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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军制建设原则及军事的衰败
2014年04月16日 07:57 来源:《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1996年02期 作者:陈表义 谭式玫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明代军制建设的三个原则:“居重驭轻”原则,分权制约原则和屯田养兵原则。着重叙述分权制约在军事机构、官员任命等方面的体现和屯田养兵的目的、制度、成绩。第二部分阐发明朝中叶以后军事上衰败的表现及原因。着力分析屯政败坏的恶果和分权制约原则的各种弊端,这是明代军事衰败的主要原因。最后指出明军事衰败的根源在于专制皇权为削弱武将权势,执行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

关键词:屯田;军制;军事;军士;明史;军队;衰败;京师;指挥;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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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明代军制建设的三个原则:“居重驭轻”原则,分权制约原则和屯田养兵原则。着重叙述分权制约在军事机构、官员任命等方面的体现和屯田养兵的目的、制度、成绩。第二部分阐发明朝中叶以后军事上衰败的表现及原因。着力分析屯政败坏的恶果和分权制约原则的各种弊端,这是明代军事衰败的主要原因。最后指出明军事衰败的根源在于专制皇权为削弱武将权势,执行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

  关键词:明代;军制;屯政败坏;军事衰败

  一、明代军制建设原则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在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政局稳定等方面,举足轻重。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并从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军制建设原则,以不断完善封建的军事制度。

  明代是封建专制政体高度发展的朝代,它继承并发展了前代、尤其是唐、宋的军制建设原则,创立了高度集权的明代军制。

  明代军制建设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居重驭轻”。

  “居重驭轻”原则,在唐、宋军制中都有突出的体现。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在全国建立634个折冲府,其中设在关中地区就有261个。全国府兵总额约60万,京畿地区就有26万之多〔1〕, 占全国总兵额的1/3强。这就是所谓“举天下之兵不敌关中,此居重驭轻之法也。”〔2〕宋王朝沿袭这个原则,宋初20多万禁军,一半驻京师,一半分驻外地。目的是“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3〕

  明王朝确认“居重驭轻,立国之至计”〔4〕,并按照这个原则, 布重兵于京师。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京师的武装力量有:(一)京营。这是明朝军队的主力,是全国最精锐的武装。京营分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明初共有官军30~40万人。(二)班军。为增强京师的军事力量,由河南、山东、大宁、中都官军,每年春秋两季轮番赴京上操,叫班军,共16万人。(三)畿内各府有50余个卫所,约共官军20多万人。总上各项,明初京畿地区兵力共有70~80万,约占全国总兵额的1/4到1/3(全国总兵额按永乐时卫所数目推算,当时全国内外卫所 493个,每卫法定为5600人,共约275万)。 如孝宗弘治末年当过兵科给事中的王廷相所言:“迁都之后,京师置七十二卫所,约官军不下三十余万;畿内置五十余卫所,约官军不下二十万。以外言之,括诸边之兵,不能过此;以腹里言之,括诸省之兵,亦不能过此。圣虑神谋,超唐轶汉,其居重驭轻之图,深哉邈矣,而不可加也。”〔5〕

  再从部署上看,京师军队集中,各地卫所军队分散;从装备上看,京营武器远优于外地卫所军队,尤其是当时最先进的火器,本着“利器不可示人”的精神,集中装备京营,一般卫所都不配置火器,只在边军中酌量配备一些,以壮军威,直到嘉靖以后,边事紧急,才给诸边配置佛朗机炮。

  以后,尽管全国总兵额时有增减,京营制度也多次发生变化,但保持京畿的军事优势始终不变。明中后期,京营军额严重减耗时,朝廷仍想方设法调边军和募兵,以加强京师的兵力,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驭轻之道”〔6〕。

  分权、制约是明代军制建设的第二个基本原则。

  唐代,各地折冲府掌管府兵的训练,分别上统于中央的十二卫和东宫六率。有战事,由朝廷命将,兵部出符,折冲府长官会同地方长官勘合无误才能调动府兵。“若四方有事,则命将出兵,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7〕宋代则由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 戎马之政令”,而由殿前司、侍卫步军司、侍卫马军司这“三衙”统率军旅。有战事,朝廷命将统兵出战,事毕,将领回朝复命,士兵各回本衙。

  明代,军制上的分权、制约原则比唐、宋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洪武初年,由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把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这样,大都督府的统军权被一分为五,五军府彼此平行,互不统属,互相制约。

  明代实行卫所制。自京都至府县,在军事上重要的地方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每卫大抵5600人,置卫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有兵1120人,指挥官称千户;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有兵112人,指挥官称百户;百户所下辖二总旗, 每总旗下又辖五小旗,一小旗10名士兵。“大小联比以成军”。平时,各卫所官员统率本卫所士卒训练、屯种、守城。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指挥使司又分别归统于五军都督府。比如,左军都督府下辖在京的留守左卫等若干卫,在外的浙江都司、辽东都司、山东都司;右军都督府下辖在京的虎贲右卫等若干卫,在外的陕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都司〔8〕。于是,各都督府所辖在京各卫和在外各都司犬牙交错, 互相牵制。

  京营兵籍由五军府掌握,但五军府不干预营操,京营另委重臣提督。

  不仅五军府、京营、各都司互相牵制,五军府同兵部亦互相制约。《明史·职官志》云:“凡军制内外相维,武官不得辄下符征发”。五军府虽然统领各都司卫所兵马,但无权调遣军队,调兵权由皇帝直接掌管;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即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若有征战,兵部奉旨调兵,并秉承皇帝意旨,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事毕,总兵官回朝廷复命,归还印信,士兵回归原来卫所。《明史·兵志》称此法“得唐府兵遗意”。

  在官员任命上,也体现分权、制约的原则。“凡京营操练,统以文武大臣,皆科道官巡视之”〔9〕。调出作战,由武臣统军打仗, 另派文臣巡抚、总督、科道员监察。各边防险要之处,“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后又添设镇守内官”〔10〕。文官、武官、检察官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互相制约,还体现在京营同亲军诸卫的关系上。亲军诸卫是天子禁军。洪武年间,朱元璋设锦衣卫、旗手卫等12卫,掌宿卫。永乐时增加10卫,宣德时又增加4卫,总共26卫亲军。亲军各卫不隶五军府, 同京营互不统属,互相制约。这种制度,类似汉代的南军、北军,南军负责警卫王宫,北军警卫京师。弘治时兵部侍郎陆容曾云:“国家上直用卫士,操备有营军,即古南北军遗制。”〔11〕至于明代亲军中的锦衣卫,作为皇帝的心腹,发展成特务机构,凌驾于军政大臣及各卫之上,更是明代统治者对分权制约原则的独出心裁的发展。

  明代军制建设的第三个原则是屯田养兵。

  建立政权、巩固政权,都离不开军队。然养兵费用巨大,全靠国赋养军,势必加重国家财政负荷,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这是历来统治者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军粮,古有屯田之举。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宣帝时赵充国在边郡屯田,部分解决边军的军粮问题。三国时期曹操曾屯田许下,解决了军队缺粮问题,为战胜诸雄、统一中国打下物质基础。

  朱元璋认为古代屯田是个好经验,决定效法汉武帝和曹操。明朝建立以前,在反元斗争中,他就立民兵万户府专管军队屯田,屯田的战士“且耕且战”。龙凤五年(1359年),下令褒奖康茂才屯区,明确指出要解决粮食不足的困难,减轻农民负担,强兵足食,必须做好屯田工作。几年工夫,到处兴屯,仓满粮足。为最后打败元军和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建立明朝以后,他更进一步强化军屯,确立“屯田养兵”的军制建设原则。先在边塞地区,后在内地卫所推行屯田,以期达到“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12〕的目标。洪武二十九年,在给五军都督府的诏令中指出:“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谧,边境无虞,若使兵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兼务,国用以舒。”〔13〕洪武初年,军屯制度尚未定型,只在原则上规定各卫所“量留军士守城, 余悉令屯田”〔14〕,每军种地50亩,为一分。至永乐年间, 才逐渐制定出屯田的各种制度。大抵边地卫所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卫所,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各地情况不同,屯守比例允许增减)。屯军要向政府交纳赋税叫“屯田籽粒”,充为卫所官吏俸粮。建文四年(1402年),制定租粒征收科则,规定“每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收贮屯仓,听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15〕永乐二年正月,定屯田赏罚例,规定“一岁军士食米一十二石之外,人均余十二石者,百户赏百锭,千户百一十锭,指挥百二十锭,都指挥百三十锭。均余十一石以下至七石之五等,每等视前各递减赏十锭。均余六石者,都指挥、千百户俱无赏罚。均余五石者,百户罚俸一月,千户二十日,指挥十五日,都指挥十日。……均无余者,百户罚俸六月,千户五月,指挥四月,都指挥三月。军士食米人十二石之内,人均缺一石者,百户罚俸七月,千户六月,指挥五月,都指挥四月。均缺二石以上至六石之五等,每等视前各递增一月。”〔16〕为了让屯军安心生产,明政府规定卫所官员不许侵暴士卒,不许私役军人。鉴于将校侵暴士卒招致士卒逃亡之事时有发生,明成祖责成兵部制定法规,按逃亡人数处罚卫所官员〔17〕。为了解边储虚实,督促屯军生产,朱元璋还曾下令自东胜至开平,自开平至大宁,屯军每年要向他报告一次禾苗长势,一次结实情况,一次收获籽粒若干。

  由于明政府重视屯田,明代军屯规模最大,制度最完备,成效最显著。明初,全国军屯土地约有90多万顷,军队饷粮基本实现自给,达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18〕的程度。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分之一”〔19〕。就是说,自给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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