持和发展的事业，但大学是君子，其取财必须有道。

丁学良先生批评说：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其实，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强调不能在某阶段过于单一目标而忽略整体的、长远的目标。且不说一哄而上的并校风导致了一批难以真实融合、成本巨大、运行艰难的巨型大学，也不说一哄而上的高职风导致了过多办学条件低劣有些甚至难以为继的高职院校，但一哄而上的大学圈巨大土地、贷巨大款项、建巨大新校区把大学带入无理性的铺张和浪费的问题，则是不能不说的。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讲过自己一个朋友亲戚姑婆的故事：她从没有穿过合脚的鞋，总是穿着一双巨大的鞋子走来走去。晚辈们如果问她为什么穿比脚大的鞋，她回答：大小鞋都是一样的价钱，为什么不买大的呢？这个故事让我们联想到一个年收入最多2、3亿的普通大学为什么竟然敢借贷十几二十多亿。有一经济学者曾问一个中部崛起的省属大学且十多个亿的债务在身的书记兼校长，借那么多钱如何还？答曰：那还不是政府的事。在他的眼里政府决不可能让大学倒闭，故银行里的钱都是政府的钱不用白不用。因为不是自己的钱，他们把新校区修建得很豪华很气派很宏大，有些大学很像是那个穿比自己脚大的鞋的姑婆，其根本就不需要如此之大之豪华之气派的新校园。类似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圈内大学还有不少。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有谁有勇气对此发出了强有力振聋发聩的批评甚至批判的声音？我们关注过如果高等教育理论不站在尊重大学本性和遵循大学规律办学治校的立场上，发出自己向钱学森、任继愈先生等因爱而恨的声音，任其泛滥可能会给我们高等教育带来的不良后果吗？

其四，30年过去了高等教育理论界至今还没有形成学术流派，也未形成有利学术流派创建的条件，学术无派就没有学术间的互相争论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从而也不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理论的成熟和发展。虽未有学派的形成可是却有学者彼此的瞧不起。定性研究不屑定量研究视其为“术”而非“学”，定量研究无视定性研究称其为没有研究方法且结论也毫无根据的思辨之物。陈平原教授在《大学还能否出现特立独行的大师》说到一个故事⑩：上世纪90年代，他与一个很熟悉的做社会学研究的朋友有过一场争论。原因是那个朋友对他说，你们做文学、做思想的就几个人，鲁迅、沈从文，有什么好说的，他们的论文又有多大的代表性？接下来那个朋友还说，你这个问题即使想清楚了又有什么用？能上升为规律吗？陈平原对他关于“你们做文学的讲的都是没有普遍性的、不能往前推演的那种论题”的观点不服气，于是指出所谓做社会学、经济学的，虽然有模型、有统计，表面很客观，其实也是根据研究者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框架。为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人做了一个统计研究，中国留学到美国的女孩子有一半嫁给了他们的导师。这是他根据自己所在学校的抽样调查做出的结果，而这所大学总共只有两个中国女学生，其中一个嫁给了他的美国导师。这个结论从统计本身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但这种统计结果没有意义。类似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学科内部也客观存在，其实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而言，运用统计方法所做的归纳研究和运用思辨所做的演绎研究同样都有其重大价值和积极意义，因为我们既需要高等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引领，也需要高等教育实证研究对高等教育思想的数据支持，以保证结论的客观性准确性。两者无孰重孰轻，但当前而言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包容更需要互相补充。这样，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才会走向更加理性和成熟，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学是传承人类文明、提升人类精神、守护人类尊严的地方，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追求真知和真理。密歇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在《21世纪的大学》中称：大学作为我们的文明中的一个社会机构保持了其辉煌而持久的地位。在近千年世纪变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保护人与传承者，曾经改变了它所在的社会，甚至成为变革中的巨大力量。为了大学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需要在大学的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更大的努力。当我们以大学人的身份从大学内部进行这种大学的反思反省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大学是理性的组织，因此大学需要理性地捍卫，而理性捍卫大学则需要高等教育理论负起自己的责任。

 

注释：

①     许都．文明的搅拌机[J].校长，2009,(12).

②     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9.

③     陈平原．大学公信力在下降——中国大学迫在眉睫的五个问题[N].中国青年报，2007－11－14.

④     刘尧．中国大学的十大怪象[EB/OL].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05－03－28.

⑤     奥尔特加·加赛特．大学的使命[M].徐小洲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5.

⑥     潘懋元等．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J].高等教育研究，2008,(10).

⑦     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60年：后来居上异军突起[J].中国高等教育，2009,(18).

⑧     上海师范大学高耀明在2006年全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硕士点学科建设研讨会上做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综述，他调查结论为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点16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点93个。但据大多数教育网站的统计目前全国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16个，硕士学位授予点90个。

⑨     罗伯特·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⑩     陈平原．中国大学通识讲座00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1.

 

【作者简介】眭依凡，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眭依凡，江苏镇江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兼职博导，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等。

（转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京)201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