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饶从满(1966- )，男，安徽六安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兼职驻所研究人员，北京 100875，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吉林 长春 130024；徐程成(1981- )，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吉林 长春 130024

　　内容提要：正如“高大衔接”和“高大协同”这两个术语在世纪之交以来的日本教育界广泛流行所表明的那样，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问题近年来在日本已经成为热点话题。“高大协同”是在世纪之交以来的日本“高大衔接”由重视“选拔功能”向重视“教育功能”转变的过程中，作为“教育衔接”的重要手段而兴起与发展起来的。针对高中生和大学生开展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高大协同”活动对于促进“高大衔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协同合作共识的建立和协同合作体制机制的构建等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需要解决。

　　关 键 词：日本 高大衔接 高大协同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2JJD880010)。

　　自1998年“扩招”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据教育部发布的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 46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4.5%。[1]伴随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轨道，高校学生群体的构成和需求等日趋多样化，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意愿不强、不能适应大学学习和生活等。在此背景下，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问题日趋凸显，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是大众化背景下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的需要，也是知识社会背景下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应有举措。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高等教育量的扩大而引发的种种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经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教育发达国家几乎都为此烦恼过。高大衔接问题在这种共通性当中也可以说是在世界同时发生的全球性课题。”[2]这意味着我们在思考和解决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问题的时候，可以借鉴这些教育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正如“高大衔接”和“高大协同”这两个术语在世纪之交以来的日本教育界广泛流行所表明的那样，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问题近年来在日本已经成为日趋凸显的热点话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解决“高大衔接”问题时，开始从以往只重视招生选拔的“选拔衔接”，转向重视包括招生选拔、课程和教育方法在内的“整体衔接”，并且扩大高中和大学之间在“教育上的合作”，即“高大协同”。[3]在日本教育界，尽管使用者在实践中会赋予这两个术语以不同的含义，但一般而言，所谓“高大衔接”指的是高中与大学这两个学校教育阶段之间的衔接，而所谓“高大协同”主要是指高中与大学为了两个阶段之间的教育衔接而开展的合作活动。就二者的关系而言，“高大衔接”是目的，“高大协同”则是“高大衔接”的手段之一。有鉴于此，本文将把“高大协同”放在日本“高大衔接”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实施现状与问题。

　　一、背景：由重视“选拔衔接”向重视“教育衔接”的转变

　　“高大协同”是在世纪之交以来日本的“高大衔接”由重视“选拔功能”向重视“教育功能”转变的过程中，[4]作为“教育衔接”的重要手段而兴起与发展起来的。

　　(一)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的“高大衔接”：以选拔衔接为主

　　二战后，日本通过学制改革使高中毕业成为升入大学的基础资格。这一改革虽然在制度上为“高大衔接”提供了可能，但是，在考生远远超过大学招生定额的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考生除了取得高中毕业资格之外还需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在当时的背景下，大学可以在一大批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都较高的学生中精挑细选。大学方面并没有把“高大衔接”视为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相反，大学为了达到区分和选拔的目的，在入学考试上出了许多超出高中学习内容的难题、怪题，使得高中方面把“高大衔接”视为问题。[5]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高大衔接”问题并没有成为大学和高中共同关心的问题。

　　此后，伴随经济的快速恢复和高速发展，日本的高中入学率也急剧攀升，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已超过50%，到70年代中期已达到了90%以上，高中教育迅速由大众化进入到普及化阶段，高中开始成为全民教育机构。[6]而另一方面，在进入7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担心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会带来教育质量下降，日本文部省采取了控制高等教育入学率急剧上升的措施。这样一来，围绕大学升学的竞争更趋激烈。而且，之前只是与少数人有关的“应试竞争”逐渐变成了多数国民的共同问题。特别是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在升学需求高度增长的背景下，出现了许多孩子和父母被卷入“过度应试竞争”中的情况，之后这种影响也长期持续。

　　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围绕大学入学考试的应有方式研究教育衔接问题。[7]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关于高大衔接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公平、有效地选拔出具有接受高等教育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主要基于“教育机会的均等化”来思考大学入学考试改革问题。中央教育审议会1971年的咨询报告确立了通过“高中的调查报告”、“共通测试”、“大学的入学考试”三者来对学生进行综合判定的宗旨。[8]根据这一报告的建议，日本后来逐步建立了由考察学生基本学力的共通一次考试、各大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关于学生高等教育适应性的二次考试，以及反映考生高中学业成绩的调查报告所构成的一个大学入学招生选拔体系。这一体系试图让不同类型的学生能够得到均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阶段的高中与大学之间的选拔性衔接提供一个可以多样化发展的平台。这个平台的建立，一方面有助于大学在确保学生基本学力的基础上按照各自的办学宗旨选拔合适的学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从高中教育更好地过渡到适合自己的大学教育当中去，从而达成“高大衔接”的目的。然而这一体系在实际的操作中，一方面由于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日本大学入学率一直稳定在35%左右，[9]另一方面由于“通过检测学力的选拔是最公平的”这一观念仍然存在，本应对入学者进行综合判定的选拔仍然是以学力为中心来进行，有特殊才能的入学志愿者并没有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并且，由于应试产业的介入，还出现根据偏差值对大学进行排序等问题。当时的考生在选择大学时考虑的不是“想上的大学”，而是“能上的大学”，这对入学志愿者进入大学之后的学习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对大学教育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不利于“高大衔接”目标的达成。

　　虽然日本文部省在这一阶段通过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和《大学设置基准》推动高中和大学课程的弹性化，开始思考学生的多样化发展问题，但在激烈的大学升学应试竞争没有得到缓和的情况下，一些高中以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还促成了“预备校”、“补习班”等应试产业的发展壮大。可以说此时的高中教育仍然是在与“大学入学考试”而非“大学教育”衔接。

　　(二)世纪之交以来的“高大衔接”：重视“教育衔接”

　　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975年达到34.2%这一高峰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总体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文部省采取的一些宽松政策，高等教育入学率步入上升趋势，到2005年就已经超过50%，日本高等教育由此进入到了普及化的阶段。[10]与此同时，由于18岁人口的逐渐减少，日本也逐步进入到了高中毕业生均可以上大学的所谓“大学全入时代”。这一状况的出现对升入大学的意义以及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荒井克弘将这种变化称作由“金字塔形”向“梯形”的转变，由“选拔”向“衔接”的转变。[11]在荒井克弘看来，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以前主要停留在“大学入学考试”这一节点上，所考虑的只是“选拔”，而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包括大学入学前和大学入学在内的整个“过程”，亦即教育上的“衔接”问题。[12]

　　1999年12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的题为《关于改善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的咨询报告》指出：“在高中、大学各自向多样化、个性化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升学率的上升进入大学的学生的能力和学习经历也日趋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高中和大学应该扩大协同，进一步有效促进个人多样且具特色的能力和个性的发展。”该报告提出了日本“高大衔接”今后要着力解决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开展以培养“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能力”与“问题探究能力”为主轴的教育；二是将后期中等教育阶段中的多样性与高等教育阶段的多样性进行“衔接”；三是促进大学与学生之间的相互选择；四是促进学生主体的出路选择。针对这些问题，报告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在思考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时候，很容易就把重点放在入学选拔上了。但是在大约70%的高中毕业生均以某种形式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下，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基于如何选拔这一视角，而是应该从学生如何选择符合自己能力、意愿和兴趣的高等教育机构，或者如何发现大学想要的学生，特别是应从今后如何实现高中教育向高等教育顺利过渡的观点，考虑衔接问题。”“此外，不仅仅是入学选拔问题，还需要包括课程与教育方法等在内考虑整体的衔接。在充分考虑从初等、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阶段应该发挥的作用的基础上，基于一体化的思想推进改革这一视角至关重要。”[13]这是日本在政策上首次提出的关于“高大协同”的指导性建议，也是日本在解决高大衔接问题时正式转向重视包含招生选拔、课程和教育方法在内的“整体衔接”的重要标志。而日本的“高大协同”活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为了“教育衔接”而蓬勃开展起来的。

　　二、“高大协同”的实施现状

　　胜野赖彦曾经在对日本“高大协同”活动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高大协同”界定为“高中与大学利用各自的教育资源，协同开展的教育活动之总体”，并且又将“高大协同”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在他那里，所谓狭义的“高大协同”是指“以高中生为对象，利用大学教育资源开展的高中教育活动”，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旁听大学的正常课程；二是参与以高中生为对象的讲演或讲座；三是参与体验入学、开放校园；四是在特定大学实施的实验、实习、个别指导。此类活动的对象是高中生，在实施方法上利用大学的教育资源，在性质上属于高中教育活动。在举办场所上，有在大学校园举办的，也有在大学外举办的。大学内举办的活动，有的是大学主办的，也有的是高中主办的；在大学外举办的活动，既有大学主办的，也有高中主办的，还有的是地方教育委员会或高大协同联络协议会主办的。

　　广义的“高大协同”则是指“高中与大学协同开展的有助于改善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措施”。胜野赖彦例举了以下几类活动，并认为这些活动当属于广义的“高大协同”活动范畴：1)以大学生为对象而实施的以提高基础学力为目的的补习课程等；2)举办以提高高中教师学科教学能力等为目的的研讨会；3)举办以提升高中和大学教师教学能力为目的的研修会等；4)为促进高中与大学间的相互理解而设置的联络协议会。[14]

　　本文采用的是广义“高大协同”概念，即凡是高中与大学协同开展的有助于改善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活动，均视为“高大协同”活动。“高大协同”的目的是促进“高大衔接”，而“高大衔接”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学生能够从高中教育向大学教育顺利过渡。因此，学生是“高大协同”活动的主要服务对象。而从日本实际开展的“高大协同”活动来看，针对的学生群体既有高中生，也有大学生。因此，以下将分别考察和分析针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的“高大协同”活动，前者属于胜野赖彦所说的狭义的“高大协同”，后者则属于广义的“高大协同”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