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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炜:对外贸易缘何与外交政策挂钩?
2019年10月13日 23:45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作者:熊炜 字号

内容摘要:经贸联系常被看作是一种双赢关系,但它具有众所周知的国内分配效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贸易关系和经济相互依赖变得更为重要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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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贸关系的“压舱石”效应争议与共识 

  经贸联系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友好与和平、给国家创造和平解决争端的动机和机制这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建立在自由主义假定上的理论和逻辑判断。关于这一“压舱石”效应的功能主义理论解释是经贸关系能够加强国家间的联系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构建出共同体的机制和集体认同减少国家间的误解与误判增加互信从而起到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而更为强调经济理性的学者则认为经贸关系的“压舱石”效应关键在于建立了对未来经济收益的稳定预期增加了爆发冲突的成本和机会成本。而且经贸争端解决的协商惯例和机制可以帮助解决政治争端政治关系因维护经贸关系的需要而变得稳定从而降低国家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然而不少学者质疑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断。现实主义理论家们认为国家的经贸联系可以成为权力的来源这种经济领域的权力与军事领域的权力一样都能被用作操控国家间政治外交关系的手段经贸强制手段可以服务于国家间对权力的竞争而且同时也是这种永无休止竞争的一部分经贸竞争与冲突往往会增加军事冲突的危险。比如贸易禁运是经贸关系被国家用于政治目的、加剧国家间紧张关系的手段通过切断贸易的强制手段迫使对方政府改变政策或是期待增加对方的国内政治压力以促使政府倒台而达到改变其政策的目的。但贸易作为外交手段究竟能否有效地影响政治决策大量的实证研究并未发现一致的证据因为作为改变外交政策与外交关系的强制性工具经贸关系是否能够发挥效力其实取决于对目标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但反过来贸易关系能够发挥政治外交关系的“压舱石”效应也可以通过识别经贸关系的获利者是何种国内利益集团来实现。 

  尽管经贸联系常被看作是一种双赢关系但它具有众所周知的国内分配效应即一部分人或某些特定利益集团从该国与另一国的经济联系和贸易中得到相对更多的收益从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影响政府的政治决策以阻止政府实施妨碍有利于其贸易的外交政策从而保证其既得利益不受影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收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成为经贸伙伴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国内利益代言人这一机制也被称为“赫希曼效应”其名称源自赫希曼对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下国家间的承诺可能无效或不可信国际承诺的可信性和问责其实只存在于国内政治和制度框架中因此一国如在他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则能够有效地影响他国的政策。所以“赫希曼效应”是一种长期有效的一国影响他国对外政策输出的机制就如经济制裁的有效性通常要通过制造目标国国内不满情绪而当制裁没有造成一国政府在国内离心离德时则往往无效。同理经贸合作对于政治外交关系的正面效应——“压舱石”效应如果没有国内利益代言人的努力“赫希曼效应”也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随着中国崛起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联系是否带来了对他国的政治影响力但既有研究大都遵循现实主义的理解方式将经贸联系、尤其是非对称经贸关系看作是“权力”来源仍将国家看作是单一行为体考察通过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带来的一国(中国)对另一国的“权力”表现却鲜有仔细分析这种影响得以发生的国内机制即中国的对外经贸联系是否通过有效地形成有力的他国国内利益代言集团而发挥“赫希曼效应”的问题。 

  经贸联系“赫希曼效应”的因果机制 

  在其经典著作国家权力和对外贸易结构一书中赫希曼探讨了贸易如何成为国家权力的来源以及国家如何战略性地调整贸易结构以追求权力。贸易的“影响效应”增加权力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贸易使贸易伙伴国中那些有权势的集团成为双边贸易合作的既得利益者。在赫希曼的论述中既得利益集团是一国战略性地在贸易伙伴国内有目的、有计划地制造出来的而且是瞄准那些在政治上具有相对更大权力和影响力的国内集团。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贸易关系和经济相互依赖变得更为重要和复杂早已不是赫希曼在60多年前所理解的、贸易可以被一国政府自如运用和战略性操控以增加其国家权力的情况。此外60年前相比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机制和实施过程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都日益受到数量更多、更为多样化的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影响国家使用经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的难度加大。尽管如此赫希曼关于贸易结构和国家间关系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贸易具有国内分配效应相当的贸易量而不同的贸易结构对外交关系的影响会有巨大的差别因为不同的贸易结构意味着不同的国内利益集团对双边关系的关注他们的行动能力和政治影响力直接决定了外交政策和双边政治外交关系的变化和稳定。在全球化时代由经济逻辑发展形成的贸易结构会带来国内政治互动并最终影响双边关系的稳定或变化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称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赫希曼效应”。 

  ()“赫希曼效应”双边经贸结构和国际政治关系 

  与赫希曼的初衷以及部分现有研究对贸易结构和国家间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本文的“赫希曼效应”把贸易结构看成是外生的即由经济逻辑与需求决定而不是在政治需求和权力追求目标下由一国战略性设计和发展起来的贸易结构。我们并不否认贸易结构实际上或许部分是外交战略的产物但在本文中对此不予进一步探讨。我们之所以沿用“赫希曼效应”一词源于赫希曼对利益集团的分析和强调而观察贸易结构所产生的利益集团及其政治影响是本文解释贸易合作的“压舱石”作用是否得以发挥的逻辑和实证关键。尽管有关贸易与国际政治的宏大理论争论通常可以以研究范式划界大致分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阵营但本文的分析路径不属于其中任何范式而是从多元政治主体的偏好、集体行动和政治体制的加总效应来解释外交政策的输出结果。 

  “赫希曼效应”得以发挥在逻辑上需要一系列前提假定。第一无论是作为个体或群体国内政治行为体均为经济理性行为体即更偏好那些使他们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政策和对外关系。第二在程序、制度上和过程中外交政策制订并非是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根据抽象的、整体的“国家利益”对国际环境的反应过程相反外交政策制订过程是对国内利益的某种加总和平衡深受国内政治中各行为体互动的影响。第三外交政策决策者不追求对抽象的“国家利益”——国家短期或长期生存几率——实现收益最大化而是要最大化其作为政治家的“政治生存几率”即确保政治家个人或其政党继续执政几率的最大化。第四政策分配的效应使相关个人或群体追求对该决策发挥更大的影响从而保证(得利者)或改变(失利者)政策。     

  对外贸易之所以和外交政策挂钩正因为国际贸易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经济领域能够带来国内分配效应。经济开放和市场扩大可以增加国民整体福利但增加的福利在国内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并不平均而且总体增加的福利也容易掩盖一部分人由于贸易开放而利益受损的现象。由此尽管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在总体福利变化上贸易开放总是优于贸易保护但贸易带来的国内分配效应使得实际的贸易政策远比经济学理论更为复杂它是一个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政治体制面对冲突时的政策偏好和各种利益进行加总平衡的政治过程和结果。当一国与他国进行贸易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不仅在两个贸易伙伴国之间有着分配效应即使在两国均从贸易中获利的普遍情况下也存在收益的分配问题。同样贸易会在国内造成收益分配不均一部分人群从贸易中获益更大而另一些人群的利益可能受到贸易的损害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共识和“政治”介入国际贸易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对外贸易如何发挥“赫希曼效应” 

  就外交政策而言通过贸易得利更多的个人和集团希望双边经贸关系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或者被用于外交政策工具从而影响正常的贸易活动。在双边政治外交关系受到外部冲击时得利者希望双边政治关系不要影响经贸关系而当贸易结构确实遭受政治关系影响时这些得利者则有动机影响国内政治决策促使政治家控制双边政治外交关系的波动幅度并尽快结束波动。 

  贸易结构和贸易伙伴的政策影响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之间的关联程度。在双边贸易中战略性产品如能源、食品等与政治关联大贸易产品替代性越低贸易依赖越大贸易伙伴也就越容易将贸易与政治挂钩以获得外交影响力。国家与其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决定了贸易受政治关系影响越大得利行业对双边政治关系关注越密切从而也更有动机动员政治资源来确保双边政治外交关系的稳定。得利群体使用政治影响力来保障双边政治外交关系的稳定性其动机的强烈程度取决于贸易结构与政治外交关系的勾连以及贸易结构中出口市场或进口来源的可替代性大小等因素。 

  得利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取决于两个因素群体的集体行动能力和特定政治制度赋予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力。对特定群体来说稳定的双边关系和外交政策是公共产品即作为个体的得利者、甚至作为某一行业的得利者可以不动用政治资源、不付出成本而享受由其他集团争取到的稳定的双边政治外交关系而理性行为体在面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行动目标时都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那些比较容易克服“搭便车”问题的群体才能够成功争取到公共产品否则公共产品则面临无人提供或提供过少的问题。一般认为同质性高、已经具有其他利益勾连、具有固定组织机构、群体成员规模较小以及拥有关键群体的群体比较容易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在对外贸易问题上普通消费者通常是贸易的得利者但普通消费者群体往往过于分散缺乏足够的联系且异质性高因此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一般很少体现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反工会、商会、农协等群体却具有更强的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而且也掌握更多资源以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 

  而政治体制是对具有政治权力个体的偏好进行某种加总的过程和机制不同的政治体制赋予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影响政治的能力比较政治学长期积累的研究和理论表明选举制度、立法机构、官僚机构等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双边政治外交关系的决策机构一般是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在西方国家均为选举产生因此选举制度、对行政和立法机构能够产生影响的院外游说集团、竞选资金的募集制度以及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对于得利集团发挥政治影响力都十分重要。 

  双边贸易结构比贸易量更为重要因为贸易结构决定了“赫希曼效应”发挥作用的两个前提条件——双边贸易的受益人群和贸易关系与外交政治关系的勾连程度而后者又影响前者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来稳定双边关系的动机强度。如果贸易结构中的产品比较容易受双边外交关系变化的影响相关利益集团则会通过政治途径稳定外交关系进而稳定经贸关系这就表现为经贸关系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反之如果在双边贸易结构中贸易产品不容易受到政治冲击那么利益集团并不需要通过影响双边政治外交关系来保证正常贸易当双边政治外交关系恶化或遭受较大冲击时受益于贸易的群体也没有动机来改善双边关系。在动机强烈程度既定的情况下贸易是否能够起到外交关系“压舱石”作用取决于贸易获益群体对本国外交的政治影响力。当受益人为散落在整个社会的个体缺乏必要的组织或组织的成本很高他们很难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以形成集中的利益因而其诉求在政治上无法得到满足。相反一些贸易产品的获利者集中在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他们通过现有的组织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在政治上则能发挥更大作用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另外如果国家的政治体制给予受益群体以更多的影响外交、立法和政治决策的渠道和能力“赫希曼效应”更容易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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