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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美国教育研究的“范式之战”述评
2019年11月25日 10:25 来源:《现代教育论丛》2019年第2期 作者:陈阳 字号
关键词:美国教育研究;范式;教育的科学研究

内容摘要: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对“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的定义和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在《教育的科学研究》中提出的“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引发了一场教育研究的“范式之战”:基于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各方围绕实证研究、科学的定义、教育研究的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持久争论。

关键词:美国教育研究;范式;教育的科学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阳(1987- ),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82

  内容提要: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对“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的定义和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在《教育的科学研究》中提出的“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引发了一场教育研究的“范式之战”:基于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各方围绕实证研究、科学的定义、教育研究的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持久争论。这场大讨论是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和研究群体来源多样性的证明。如何建立一个享有共识、互相沟通的研究群体和更具包容性的研究文化,是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

  关 键 词:美国教育研究 范式 教育的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762(2019)02-0058-8

  一、问题的缘起

  2017年1月,《加强教育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华东师大行动宣言》在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上发布。宣言认为“实证研究是当今国际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和主要方法,相比之下,我们的教育实证研究明显落后”,实证研究的缺乏是导致我国教育研究低水平的原因,因此应该“大力推进教育实证研究”,并提出了十条推进教育实证研究的呼吁。这次会议及宣言,其参与之广、决心之大、语气之强烈,似乎说明我国教育学界正在朝向“实证”的目标集体进军。

  当下对“促进教育范式转型”的呼吁急迫而热烈,但越是重大的行动就越是需要充分的探讨和争论。21世纪初,美国的教育学界也曾有过一场关于“实证研究”的大讨论。因为其主要围绕着教育研究的范式问题展开,而且争论异常激烈,在后来的文献中常用“范式之战”(paradigm war)来指称。本文拟对这场争论进行系统梳理,以资借鉴。

  (一)“范式之战”的背景

  “范式”一词,借用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Kuhn)在描述自然科学的科学革命时的概念。然而,教育是科学吗?——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现在仍然争论不休。美国历史上,关于它的争论有过几次高潮,不同的研究范式轮流占据过主导地位。20世纪初,实验教育学将自然科学实验和观察的方法引入教育研究领域,各种智力测验、测量和教育实验在美国大陆上风行,“教育科学研究”一词开始出现,以区别于之前仅仅依赖于哲学思辨进行推理的旧教育学。[1]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运动期间,批判理论、种族研究、女性研究、新马克思理论等后现代理论陆续涌现,它们批评主流的科学研究方法忽视了边缘群体的声音,无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质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一时之选[2],教育研究出现方法和理论多元化的特点。本文所论及的美国21世纪初的这场争论就发生在倡导“多元化”的背景之下,它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府主导的对多元化的反弹。[3]

  1.“质量低下”的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在美国一直声誉不佳。“教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工作总是被看作一个后娘养的孩子,通常被学术界所鄙视并很少被政策决策者、实际工作者或普通民众所相信……”[4]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AERA)认为教育研究质量低下,其原因是:和实践脱节,不能提供有用的知识;共同体内部混乱无序、碎片化;容易受政治因素的摆布。[5]政府和公众对教育研究的信任危机,最终在政府政策上得到体现。

  2.新管理主义和“科学方法的胜利”

  教育支出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财政支出,依靠绩效和程序获得政权合法性的政府必须要对公共支出的去向和效率负责。美国联邦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立了国家教育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NIE),2002年被教育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IES)取代,后者建立了名为“有效教育策略资料中心”(What Works Clearinghouse,WWC)的资讯服务机构,为教育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联邦资助的教育项目的“科学标准”和证据。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受到新管理主义的影响而采取的“过程管理”思路,用程序和证据代替了专业评估。[6]

  政策的另一个逻辑来自同样属于应用领域的医学、农学等学科。科学革命以来的医学和农业发生了彻底的变革,科学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教育之所以长久固步不前,要么是没有采用科学方法,要么是没有采用“正确的”科学方法——这个过于简单的、合理性很值得怀疑的类比推理,成为联邦政府大力推动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动力。

  (二)“范式之战”的直接原因:《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教育的科学研究》

  2001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以下简称“法案”)是布什就任总统之后签署的第一项内政法案,旨在促进美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以及推动教育公平。NCLB要求联邦资助的学校和教学项目,都必须依据“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Scientifically Based Research,SBR)进行。SBR这个说法,在整份法案中出现了110次之多[7],可见重视程度。法案不仅提出要求,更对SBR做出如下解释:

  “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意指运用精确、系统、客观的程序,得到与教育活动和项目相关的可靠、有效的知识。其包括如下研究:使用观察或实验的实证方法;精确地分析数据,以验证假设和证明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使用可测量或可观察的方法,得到可靠和有效的数据,以供其他测量者或观察者再次使用;使用有效控制的实验或准实验设计,最好是随机实验;保证实验细节的充分和清晰,以便重复,至少可以成为以后研究的基础;被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接受,或以相对精确、客观和科学的标准被独立专家审查通过。[8]

作者简介

姓名:陈阳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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