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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日本学刊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103
【原刊页号】28～38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英文标题】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n Japan-U.
【保留字段】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东北亚战略与政策研究”、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日美同盟走向研究”(2009B026)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种子基金项目“日本对外结盟的发展趋势研究”(2008ZZ025)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 者】张景全
【作者简介】张景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关 键 词】金融危机/日美同盟/驻日美军调整/同盟资源有限化/同盟/生存环境
金融危机冲击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侵蚀调整中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财政基础，从而对广泛意义上的日美同盟调整构成冲击。日美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及相应财力物力支撑。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同盟资源有限化的制约。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此情况下，日美同盟将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从长期来看，全球化金融危机促使合作性机制的构建，从而有利于化解日美同盟的对抗性。
同盟是危机的产物之一，也是对抗危机的工具之一。金融危机作为危机的一种，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一直备受瞩目。鉴于当前金融危机与全球安全形势存在互动，本文着重探讨了这场危机对关乎地区及全球安全事务的日美同盟的影响。
一 对以驻冲绳美军迁至关岛为核心的军事调整构成一定挑战
同盟以其关注安全与军事著称。目前，作为军事安全组织的日美同盟正处于内部调整之中，其中以部分驻冲绳美军迁往关岛为核心的驻日美军(USFJ)调整为重点之一。驻日美军调整是一项耗资巨大、影响深远的同盟行动，日美双方酝酿已久。因此，金融危机对驻日美军调整的影响值得关注。
21世纪初，为了应对日益多元的安全威胁，并考虑到既要保持两国的同盟关系又要减轻日本当地负担，2002年10月，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SCC)开始讨论驻日美军调整问题。2005年10月，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发表了题为《美日同盟：为了未来而转变与重组》的宣言，并最终成为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在
由此可见，美国海军陆战队由冲绳迁往关岛所涉及的科目繁多，所需资金数量庞大。事实上，这仅仅是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一部分，日美将为系列性同盟军事调整支付更加庞大的资金，而资金供应的变化将对同盟构成不容忽视的影响。按照调整计划，驻日美军迁往关岛要一直延续至2014年，日本需要承担其成本的60％左右，美国需要承担其成本的40％左右。为了落实该计划，2007年度日本财政支出中防卫相关费用为48016亿日元，其中美军重组支出71.2亿日元，冲绳特别行动委员会(SACO)支出126亿日元。①2008年度日本财政支出中防卫相关费用为47796亿日元，其中美军重组支出为191亿日元。②
同盟是一个复杂的机制，其运行需要成本的投入。因此，同盟的成本分担问题一直是同盟管理的重要课题。“经验已经表明，盟友们严格落实达成的防卫分担比例颇为困难。每一个盟友都试图认为自己分担的成本多于其盟友。”③日美之间就成本分担问题争执不断。在一定时期内，日本提供财政支持，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已经成为日美同盟内例行的成本分担结构。“东道国支持计划”(The Host Nation Support Program)便是日本针对日美同盟的财政计划。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统计，2002年日本的“东道国支持计划”预算是44亿美元。尽管这仅占该年度美国国防预算的1.3％，但“东道国支持计划”已经是驻日美军行动计划的主要资金来源。2002年驻日美军行动成本的74.5％由日本承担，“东道国支持计划”也因此被美国认为是日本对同盟的一个核心性战略贡献。④
事实上，日本不仅是日美同盟的财政提供方，而且也是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的重要财政提供方之一。如图1所示，日本承担的美军海外驻扎成本的规模几乎是美国其他盟友的总和，日本在美国同盟体系中作为“财政提供方”的角色举足轻重。
鉴于日本在日美同盟及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中的财政分担比重和角色，美国一直高度重视日本的经济财政状况。21世纪初，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提出，对美国而言，日本的经济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布莱德·克莱斯曼指出，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地区事务有直接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日本军费开支以及日美同盟也会受到影响。在日本已经存在关于维持“东道国支持计划”水平的争论。⑤
随着危机从经济层面蔓延至政治、安全层面，日美同盟的财政基础开始面临侵蚀。最初，日美试图在同盟框架内解决金融危机对同盟的影响。为此，美国学者设计了较详尽的同盟应对金融危机的计划，认为美国应在日本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采取如下措施：(1)对日本明确政治支持，而不是提出有损于日美同盟关系的批评。美国政府必须清楚地向日本领导层表示，在战争中日本的支持是关键的，恢复日本经济必须被置于优先地位，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日本对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2)对日本的领导层提供具体援助，向其派出经济和金融顾问以帮助日本金融改革。由政府、财政、商业和安全部门的重要官员组成跨部门组织，与日本的对应机构展开合作，形成清晰而直接的沟通渠道。同时，该组织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合作，重点恢复关乎日本安全的经济活力与自信。(3)设计应变计划，该计划必须首先确保美国经济，并使美国经济与日本金融危机的消极后果相隔离。但是，一旦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美国的商业和投资者也不会幸免。如果日本不能找到一条恢复之路，金融危机的影响将会继续侵蚀日美同盟，美日关系在太平洋事务中的向心力会相应减弱。⑥
可见，美国已经认识到金融危机不仅会影响日美同盟本身，而且会影响同盟在亚太甚至全球安全事务中的地位。然而，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美国也未能独善其身，同盟框架下的应对计划也屡屡受阻。危机导致的财政紧张使作为同盟财政主要分担方的日本的财政支持的可靠性受到置疑。⑦
为了向调整中的日美同盟提供长期而充足的资金，日本开始设计将私人资本引进来。日本政府为此授权给日本银行国际合作部(JBIC)，作为在驻日美军重组特别措施法之下的一个减轻驻日美军调整负担、提供财政服务的补充方式。⑧同时，美国为防止日美同盟调整的主要出资方日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裹足不前，不断敦促日本履行重组计划。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访问日本期间便明确表明：在日本财政支持下，美国赞同并锁定将大约8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转置关岛的军事重组计划，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像过去一样坚定不移。⑨2009年2月，日美就进一步落实驻日美军重组计划达成协议，内容包括设立关于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迁至关岛的基金等。该协议为美国管理由日本提供的基金规定了法律程序，这笔基金为28亿美元。⑩
无疑，如果驻日美军调整的财政基础不断受到金融危机的侵蚀，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会受到影响，同盟双方会重新评估成本分担问题，那么广泛意义上的日美由地区性同盟向全球性同盟的调整，即面向21世纪的日美同盟计划也将受到冲击。
二 促使日美同盟目标多元化与同盟资源有限化的矛盾显现
同盟有明确的而非明示的针对对象，有相对稳定而具体的同盟视野，有影响国际秩序、增加权力、约束盟友、维护国内安全的同盟功能。因此，同盟主要是指向国外或者同盟以外的具有强烈外向性的军事安全机制。“尽管包含在不同同盟中的详细协定各有不同，但是，一个有意义的同盟的核心要素是为了对抗外部行为体(external actor)而承诺互助的。”(11)因此，具有强烈外向性的同盟有明确的对外战略目标，而同盟战略目标需要同盟资源的支撑。
从日美同盟对外战略目标的发展轨迹来看，它经历了从专管军事安全到以军事安全为主兼及其他的过程。即冷战时期，日美同盟主要针对东亚大陆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军事对抗的工具。冷战后，随着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威胁的多元化，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其他“威胁”如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疾病、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等，也逐渐被纳入日美同盟的战略目标之中。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的支持，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财力物力等同盟资源的支撑。然而，随着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尤其是金融危机的蔓延，同盟目标多元化与同盟国内民众支持、财力物力等资源支撑之间出现了不协调。
当危机由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日本、美国国内普遍出现企业倒闭、国民失业严重、消费锐减等现象。从安全与民众心理互动的角度来看，金融危机提醒日美国民：世界虽然是不安全的，但国内的安全仍然或更重要；“救赎”世界固然重要，但“救赎”自己同样或更为重要。2008年2月至2009年2月，美国失去了410万个工作岗位，创二战以来最高纪录。(12)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提出：自二战结束以来，盟友中最可信赖的是英国和日本。对美国而言，英国和日本在全球中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从反恐战争到防止核扩散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如今，这两个关键性的盟友都深陷经济衰退之中，面对有限的资源贡献，遭受公众对其政治体制的质疑”。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汤姆·邓尼利认为，英国和日本的民众对以军事力量为管理国家工具的态度正在萎缩。美国企业研究所迈克尔·奥斯林认为，日本经济尚未从冷战后导致其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衰退中复苏，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进一步恶化，日本出口已骤降50％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如果不能恢复民众的信心，民主党将会进入“转向试图解决国内问题……从而不再聚焦全球需求和责任”的时期。(14)奥斯林进一步分析认为：日本处于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要竭尽全力采取行动以稳定经济，要消除其伙伴尤其是美国的忧虑，应与美国一起参与地区及世界事务，完成支持驻日美军重组的承诺，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扮演角色。(15)但危机的现实促使奥斯林做出了“中性”判断：在今天相互依赖的世界，日本被大国孤立是不可想象的，大国担心日本转向国内是过虑的。然而，日本日益减少的人口、持续的政治不确定性以及经济压力，使其可能重新评估哪些国际行动最有益于国家利益。(16)
随着金融危机下日美同盟尤其是同盟的次要参与方日本民众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国内，危机使同盟可支配的财力物力压缩，具有强烈外向性的同盟对外战略目标也会受到影响。
2007年10月，日本内阁府对日本国民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对日美关系持欢迎态度的比例从2006年的82.7％降至76.3％，持不欢迎态度的比例由11.6％增加至20.4％。2008年，日本外务省对美国国民的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日本是可靠的盟友”的比例由2007年的74％降至67％。(17)有学者指出：日本的安全目标与目前政府的资金决策并不吻合。东京已经承担了新的使命——包括导弹防御、扩大海外行动、承担美军重组的大部分成本，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没有相应增加防御支出的情况之下。军队重新布置、基地调整，这些都需要消耗时间与金钱，如果处理不当，将不利于同盟。(18)为此，日本官方智库防卫研究所提出：应该在日美同盟框架下重新探讨同盟目标与国家防卫预算之间的关系，即两国必须清晰地识别它们共同的政治目标，并基于对这些目标的共同理解来搭建合作平台。(1)关乎日本安全的政治目标应该清晰地被勾画出来，因为这些目标的优先次序对于在预算限制情况下追求防卫发展非常重要。(2)政府应该重新确认日本卷入全球安全问题的重要意义。(3)日本必须决定如何应对作为主要大国出现的中国。(4)防卫必须沿着强调随时准备投入行动以处理突发危机和进行长期的可持续行动的路径展开。(5)资源分配问题需要考虑。尽管自卫队角色持续多样化，但是日本的防卫预算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增加。正因如此，在充分考虑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努力减少防卫成本，制定出合理的防卫预算。(19)最近，鸠山政府因驻日美军调整问题与国内在野党及盟友美国纠葛不断，也充分反映了金融危机给日美同盟带来的深远影响。
可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了同盟资源的有限化的制约。同盟资源包括国内民众支持和相应的财力物力支撑。在同盟参与国和全球经济形势平稳发展的情况下，同盟目标多元化与同盟资源有限化的矛盾会得到某种掩盖。然而，一旦经济形势出现波折，同盟扩张也会随之到达极限。
三 促使日美同盟生存环境短期扩张、长期压缩
危机对同盟外在生存环境具有强大的塑造作用。一般认为，危机是指国家内部或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一种形势。在国家决策者看来，这种形势是对其基本价值或特别优先目标——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生存繁荣及国民生命安全等的一种威胁，决策者对这种威胁做出反应的时间有限且可能使国家卷入军事对抗。(20)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的边界日渐模糊，彼此互动，往往都对国际安全环境构成重大影响。因此，有学者视国际危机为一系列迅速发生的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对国际体系或任何次体系的影响都超出了正常的水平，增加了体系内发生暴力的可能性。(21)此次金融危机作为危机的一种，对日美同盟生存环境的影响是：从短期来看，激化局部危机，为同盟的继续生存提供了空间；从长期来看，促进全球合作，将最终压缩同盟生存的空间。
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侵蚀的形成或者地区危机处理机制的正在构建，金融危机会在一定阶段内促使局部安全危机扩大。(1)地区危机处理机制或地区安全机制是地区内国家共同认可的安全应对机制，其成熟度、可信性离不开各国民众的认可和支持。然而，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危机正在促使各国民众把更多的目光由国际问题转向国内问题，由安全问题转向民生问题，民众对地区危机处理机制的构建热情势必会有所下降。(2)各种局部安全议题，从伊拉克重建到阿富汗重建，从朝鲜核问题到伊朗核问题，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地区危机处理机制都需要财政投入。随着参与危机处理机制的各国国内财政日益紧张，各种局部安全危机的投入预算一般也会相应减少，或者不可能长期保持较高的水平。(22)危机防控和处理的力度降低，对构建中的机制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可能引起局部安全危机的反弹或恶化。以日美为例，有学者研究表明，日本“从长期来看，很难预测日本防卫预算会增加”(23)。“美国能够承担起将其全部国内收入的4％用于国防。然而，奥巴马的2010年国防预算低于这一数量约27亿美元。而且，他打算继续减少，到2014年达到GDP的3.3％。”(24)因此，随着美日国防预算的受限，美日对危机处理机制的投入会受到影响。(3)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进一步扩散到其他领域，各国民众情绪更加敏感，固有消费、价值、安全信心大打折扣，导致国家对外政策更加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局部安全危机起到助燃而非缓解作用。金融危机持续时间越长，局部安全危机恶化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恶化了局部安全环境，从而为同盟提供了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危机，处理危机的机制也具有全球性。此次金融危机与地区性危机的不同之处之一，就是具有全球性，也为各国政府和民众应对共同危机提供了合作机遇。同时，在全球议题的互动日益增进、全球议题的处理日益机制化的时代，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全球合作。事实上，这种合作已经在日美同盟以及地区等多种层面上展开。例如，美国新任国务卿、总统访问亚洲首站均选定日本，并一再强调“日美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美、日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正因如此，我们具有克服目前经济危机的重大责任”(25)。日美同盟的基石性作用，就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展开亚洲外交，以地区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在20国集团会议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日美紧密合作，尝试在同盟双边框架与全球多边框架下解决金融危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日本在继续依靠日美同盟的同时也积极推进亚洲外交。2008年12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峰会，讨论全球金融危机。日本还向东盟、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发起了“东亚工业走廊倡议”，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物流进行投资并创造新的货运联系。其动因是，日本需要刺激地区经济复苏以增加日本出口。(26)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日美同盟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出现了重叠。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日益发展，日美同盟的结盟视野一直高度关注中国，中国成为其主要针对国之一。有学者指出，日本对美国保持着异乎寻常的紧密关系，其主要原因是日本视长期发展的中国为亚洲战略性竞争对手，并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协调以减轻自身的负担，美国亦然。(27)但是，随着日、美与中国经济的长期交融，日美同盟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出现扩大趋势，中美日之间形成了金融市场“恐怖平衡”或“恐怖相互依赖”。彼之所失亦为己之所失，单纯的“零和博弈”已经不能解释中美日三国互动的现状。金融危机促使这种趋势进一步显性化，主动推进三国合作并将这种三国合作机制化，将成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以及面对后金融危机的备选方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一再表示：美日中三国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课题，中、日对美出口大量的产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它们都面临重要的抉择。美国具有打造美日中合作关系的强烈愿望。(28)希拉里在2010年美国总统财政预算的证词中强调，世界面临的任何重大困难没有美国就无法解决，但美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问题。美国正在为在欧洲和亚洲的历史性同盟注入能量，强化并深化与正在出现的地区领导力量的双边联系，并与中国、俄罗斯建立坦率的关系。(29)
综上所述，同盟仍然是危机的重要参与者。它既是危机的产物也是对抗危机的工具之一。一方面，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安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同盟国选择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以应对危机环境；另一方面，同盟有共同的安全威胁，而金融危机既进一步冲淡和稀释了日美同盟安全威胁的“具体性”，又强化并印证了威胁的多元性。金融危机的全球性促使应对危机行动的全球性，全球行动促使构建合作性机制。从长期来看，多边合作机制将日益覆盖并弱化日美双边同盟机制，因此机制的合作性有利于化解同盟的对抗性。
注释：
①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08/31Part3_Chapter2_Sec2.pdf.
②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08/26Part2_Chapter2_Sec5.pdf.
③ L. R. Jones and Fred Thompson, "Burden Sharing Among
④Tatsuro Yoda, "Japan's Host Nation Support Program for the U. S. -
⑤ Brad Glosserman, "A False Start?",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101qus_japan.pdf.
⑥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upload/6256_1.pdf.
⑦参见苏杭：《浅析金融危机后日本的经济政策》，《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⑧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08/31Par3_Chapter2_Sec2.
⑨Ralph A, Cossa. "Continuity and Change: U.S. Asia Policy",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pac0918.pdf.
⑩http://www.mofa.go.jp/announce/announce/2009/2/1188058_1128.html.
(11)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January 2009, Vol. 61, No. 1, p. 86.
(12) Kati Suominen, A New Age of Protectionism?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ransatlantic Trade Policy.
(13) Michael J. Green and Nicholas Szechenyi, "U. S.-Japan Relations: A Fresh Start",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901qus_japan.pdf.
(14) Josh Eboch, "Friends in? Need", http://american.com/archive/2009/march-2009/friends-in-need.
(15) Michael Auslin, "Tokyo Power Plays",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4215927009111995.html.
(16) Michael Auslin, "Can Japan Thrive or Survive", http://www.aei.org/docLib/02％20AO％20Auslin-g.pdf.
(17) Hideki Wakabayashi, "The U.S.-Japan
(18) Bruce Klingner, "Forging a New Era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upload/bg_2196.pdf.
(19) Sugio Takahashi, "
(20) Brecher Michal,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rises Behavior",
(21) Yang O R, "The Intermediaries: Third 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22)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NationalSecurity/wm2413.cfm.
(23) Evan S. Medeiros, Keith Crane, Eric Heginbotham, Norman D. Levin, Julia F. Lowell, Angel Rabasa and Somi Seong, "The Responses of U. S. 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 ,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8, p. 51.
(24) Kim R. Holmes, "Obama's 100 Days in Foreign Policy: Triumph of the Personal", April 27, 2009,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NationalSecurity/wm2413.cfm.
(25) Hillary Clinton, "Yomiuri Shimbun Interview: The Importance of U.S.-Japan Relations",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
(26) Lim Tai Wei, "Combating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27) Frances Rosenbluth, Jun Saito, Annalisa Zinn. "
(28) Hillary Rodham Clinton, "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
(29) Hillary Clinton, "Secretary Clinton's Testimony on the 2010 Budget Request",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9463/secretary_clintons_testimony_on_the_2010_budget_request_may-20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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