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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海明
内容提要：从1927年到1952年，邓小平曾长期独立领导一个地区或一个战场的革命武装斗争。他在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富于创见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诸如：坚持创立由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政治工作服从革命战争，发挥保证作用；从战场的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作战形式和方法，等等。邓小平早期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集体智能的重要来源，也是后来形成的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础之一。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邓小平同志经历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初期实践，其间，他曾长期担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邓小平的军事实践活动，是从1927年春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到国民军冯玉祥部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工作时开始的。后来，他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广西，独立领导一个地区的工作，开始了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军队和进行人民战争的实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与刘伯承长期合作，共同领导八路军第129师和后来相继改称并发展壮大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2野战军的建设和作战。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仍然直接领导着西南地区的军事建设和斗争。1952年后，邓小平担任党和政府要职，还十分关心军队建设。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邓小平不断总结经验，先后发表了《艰苦奋斗的冀南》、《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深刻领会对敌斗争的几个原则》、《根据地的建设与群众运动》、《进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等军事著述，就创建革命军队、创立与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政治工作以及实施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等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
邓小平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同邓小平独立领导的一个地区、一个战略方向、一个战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创造性和全局指导性的特征，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集体智能的重要源头的一部分。邓小平早期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他后来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 持创建共产党独立的领导革命军队
1929年5月，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后，桂系军阀头目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被迫下野。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绥靖司令。俞、李邀请中国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的部队和政府中工作。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遣邓小平（化名邓斌）、张云逸等前往广西。7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广西南宁，领导广西地下党的工作。
邓小平早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书长期间，就阅读了毛泽东、朱德关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大量文件。
按照党的要求改造旧军队。为把由共产党掌握的几支部队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邓小平、张云逸等人运用毛泽东、朱德创建红军的经验，对旧军队做了大量争取和改造工作。主要是在部队中建立秘密党支部，发展党员，形成党的领导核心；分化教育改造旧军官，采取“升迁”和教育相结合的措施，使反动军官脱离士兵，失去对部队的指挥权；发动士兵揭露反动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罪恶，严惩罪大恶极的军官；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使其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改变部队成份，将班、排、连长改由共产党员担任，动员地方党员和青年参军等。通过这一系列教育和改造工作，使部队在思想上相信共产党的主张，组织上接受共产党领导，行动上听从共产党的指挥。
保存革命力量，创造发展条件。1929年10月，俞、李不听共产党的劝告，仓促举兵发起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因部下叛变，不战自败，造成敌方各路重兵进逼南宁的被动局面。这时，部队起义的力量还没有准备好，且群众也没有发动起来，如果在南宁仓促起义，必遭各派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鉴于此，邓小平等人遂果断地决定，主动放弃敌人以重兵争夺的南宁，把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百色和龙州地区，继续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邓小平、张云逸率部到达百色后，积极发动群众，武装工农，加紧扩建和改造部队，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清洗部队中反革命分子。在充分准备和周密计划的基础上，警备第4大队、教导总队和左右江农民军等部，于
在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继续做好争取俞作柏、李明瑞的工作。
邓小平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红7、红8军的实践活动，充分反映了他关于创建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军队的思想主张。主要包括：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展革命武装；按照党的要求和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要求改造旧军队；注意保存革命力量，创造发展条件；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举行起义，打起革命军队的旗帜，开展武装斗争。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主张，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
二、重视在军队中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证”作用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分析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做政治工作的实践，重温当时发表的有关文章、讲话，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十分重视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他在论证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时指出：军事行动服从于政治任务，武装是对敌斗争的骨干，但是军事行动必须服从于政治任务，实现一定的政治任务，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军事任务。他还说：把武装解释为附属物也是不对的，只是在为了完成总的政治任务上，军事是服从政治的，而在斗争形式上武装常常居于主要地位。这不仅阐明了军事与政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也指出了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中，邓小平总是紧密地联系部队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形势与任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军队宗旨、军队纪律、官兵关系、军政军民关系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证作用。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早在红7军初创时期，红7军前委遵照邓小平的指示，颁发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指示的第二号通告。《通告》分析了右江苏区的形势和党组织的状况，阐述了加强党的领导对红军与苏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要求“部队党委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红7军运用毛泽东、朱德倡导的政治工作原则，建立了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坚持在营以上部队设党委，连队设党支部，做了大量的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人民军队宗旨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肩负战略区军队党委和地方党委主要领导的双重要职。在工作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军委的领导与指挥，才能得到发展与胜利。中国革命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的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方的能力，绝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及军委的程度，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不以党为中心的倾向，都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党要学会熟练掌管武装、教育武装、指挥武装作战。今天的党，不只领导党，还要领导军队，帮助政府。地方党必须学会管理武装领导战争，要加强对游击队、自卫队的领导。地方党政机构、群众团体必须把爱护党军、爱护武装作为自己的责任。当时，根据地提出了“创造模范党军”的口号，要求军队的党组织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给地方党应有的帮助。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工作，邓小平强?#123;要对所有干部加强职务技能教育，用政治工作条例重新训练所有政工干部，务使每个政工干部以至军事干部，通晓政治工作条例精神和内容，使每个政工干部熟练政治工作。他强?#123;高度树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威信，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要从自身工作去树立自己的威信。
保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邓小平在组织发动百色起义、成立红7军时就公开宣布：这支军队是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其目的是驱逐帝国主义出华，推翻国民党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豪绅地主等反动势力，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解放。他在以后的政治工作中一直很重视经常性的思想教育，要求通过经常性的思想教育使士兵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根本道理。抗日战争时期，他要求正规军做到真正是人民的子弟兵，不仅纪律好，并且真正关心民众疾苦，到一处做一处地方工作，要成为遵守政策、执行政策的模范。1946年2月，邓小平为《人民的军队》报创刊号题词时进一步指出：“人民军队的责任是随时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今天我们必须亲自动手，努力生产，克服困难，以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经济向上，走丰衣足食的道路。”邓小平强?#123;，军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就是维护群众的利益，对群众有利就做，没有利就不做。要求正规军和游击队起武装宣传队的作用，要爱护民众，减轻民众负担。
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保证战斗胜利。邓小平指出，战时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一切努力，都是为着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巩固与加强正规军，保证部队、民兵有高度的战斗情绪，团结群众，瓦解敌军。为此，每个政治工作干部要熟悉政治工作，特别熟练战时政治工作。在部队中开展立功运动，创造模范兵团、模范干部、模范党员和模范战士。在战前，应进行充分的动员，使每个指战员都下最大的决心，具有充分的信心。在战中，教育部队对任何一点的攻击，都不可存侥幸取胜心理，防止在胜利中产生轻敌心理。在困难的时候，尤其应鼓励部队坚决作战。把敌人气焰压下去，巩固自己的士气。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坚决勇敢的歼灭敌人。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利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的时候，不敢勇猛的作战。要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驰等右倾思想。
保证军队纪律的贯彻执行。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证明，纪律是路线的保证，是无产阶级军队性质的体现。邓小平把贯彻执行革命纪律，作为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来抓，他指出，只要不甘心国家独立、民主、和平受到破坏，就应负起责任好好维持纪律，爱护群众利益，反对松懈和极端民主。他教育部队：一定要警惕到，群众不是命运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如果国民党军队纪律好，为什么老百姓不可以跟别人走呢？他强?#123;：在所有的部队里，发动执行纪律的群众运动。要求“百分之九十七应对百分之三破坏纪律分子，发动群众性的检查”。对有功者一定要奖，对有错误者必须适当惩罚。要善于运用模范例子去压倒坏的东西。他还指出，要克服无纪律状态，必须从造成干部学习理论和政策的空气着眼，从领导上贯彻好着眼。
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邓小平说，军队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在军队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党的生命，没有正确的政策策略，路线是空洞的。这一点，每个党员，每个干部，负的责任越大就越有认识的必要，越是领导机关，必须保证党的各项政策的执行，机关的责任是及时检查、及时纠正错误，加强政策的研究。他号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警觉起来，加强对党的政策策略的学习和掌握。军队中的党员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要争取90%以上的群众赞成党的政策。
发扬积极因素，不断清除错误思想。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军队是建筑在阶级本质上的，所有的人都是为完成同一个政治任务，都是自觉地来革命的，利害都是一致的，所以在人格上、政治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战士的积极性，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当军队的主人。发扬正确的东西，克服消极的因素，反对把战士降低到一个单纯的人，降低到军阀部队的一个兵的地位，单纯地使用他，当成驱使的对象，这样就会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他要求各级领导教育部队自觉清除错误思想，指出：我们不要只看到外部的敌人，还要看到思想上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其表现形式是缺乏无产阶级的坚定性，散布各种各色的谬论和毒素，以瓦解我们的斗志，削弱我们革命队伍的严肃性和纪律性。部队对于明显的敌人不要丧失警惕，而且对于腐败我们思想的敌人，那些隐藏在我们部队中品质恶劣的阶级异己分子，也不要丧失警惕。自由主义是有害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这个中心和出发点。
三、重视创立和全面建设根据地
开辟革命地，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是邓小平早期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赴广西领导兵运和做统战工作期间，就以极大的精力领导土地革命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雷经天等人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创建了左右江苏区。这是当时全国较大的苏区之一，对全国的革命斗争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红7军在向中央苏区进军的途中，帮助江西崇义县建立了县级、区级红色政权，组建地方武装，播下了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与刘伯承一起领导开展游击队争的同时，始终把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他们共同开创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邓小平南下中条山区开展工作，使中条山根据地很快得到巩固。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与刘伯承创建大别山、江淮河汉等解放区。在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邓小平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根据地建设和政策和主张。
建立发展根据地的人民武装。早在开创左右江苏区时，邓小平就十分重视发展地方武装，他要求县设赤卫大队、区设赤卫中队、村设赤卫小队、城镇设工人赤卫队。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他强?#123;：“把扩大八路军，组织游击队，当作重要的任务”。要公开组织武装，组织游击队。加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的建设。要有足够的数量，培养坚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的建设，要有足够的数量，培养坚强的战斗力，要有比正规军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他特别强?#123;地方武装成份要纯洁，组织要精干，要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地方武装必须以当地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为骨干，根据地民兵要扩大数量，提高政治质量，保证民兵在党的领导之下，武器掌握在可靠分子手中。部队进入大别山区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一个区要有一个连，一个县要有一个大队，在发展武装力量时，还要学会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并应尽可能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及无党派的军官参加我军。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扩张革命势力。只要军队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
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邓小平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在组织形式上，无论是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都应是共产党员占1/3，进步势力占1/3，中间势力占1/3。政权机关要允许国民党员参加，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一切不反对抗日政府的地主；资本家与工农有同等的人权、财权及言论、集会和信仰自由。在抗日根据地建政过程中，邓小平不断纠正党的机关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123;动干部等混乱现象。他说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同时也及时纠正区村政权仍操纵于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之手，忽视改造工作的右倾思想。抗日政权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团结一切中国人共同对敌。国共两党要互助互让，求得更亲密的团结。同时，要坚持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批评忽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国民党进行斗争等倾向。在除奸政策上，要坚决镇压那些汉奸和顽固的反共分子，但不要乱杀人，不能牵涉无辜。在文化教育方面，“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文化人、技术专家来根据地与我们合作，办学校，办报做事。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到我们学校学习。要放手任用和放手提拔知识分子文化人“，以加速全面建设根据地的进程。
充分发动民众参军参战。邓小平在创建根据地，指导革命战争中，一贯重视发动民众，进行人民战争。他曾指出：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力。如果轻视民意，压迫民众，就不可能依靠民众的力量来克服抗战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困难，也就说不上抗战的胜利，而且可以把民众逼到敌人方面去。他主张“游击队应配合正规军作战，要统一指挥游击队、自卫队、正规军三位一体的作战”。他说：“伟大胜利之获得，如果只归功于正规军的努力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同时归功于普通的民众游击战争之展开。正规军的作战，如果没有游击队、自卫队的配合，就等于失去耳目和手足一样，民兵是以数量战胜质量，敌人兵力虽强，但我们民兵人数众多，到处骚扰，四面响枪，日夜不停……敌人应付不开，心慌钛y，使强的拖弱，胖者拖瘦，最后便于主力去消灭他”。
重视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敌军摧毁根据地的进攻，是以经济上的封锁禁运为基础，以彻底破坏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为目的。就此，邓小平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着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个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个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方面而订出的。在坚持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邓小平领导制定了鼓励和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
正确处理党、武装、政权、群众团体四种力量的关系，巩固、发展根据地。根据地是否巩固、是否能够发展，决定的因素是党、武装、政权和群众团体四种力量是否健全。就此，邓小平在实践中作出明确而又具体的论述。他认为，首先是要有党的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自己建立了党而又服从于党的领导。根据地的党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武装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是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解决军队的供给和补充。群众团体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教育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这样，加强几种力量的配合与联系，才能把各界抗日力量统一起来，爱护根据地，建设根据地，顽强地保卫根据地。
四、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灵活果断地指挥作战
在战争年代里，邓小平从实际出发贯彻中央的作战方针，细心研究敌军，研究对敌斗争的政策和方式方法，灵活地把上级对敌斗争的指示运用于本战略区的作战之中，从而创造性地选择作战形式，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
坚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原则“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灵活机动地指挥根据地军民开展抗日斗争。他从持久战和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提出“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方针。针对日军大兵团作战，对根据地军民实行铁壁合围、反复“扫荡”的特点，提出“反扫荡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腹地游击战争的有力坚持与外线游击战争的有力配合”。要求抗日军队和游击队，都必须有高度的主动性、积极性与灵活性，利用运动游击战和普遍的游击战的方式，寻找日军的弱点，打开局面。在日军开始进攻时，我军作战的主要方式是集结相当的兵力，主动寻找运动战的机会，求得歼灭日军一路，击破他路，以粉碎其进攻；同时加强在日军侧背的活动，牵制和消耗其进攻部队，不断袭扰、疲惫日军。在论述游击战特点时，他指出，游击战是没有防御的，永远是进攻的。要把游和击紧密结合起来，游而不击，击而不游，或不游不击，或不顾一切的硬拼，都是错误的。在主动作战时，应坚决、勇敢、不怕牺牲，以达成歼灭敌人之目的，但在不利和被动的条件下，则应大胆转移，以寻求有利机会打击日军，防止拼消耗和轻易决战。在日军推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和“治安强化运动”的情况下，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提出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全面对敌的方针。要求抗日武装大胆地组织游击集团，发展敌后武装工作队，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同日军的“蚕食”作斗争。邓小平还与刘伯承共同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在日军向根据地进犯时，领导抗日武装向日军占领区前进，开展敌占区工作，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中，邓小平强?#123;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机动歼敌相结合。他与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组织指挥了著名的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战斗，胜利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推动了华北战局的改观。1943年9月，刘伯承赴延安学习，邓小平主持129师工作，领导部队连续发起攻势作战，直到抗战胜利。
开展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在中原大地上开展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1947年6月，邓小平、刘伯承率12万大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战役中，以不攻示以攻，欲攻示以不攻，似可为而不为，似可不为而为之的灵活战术，歼敌9个半旅。邓小平在谈到时局与任务问题时指出：对城市好打就打，不好打就不打，你采取重点防御，我就占面，有机会就占地方，地方占多了，人口增加了，兵员解决了，财经也解决了，反过来敌人就困难了。8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邓小平同刘伯承率部向大别山挺进。在毛泽东制定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部署掩护下，摆脱国民党军23个旅的尾追侧击，进入大别山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螀^。他在《关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提出，初期的作战问题，要以当时当地的敌情而定，要掌握住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采取宽大机动去寻歼弱敌，待敌情地形熟悉后再进行较大规模的歼灭战的方法。关于分遣与集中的问题，他提出：以野战军集中打大仗，以军区部队分遣占地盘，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打小仗。在国民党军大军压境时，不惜放弃一切次要城市、据点，免遭损失。同时，在有利于集中的原则下，以分遣分散敌人，造成敌之弱点，尔后适时集结兵力歼其一部，打破被动局面。11月底，蒋介石?#123;集14个整编师共33个旅的兵力，对刘邓大军全面围攻，轮番“进剿”。邓小平针对大别山解放区刚刚开辟，群众尚未发动，战场狭窄，补给困难等情况，提出与刘伯承分兵对敌的决策。他亲率3个纵队和当地军区部队坚持内线斗争，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作战方针，与国党军周旋。当国民党军围攻解放军主力时，解放军外线部队兜击敌人后路，内线部队主动分散，歼灭小股敌军；当国民党军主力被迫分散，解放军又适当集中，歼灭孤立之敌。这样辗转机动灵活作战，保障了刘伯承率一部兵力乘虚回渡淮河，完成战略再展开。
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用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促进战争胜利的重要策略方针。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指导所属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民众团体，积极开展政治争取与瓦解敌军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他在领导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斗争时曾指出：利用一切线索，一切机会，加紧争取与瓦解伪军组织。敌人强化伪军伪政权，我们则应强化瓦解争取工作，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关于争取瓦解敌军的策略方法，他指出，要打拉结合，只强?#123;争取而放松打击，或只打击而不争取都是不对的。在打的阶段中，要善于运用打中有拉的策略指导原则。在拉的阶段，要善于运用拉中有打的策略指导原则。军事打击是中心环节，要随时掌握好这一环节。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这是瓦解敌人的基本出发点。抓住每一个矛盾的缝隙，乘机发展自己的工作。到敌人内部去积蓄力量，去起发酵作用，去打下我们组织的基础，为我们的反攻及战后工作做准备。1945年，面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妄图大规模进攻解放区的严峻形势，邓小平向部队发出指示：为了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在平汉战役中，面对国民党军来势汹汹的进攻，邓小平、刘伯承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方针。在邓小平、刘伯承的感召和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国民党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从而加速了战役的全面胜利。
捕捉战机，决战歼敌。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发起淮海战役。邓小平任战役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野战军行动。在决定战役第2阶段的作战行动中，中央军委指示：“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我们应力争这一着”。邓小平纵观战局变化，决定在军委总的意图下，从战场实际出发，首先消灭由豫南远道来援、兵疲粮缺而又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他与刘、陈当夜请示军委，认为，现在“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歼灭黄维全部或大部较之歼灭他敌更属有利。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在歼灭黄维兵团的过程中，总前委根据战局变化灵活实施作战指导。黄维兵团未进入包围圈时，总前委制定了“欲擒故纵”的方针；针对敌人机动能力强的特点，不与其大规模的正面交锋，采用“攻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进展，对敌压缩”的方针；为削弱敌军优势火力的威?#123;，减少伤亡，采用“地堡对地堡，战壕对战壕”的方式，使部队隐蔽接近敌人；在围困后期，一反“网开一面，虚留生路”的传统战法，改用“围师不阙”、“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困饿之”的战法，最终将黄维兵团全歼。总前委对战役的指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从实际出发，把握战局发展，及时捕捉战机，决战歼敌的思想。刘伯承曾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过，总前委在临涣集下达的作战命令和向中央军委汇报的电报，大多数是邓小平政委亲自起草的。
1949年4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第2野战军和第3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战前，邓小平亲自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邓小平等人的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11月，邓小平同刘伯承率部进军西南，在第1野战军、第4野战军的配合下，采取大迂回和大包围的方针，以迅猛的动作实施战略追击，横扫湘鄂，直取两广，争取了云南和西康的和平解放，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四省。
邓小平在对一些重大战役指导的过程中提出的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充分反映了他统揽全局的战略胸襟，坚持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和不拘于常法的开拓创新精神。
（崔海明，北京军区司令部百科编研室原研究员（休干），先后撰写军事思想、军事作战、军事历史等文章近百篇，与同室一研究员共同搜集整理《星火燎原》第10集全部文章，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执行主编《作网络文明新一代》一书，由五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