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坤庆，邵会，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王坤庆(1956- )，男，湖北麻城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在以城市化、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中，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杀马特群体成为了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格局之外的“第三元”。其所难安，其生未遂。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这是位育失当的后果。由于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的缺失，杀马特的自我认同和乡土认同没有得到合理、系统的建构，身心异位，无所归依。正本清源，推进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的实施，将有助于每一位农民工个体建构自我同一性，体认乡土，有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 键 词：农民工 杀马特 位育 乡土教育 人道教育

　　《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著名学者潘光旦是如此解释的：“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所以，“安所遂生”不妨叫作“位育”。潘先生进一步认为：“西洋自演化论出，才明了生物界所谓adaptation或adjustment的现象。我们很早(好像是跟了日本人)把他译做‘适应’或‘顺应’。适应的现象有两方面：一是静的，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二是动的，指生物自身的发育。地位和发育的缩写，便是‘位育’。”[1]位育是讲求本末的教育，根据潘光旦先生的划分，有由本及末、由近及远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关于人的，属于人道教育，其间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一般人道的、关于人与非人的界限分别的；二是关于个别人的，关于我与非我的界限分别的。第二步是乡土的历史和地理教育，属于乡土教育。第三步是一般的史地教育(这里的“史地”是广义的概念，“史”包括一切的人文科学，“地”包括一切的社会科学)，属于国民教育。笔者旨在通过借鉴潘光旦先生的“位育”理论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城市中的“杀马特”群体，深受拔根之痛的教育根源，进而从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两个层面提出相关建设性意见。期望本文的探讨能对我国在加速城镇化建设过程的同时关注农村教育、乡土教育有所帮助。

　　一、杀马特：城市中尴尬的“第三元”

　　“在以城市化、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成为现代化的先导与主体，农村被动的跟随其后……城乡普遍地被人们解读为富/贫、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现代/传统二元价值对立模式。”[2]16城市养尊处优，乡村妄自菲薄。城里人高举现代化的大旗，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乡里人；乡里人执意背离乡土，试图洗掉“土里土气”，转型成为风光的城里人。二十年前，第一代农民工带着美好向往与憧憬开始在城市闯荡，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无法在城市真正落下脚来。当在城市工作得不如意，生活没有起色时，他们会选择回归乡土，重操旧业。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的下一代又重新开启了城市的打工之旅，形成了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了“跳农门”“脱乡入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模仿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刻意标新立异，结果却成了“不农不城”的杀马特。

　　“杀马特”取自英文“smart”(译为“时尚的”、“聪明的”)的谐音，但是除了谐音之外，杀马特和“smart”没有任何联系。根据张天潘在《“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一文中的描述，杀马特是这样一个群体：在社会学背景上，他们多为农村出来的“90后”，中学毕业或中高职技校毕业；在生活状态上，他们从学校走出后，直接离开了家里人，进入乡镇以上的中小城市，或者大城市的城郊，租住在价格较低的民房或地下室；在职业上，他们成为理发店员工、保安、餐馆服务员、富士康这类工厂的工人，也不排除个别在一些“灰色”与“黑色”地带工作。和“土豪”“中国大妈”相比，“杀马特”完全是贬低、调侃的负面称呼。一些网友甚至将杀马特称为“山寨系”，与非主流、脑残族并列。[3]“普通人在‘审丑’的过程中获得了身份上的优越感，文艺小清新可借机大展自己品位高尚，道德家则表达对‘群魔乱舞’的忧虑，视角无不是凌空向下。”[4]在城市，杀马特备受冷遇，饱受煎熬，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像父辈一样选择退居乡土。即便有，返乡之途也并不平坦。少小离家，一去经年，故乡已是他乡。杀马特们进退两难，处境尴尬。

　　《齐鲁晚报》报道过一篇文章，题为《“杀马特”是种城市病》。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宋维，出生于1994年，初中学历，当过安丘一家小化工厂的保安，现在是济南高新区一家饭店的服务员。“那时候还不知道杀马特这个词，只是在网上看到他们的照片和视频，年纪和我差不多，爆炸头染着各种颜色，首饰稀奇古怪，浓妆，好像无法无天，我觉得这就是潮流，得跟别人不一样。”宋维说，“当时觉着很酷，现在觉着自己很傻。那些我想成为的人，都觉着我很土气，看我的笑话。”对于离开了两年的家乡，宋维并不想念。他不想回家种地，也不想在县城的小工厂打工，更不想娶个邻村的媳妇，庸庸碌碌一辈子。在“充满机会”的省城里自食其力，却也让他觉得没那么容易。[5]

　　“他们对于父辈的农民形象来说，已经属于光怪陆离、花枝招展的城里人了，但对于城市人来说，他们的骨子里永远透露着乡土气息，无论多么努力展示，结果都是卸不掉身上的气质。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们成为了没有故乡的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格局之外的‘第三元’。”[3]农村故乡，无法回去；新鲜城市，难以立足。杀马特，这群年轻移民迷失在中国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浪潮中，其所难安，其生未遂。

　　二、缘由：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的缺失

　　半个多世纪前，潘光旦先生就曾指出：目前最受关注的是国民教育，并且可以说已经畸形发展为教育的全部，至于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则鲜有问津。21世纪的今天，这一论断仍不失中肯，让人唏嘘不已。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的缺失是杀马特群体深受拔根之痛的教育根源。只有进一步明确缺失的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弥合创伤，治愈心疾。

　　(一)乡土教育缺失的原因

　　1.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逐步深入，乡土文化被边缘化

　　第一，文化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而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当前，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与其他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冲突尤为激烈。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被文化殖民的危险，我国的民族文化、乡土文化也难逃同质化的威胁。第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们片面炒作乡村物质文化，无规划地开发乡村旅游项目，乡村成了城市的“后花园”和“娱乐区”。乡村自然生态濒临失调，乡村文化变了味儿。第三，在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都秉持了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和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视角，认为农业落后工业先进，农村落后城市先进，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不是类型的差异，而是发展、进化序列上的不同阶段”[6]。传统乡村文明已然被排斥于所谓“现代文明”的视野之外。

　　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三面夹击，极大地动摇了乡村社会的根基。伴随着乡村精英的流失与乡村年轻一代的逃离，乡村社会日趋空心化。乡土知识“无用论”甚嚣尘上，乡土文化的价值被贬抑，乡土文化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