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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珊珊 孟凡强:农民工歧视与反歧视问题研究进展
2019年06月26日 12:27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4期 作者:吴珊珊 孟凡强 字号

内容摘要: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有生力量,而对于农民工歧视问题的研究也被学界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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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有生力量,而对于农民工歧视问题的研究也被学界广泛关注。本文首先结合西方经济学界歧视研究对我国农民工歧视形成原因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接下来对工资歧视、福利歧视、就业机会歧视、前市场歧视等农民工歧视的主要形式进行了总结整理,然后回顾了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应对策略,最后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对其反歧视意愿以及反歧视行为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可拓展的方向,以期为农民工歧视与反歧视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农民工 歧视 反歧视

  【作者单位】吴珊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孟凡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一、引 言

  近年来,农民工的数量持续增长,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亿人,约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29%,到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增加至2.88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攀升至37%。但与此同时,我国特有的二元户籍制度体系将户籍与社会资源的捆绑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区别对待。第一,在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时,农民工面临就业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职业、行业等的选择有限,往往只能在低端部门谋求工作机会(张世伟、郭凤鸣,2009);第二,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之后,即使与城镇职工从事相同的工作,农民工也经常遭遇“同工不同酬”的待遇差别(王美艳,2003);第三,工资待遇之外,农民工也难以享受城镇职工的养老、医疗等公共福利待遇,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对农民工覆盖面小,保障范围窄的现象长期存在。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政府偏向性公共教育投资对城乡两类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歧视性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虽然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体系不断改革和农民工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但农民工的社会境遇尚未实现根本转变,农民工“二等市民”的标签仍然是横亘在国家经济社会均衡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城镇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歧视问题由来已久。李实(2007)把农民工比作中国经济发展广阔图景中一道“灰色的风景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无法被忽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难以享受城镇职工的公共服务,生活状况和收入都处于最底层。赵忠(2004)和孙婧芳(2015)等都曾对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遭遇的歧视问题进行综述,他们基于政策的制度背景从户籍制度的起源和演变探讨城镇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同时讨论了政府政策在不同阶段对农民工迁移、就业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梳理侧重于农民工歧视问题,缺乏社会各界对农民工歧视问题应对的探讨,以及农民工自身遭受歧视待遇时在心理和行动方面的反歧视意愿与反歧视行为的梳理。针对长久以来农民工歧视问题,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力图改变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市场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观念逐渐受到决策层的重视(李实、邢春冰,2016)。与此同时,工会等社会组织也在积极解决针对农民工的歧视问题。另外,归益于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问题关注度的提升和农民工自身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也有显著提高(郑卫东,2014),反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意愿更为强烈。特别是在网络化、信息化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力量之后,反歧视行为更为显性,体制外抗争行为成为农民工反对歧视、维护自身利益的新型表现形式(李艳、孟凡强,2018)。

  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大致经历了“不允许进入——逐渐放开——民工潮——民工荒——市民化”的过程,城镇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的转变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壮大,对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和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对农民工歧视与反歧视问题的重新梳理和补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国内外农民工歧视与反歧视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分析歧视的成因及形式,解读政府及社会各界以及农民工自身对歧视的应对,以期为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化解提供有价值的文献参考。

  二、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形成原因与主要形式

  (一)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形成原因

  西方歧视经济学理论对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已有大量研究。具体到我国,由于转型时期的特殊性,我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制度性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为深远,这也使得农民工歧视问题成为我国特有的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要化解农民工歧视,首要的问题是找到农民工歧视的形成原因。

  考虑到我国特有的二元户籍制度体系,多数学者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民工歧视的主要原因。周小亮(1994)认为农民工歧视是由户籍制度造成的一种“制度型歧视”,并非Becker所讲的偏好性歧视,而这种“制度型歧视”是我国社会、经济、历史等综合原因所致。蔡昉等(2001)也指出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等方面遭受歧视。关于户籍制度通过何种具体形式造成农民工歧视,目前学界尚无一致结论。部分学者认为,户籍制度直接影响城乡工资差异,农民工由于其农业户口的身份在工资待遇方面遭受户籍歧视,即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针对农民工的“同工不同酬”(姚先国、赖普清,2004)。也有学者认为,户籍制度主要通过市场分割,使农民工在市场进入方面遭受歧视,进而影响工资。

  也有研究用西方歧视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农民工歧视现象。Lee(2012)认为,考虑到农村教育质量不高,雇主为了克服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对农民工实施了统计性歧视。孙婧芳(2017)认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双重劳动力市场和拥挤效应同时存在,但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两种歧视成因都呈弱化趋势。王美艳(2007)则认为,考虑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特征,偏好性歧视、统计性歧视、拥挤效应产生的歧视等都有可能是导致农民工歧视的原因。此外,对外来劳动力(主要是农民工)的歧视降低了其人力资本回报,从而使其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降低,同时企业也不愿意对外来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产生“反馈性歧视”,这种“反馈性歧视”还会影响到外来劳动力的子女,造成歧视的代际传承。

  还有学者将农民工歧视的形成原因追溯到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认为前市场歧视也是造成城乡劳动力就业差异的原因之一。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城市偏向性”的公共教育投资,导致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远远落后于城镇地区,导致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也落后于城镇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差异。这一差异虽然可能表现为市场行为的结果,但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来自政府歧视性的教育投资,因此归根到底仍是前市场歧视的结果。

  关于农民工歧视成因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民工歧视问题的本质和根源,从而更有利于找到化解农民工歧视问题的有效途径。总体而言,目前专门针对农民工歧视成因的研究尚较为缺乏,也未形成一致结论。多数学者将农民工歧视的成因归结于户籍制度,并将农民工遭受的市场歧视定义为“户籍歧视”,但至于户籍制度如何造成农民工歧视问题,有研究认为户籍制度直接导致农民工歧视,也有研究认为户籍制度通过造成市场分割进而导致农民工歧视,其中深层次的机理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而关于西方歧视经济学中的歧视成因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农民工歧视问题,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仍然较为匮乏。

  (二)农民工歧视的主要形式

  相对于歧视形成原因的探讨,对农民工歧视不同形式的量化研究十分丰富。总结起来,农民工歧视的主要形式包括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遭受的工资歧视和福利歧视,农民工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时面临的就业机会歧视,以及农民工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前承受的前市场歧视。

  1.工资歧视。作为就业待遇的核心,农民工的工资歧视问题引起普遍关注。学者们通常使用分解方法研究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工资差异问题,常见的分解方法有基于工资均值的Blinder-Oaxaca分解、Brown分解等;基于收入条件分布的Quantile分解(邓曲恒,2007);基于半参数构造反事实收入分布的DFL分解(邢春冰、罗楚亮,2009);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的FFL分解(孙婧芳,2017)等。

  王美艳(2003)使用Oaxaca分解方法指出即使劳动力的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个体因素几乎相同,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仍然显著低于城镇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这就是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劳动力的“同工不同酬”,是农民工歧视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劳动力市场上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常常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质疑和批评,但对于“同工不同酬”是否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一些学者认为“同工不同酬”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谢嗣胜、姚先国,2006;邓曲恒,2007)。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个人特征差异才是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平均工资之外,也有学者考察了分布层面工资歧视的变化,研究结论普遍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歧视程度在分布层面存在不对称现象。根据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市场歧视问题将随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而趋于下降。因此有学者考察了农民工工资歧视随时间的变化趋势,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工资歧视随时间推移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此外,还有研究考虑了城镇劳动力市场针对农民工的地域歧视问题(章元、王昊,2011)。目前关于农民工工资歧视的研究虽然已经非常丰富,但在部分观点方面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结论,如分布层面工资歧视的变化情况、工资歧视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趋势等。此外,对于工资歧视的准确度量需要建立在精准估计Mincer方程的基础之上,而现有多数研究在使用Blinder-Oaxaca分解等经典工资差异分解方法考察工资歧视问题时,未能深入考虑教育回报率、工作经验回报率等系数估计的内生性问题。

  2.福利歧视。就业待遇不仅包括工资待遇,还包括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有研究者猜测,农民工不仅在工资待遇方面遭受歧视,在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方面的歧视可能更严重(卢周来,1998)。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用人单位必须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险,并没有对雇员的户籍身份进行限制。原则上,农村劳动力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后,用人单位有义务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但由于目前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偏向性以及农民工流动性就业的特性,福利待遇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姚先国、赖普清(2004)采用Blinder-Oaxaca分解实证考察了户籍歧视对福利待遇城乡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籍歧视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享有率城乡差异的解释各为31%、26%和21%,孟凡强、吴江(2014)利用非线性模型Blinder-Oaxaca分解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享有率城乡差异的36.73%、30.71%和39.28%分别是由户籍歧视造成的。两者的研究虽然所用数据范围和实证方法都有所不同,但得出的结论都发现福利歧视并不是社会保险享有率城乡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黄志岭(2012)则研究认为户籍歧视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享有率城乡差异中的影响占比在70%左右,是造成福利待遇城乡差异的主要因素。张世伟、郭凤鸣(2009)则认为福利歧视是造成农民工和城市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享有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各占59.48%和51.82%),但在医疗保险方面的影响仅占17.23%。总体来看,目前关于农民工福利歧视的实证研究还较少,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城乡差异的背后有更为深刻的制度背景,在当前的制度设计下很多时候是农民工主动放弃福利待遇,而不仅仅是歧视的结果。

  3.就业机会歧视。工资歧视和福利歧视都是农民工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后的歧视形式,有研究认为,一旦实现就业,歧视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主要体现在就业实现的过程中(赵显洲,2016),也就是存在就业机会歧视。作为转型国家,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公有部门与非公有部门之间的部门分割问题较为明显,公有部门作为就业待遇较好的“体制内”单位,对农民工的进入限制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就业机会歧视形式之一。田丰(2010)研究发现公有制单位存在针对农民工的户籍障碍,如果让农民工享有城市工人的条件,其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比例将提高22.83个百分点。所有制分割之外,还有学者研究了行业分割对农民工就业机会的影响,张世伟、郭凤鸣(2009)认为农民工与城镇工行业分布差异的50%是由就业机会歧视造成的。Meng & Zhang(2001)则对职业隔离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针对农民工的职业进入歧视,如近6%的农民工本应从事白领职业,却被限制在蓝领职业。

  与就业机会歧视相伴随的往往是工资差异,但就业机会歧视对于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有多大,目前学界尚未有一致观点。有学者认为,就业机会歧视是造成城乡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就业机会歧视虽然会造成城乡工资差异,但不是主要原因,“同工不同酬”才是导致城乡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对多种就业机会歧视进行了比较研究,也未能得到一致结论。有研究认为,相比所有制分割,行业分割更能反映户籍分层的状况(李骏、顾燕峰,2011),也有研究认为在所有制、职业、行业三种分割形式中,所有制分割形式造成的城乡就业机会不均等最为明显(孟凡强,2014)。还有学者考察了时间维度上就业机会歧视的变化趋势,Ma(2018)研究发现行业层面的就业机会歧视随时间呈现恶化趋势,章莉等(2016)则发现所有制、职业、行业三个层面的就业机会歧视均在时间维度上呈现恶化趋势。目前关于农民工就业机会歧视的研究虽然较多,但对三种就业机会歧视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完全理清,对于随时间推移何种形式的就业机会歧视会越来越明显也缺乏明确的研究结论。

  4.前市场歧视。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面临的就业机会歧视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面临的工资歧视、福利歧视之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到农民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所面临的前市场歧视。Neal & Johnson(1996)等学者认为劣势群体所受歧视可能在进入市场前就已经形成,这种歧视会影响劳动力在市场的表现和收入。长期以来,我国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往往投向了经济基础较好、增长较快的城镇地区,故而城镇地区的教育质量得以保障。相比之下,有限的农村教育资源投入和匮乏的政策红利导致农村教育质量远远落后于城镇地区,且差距不断扩大(王智勇,2012)。由教育资源失衡导致的教育质量差异造成了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巨大差异,并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政府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可以认为是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结果。虽然关于城乡教育质量差异的研究较多,但将其直接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表现联系起来的研究并不多见。郭凤鸣、张世伟(2011)提出了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户籍差异分解方法,分析了城乡教育质量差异对农民工与城镇工人工资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进入市场前受到的教育歧视造成的工资差异占比为14.01%。Démurger et al(2009)则认为前市场歧视造成的城乡工资差异大于所有形式的市场歧视。孟凡强等(2018)进一步研究发现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对城乡工资差异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减弱趋势。虽然关于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研究已有初步探索,但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包括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不仅会造成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还会带来教育数量的差异,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质量差异还会进一步延伸到后义务教育阶段等等。此外,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不仅会影响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还会影响福利待遇、就业机会等,上述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

  三、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应对

  前面讨论了农民工歧视问题的研究进展,包括歧视的形成原因和主要形式,也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农民工歧视的应对问题。在当前中国复杂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完全根除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需要通过由点及面的方式从小城镇开始,经过循序渐进的一系列改革,才能最终解决农民工歧视问题(蔡昉等,2001)。我国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各界都在不同程度关注农民工问题,旨在提高农民工地位和待遇,缓解农民工歧视现象。与此同时,农民工自身在面对歧视时也表现出一系列反歧视的意愿与行为。

  (一)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农民工歧视的应对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国家政策长期对城镇劳动力的倾斜造成了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一系列问题。2000年之前我国处于城镇就业保护时期(孙婧芳,2015),城镇工作岗位还无法同时满足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就业需求的前提下,政府倾向于保护本地城镇居民就业(宋洪远等,2002)。在改革开放以前,户籍制度是控制农村居民流向城市的核心制度(陈金永,2006),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出台的一系列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相互配合形成了城乡隔绝的就业状况(蔡昉等,2001)。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农民工群体,政府也认识到了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并尝试出台一些引导性文件改善农民工的地位,但农民工的大量出现对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管理造成巨大冲击。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有企业改革引起大批城镇职工下岗使政策再次收紧,各地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实施了严格管控(宋洪远等,2002)。

  进入21世纪后,经过20多年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改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逐渐淡化,科学发展观提出让民众更加广泛地分享发展成果。在这种发展理念下,对农民工就业的限制和对其福利的忽视越来越不合时宜。与此同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需求不断扩大,对农民工的需求也随之提升(蔡昉,2010b)。2004年初,“民工荒”首次出现在珠三角地区,并逐渐蔓延至全国(蔡昉、王美艳,2005),农民工供大于求的现象出现了转变,“买方市场”逐渐转向“卖方市场”,这一转变一方面提高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也使政府针对农民工的政策发生转向(蔡昉,2010b)。

  政策的转向首先体现为逐步清除了限制性、歧视性的法规。2000年颁布的《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01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开放县级以下农村居民落户政策,规定农民工享有城镇居民同等待遇。2002年开始,国家明确鼓励农民进城务工,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专门针对农民工歧视性就业和工资拖欠问题进行规定,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各地至少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水平,且广泛适用于农民工,各城市政府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竞相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蔡昉,2010a)。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调解决农民工在户籍、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多方面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限制性、歧视性法规的清除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市场地位,使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状况变得越来越好(李刘艳,2019)。

  随着农民工限制性条件弱化、福利待遇改善,生存问题的迫切性下降,如何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变成农民工的主要诉求。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也开始出现了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保障自身权益、融入城市的愿望更为强烈(董延芳等,2011)。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两亿多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王春光,2006;白南生、李靖,2008),既不符合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如何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在解决农民工基本劳动权益保障的同时,政府面临的另一大问题。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实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常住人口城镇公共服务的覆盖,政府对农民工工作的重心开始转向其市民化(李刘艳,2019)。《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相继出台,标志着现行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开端。2015年,为了建立有效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长效机制,国家提出了财政预算要更多考虑吸收农民工较多的城镇,并且明确了财政转移支付、城镇新增建设用地与农民工市民化数量的挂钩关系,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性推进阶段(谭崇台、马绵远,2016)。

  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化解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性工程。政府之外,工会、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等也在积极参与改善农民工现状。其中,工会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包括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水平、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帮助农民工维权等(孙中伟、贺霞旭,2012;纪雯雯、赖德胜,2019)。全国各级工会近年来不断加强农民工工会组建,强化农民工服务工作。2016年的《农民工工作规划(2016—2020年)》提出在2020年实现全国55%以上的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且实现建档困难农民工全部解困脱困。在“民工荒”的压力和政府指导性政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农民工权益保障,不仅在工资待遇方面不断推动实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也越来越重视专门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李实、邢春冰,2016)。法律援助中心、农民工维权中心、民办职业介绍中心、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都力图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帮助他们维护自身利益、提高整体竞争水平,同时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经过多年来的政策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户籍限制方面,我国逐渐形成了小城镇“最低条件、全面放开”、中大型城市“取消限制、条件准入”、超大型城市“高筑门槛、大开城门”的户籍准入格局(王美艳、蔡昉,2008)。就业政策方面,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越来越缓和。社会福利方面,《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显示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覆盖率逐年升高。工会等社会组织对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机制不断完善(纪雯雯、赖德胜,2019),企业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也趋于弱化(孟凡强等,2018)。虽然农民工的状况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得到很大改变,但仍有学者认为这些政策在执行和落实时牵涉利益问题,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宋洪远等,2002),如社会保障更多提高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对农民工的影响非常小(王延中等,2016;蔡萌、岳希明,2018)。也有研究认为工会身份并不能显著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谢勇,2008),企业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虽然弱化,但尚无研究显示已经完全消除。可以预见的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因素、制度因素、个体因素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使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成为一个不断攻坚克难的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虽任重道远但未来可期。

  (二)农民工自身对歧视的应对

  除外部因素外,农民工自身对歧视问题的应对也有很多研究。早期学者对歧视应对问题的研究并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而是集中在讨论歧视对员工身心健康的负面作用(Clark et al,1999),并进而对其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展开研究。工作压力理论指出,歧视感知不仅有损员工的身心健康,还显著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积极性。社会交换理论、心理契约理论和组织认同理论也共同指出,当员工感受到自己身处不公平的工作环境中时,员工可能表现出迟到、早退、怠工、矿工等消极的工作行为(Dalal,2005)。由此,反歧视意愿与反歧视行为等歧视应对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大家的关注。

  1.反歧视意愿。农民工反歧视意愿是指在发生劳动权益歧视事件之后,农民工具有采取抗争行为的主观意愿,目前学界常用抗争意愿的概念表述。根据国外学者的理论,当作为员工的农民工在心理上产生对组织的剥离感或者不公平感时,容易诱发反歧视意愿。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反歧视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人力资本因素被认为是影响反歧视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经验更为丰富的农民工通常拥有更强的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抗争意识,更有可能发现和认识工厂的侵权行为,也就更容易产生抗争意愿(Perry,2008;刘传江等,2012)。也有研究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抗争意愿的影响,发现乡土关系嵌入会增强集体抗争意愿,对老乡有着较高认同感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参与集体抗争(汪华,2015)。此外,农民工的性别、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都被证实对农民工的抗争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男性比女性的抗争意愿更强烈;已婚的比未婚的抗争意愿更强烈(刘传江等,2012;郑卫东,2014)。但也有研究表明,个体特征对农民工抗争意愿的影响在不同的具体侵害情境下是不同的,因此还需要考虑到具体的侵害情境(董延芳,2016)。外出务工过程中的抗争经历也被认为会直接影响农民工的抗争意愿,成功的抗争经历会增强他们的抗争意愿,而失败的抗争经历则可能削弱他们的抗争意愿(郑卫东,2014)。部分研究还指出农民工抗争意愿不仅受人力资本、个人抗争经历等个体特征的影响,亦受企业及国家层面的制度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有研究认为,企业实施工厂宿舍制度以及工厂专制将促进农民工集体抗争意愿的形成(任焰、潘毅,2006)。也有研究认为,我国劳资关系调整体制的建设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的发展,从而滋生了许多侵犯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事件,导致农民工的抗争意愿产生(夏小林,2004)。劳资力量的对比也会影响反歧视意愿的产生,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的短缺,加之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农民工的结构力量不断增加,其抗争意愿也在不断增强。

  目前学界并没有对农民工的反歧视意愿做明确的界定,常用的表述为抗争意愿,但抗争意愿与反歧视意愿又有不同之处。相比反歧视意愿,抗争意愿的概念更广,针对劳动权益侵害事件所产生的抗争的主观意愿都可以认为是抗争意愿,而反歧视意愿指的是当农民工遭受劳动权益的歧视性对待时所产生的抗争意愿。在这个意义上,反歧视意愿的研究需要与歧视问题的研究相结合,首先识别歧视的形式与程度,在此基础上再分析不同歧视情形下的反歧视意愿,关于这一层面的拓展研究在未来消除农民工歧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反歧视行为。反歧视行为是指农民工在遭受歧视性待遇时,所采取的消极怠工、离职、罢工等抗争性行为。反歧视行为发生的前提是反歧视意愿的产生,但反歧视意愿的产生并不必然意味着反歧视行为的发生,关于农民工反歧视意愿如何转化为反歧视行为,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王弘钰、王辉(2015)利用全国范围的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认为人际冲突和工作满意度在农民工雇佣歧视与反生产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当人际冲突不断激化或工作满意度降低时,会引发农民工消极情绪,当消极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向反生产行为转化。同时,农民工个体的归因风格也对消极情绪向反生产行为的转化有影响,当农民工个体的归因风格趋向于外部归因时,消极情绪更容易转化为反生产行为(王弘钰、王辉,2015,2016)。农民工反歧视意愿能否转化为反歧视行为还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包括外部的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保制度、城市管理体制、治安环境等。当外部环境提供了相应的契机时,将促使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意愿转化为实际抗争行为(汪华,2015),其中政府行为选择的影响较为明显(刘传江等,2012),同时,可动员的资源状况对农民工抗争意愿向抗争行为的转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王晴锋,2010)。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集体抗争行动发生时有一个从分散的个体抗争意愿到有方向的集体抗争意愿、从有共鸣的集体抗争意愿到付诸实践的集体抗争行动的过程,其中共同意识的建构机制使零散的个体抗争意愿形成有方向、有共识的集体抗争意愿,而行动动员机制则将抗争意愿进一步转化为有组织的集体抗争行动(黄岭峻、张文雯,2015)。

  还有研究探讨了农民工反歧视行为的形式划分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农民工的反歧视行为可以划分为体制内抗争和体制外抗争两种形式(蔡禾等,2009)。也有学者将生产过程中农民工抗争行为的表现形式划分为个体性抗争与集体性抗争,并认为这两种抗争形式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甚至转化的可能(唐有财、符平,2015)。还有学者根据抗争行为可能导致后果的严重程度将农民工的抗争行为划分为低风险抗争行为、中度风险抗争行为和高风险抗争行为(陈雄鹰等,2015)。但目前的研究中还是以体制内抗争和体制外抗争的形式划分为主。体制内抗争行为是指农民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或者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可进行的一切用以维护其权利的方法或途径,具体指调解、协商、仲裁、诉讼等。与之相对应,体制外抗争行为是指农民工在政策、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外进行的一切用以维护其权利的方法或途径。但有一些学者认为农民工为维护自身权益而选择二次流动也是一种不作为的抗争行为(梁雄军等,2007)。

  大量文献显示,当权益遭受损害时,体制外的抗争方式成为许多农民工反歧视行为的选择。关于这一现象的成因,有的研究从有效性出发,认为体制外抗争方式影响了社会秩序,迫使政府出面干预,因此具有较高的有效性。有的研究考虑权益受损程度,认为剥夺感越强,农民工越有可能参与体制外抗争(蔡禾,2010;郑卫东,2014)。也有学者从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角度出发,认为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从“底线型”利益向“增长型”利益转变,仲裁和诉讼的通道缺乏,迫使农民工做出体制外抗争行为来实现“增长型”利益诉求。还有学者从成本的角度探讨了体制内抗争和体制外抗争的成本,发现劳动调解、劳动仲裁或司法诉讼等体制内抗争方式会耗费农民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因此农民工更倾向于成本较低的体制外抗争(谢岳,2010)。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农民工个体不具备与资方展开协商的能力,因此农民工需要工会这一专门的工人组织表达利益诉求,但由于农民工不稳定的就业背景和对工会组织意识的淡薄使工作单位的工会对于农民工的吸纳存在困难,从而导致农民工参与工会的比重较低(孙中伟、贺霞旭,2012;纪雯雯、赖德胜,2019)。也有学者指出,即使农民工加入了工会,也会因为农民工的身份受到歧视,无法达到同样的工会化水平。工会对农民工权利保护的缺位导致农民工缺乏有效的制度化诉求表达渠道,因此很多农民工更倾向于采取体制外抗争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体制外抗争这一反歧视行为虽然能够较为有效地表达农民工自身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但是对企业以及社会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相关研究指出,体制外的抗争行为不仅增加了企业拖延谈判和拒绝妥协的成本,而且可能造成企业停产导致直接经济损失,严重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李艳、孟凡强,2018)。对于发生在公共领域的体制外抗争行为,除了影响企业收益以外,还会严重影响广大市民的公共生活,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压力和挑战(蔡禾,2010)。但也有研究指出,这种体制外抗争行为能够反映出劳资双方沟通平台的缺失以及政府和法律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改善管理,实现雇主与雇员之间利益的一致;促进政府加快完善各种社会政策措施,减少社会摩擦和矛盾,保证各阶层间安定团结,有助于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局。

  对于农民工的反歧视行为,目前学界也尚无明确界定,与之类似的概念包括抗争行为、反生产行为等。但无论是抗争行为还是反生产行为,都是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概念界定,并未与农民工这一劳动力群体的歧视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在未来的研究中,如果能够将对农民工反歧视行为的研究与农民工的歧视问题直接关联,深入探究歧视向反歧视行为的转化机制,将使我们对农民工歧视问题及其解决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同时,目前对农民工抗争行为、反生产行为的研究,也较为缺乏经济学视角下的福利效果考察,对农民工反歧视行为福利影响的研究是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

  3.反歧视问题代际差异。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分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文化程度、打工的主要目的、生活方式、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城市认同感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王春光,2001;刘传江,2010)。他们更倾向于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也更适应城市的文化环境,他们对个人发展和自由也有更多的追求,工作变换更为频繁(黄祖辉、刘雅萍,2008;李培林、田丰,2011)。同时,他们在反歧视意愿与反歧视行为方面也表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明显的差异性。

  在反歧视意愿方面,多数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意愿要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吕新萍,2010)。不少学者试图对农民工反歧视意愿显著存在的代际差异做出解释。有研究认为老一代农民工仍然与土地和农耕生活方式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成为他们的生存底线和社会保障底线,并且形成了一种比较利益机制,使务农收入成为他们衡量打工收入的标准。在这一机制下,他们大部分认为外出务工比务农收入高,因此比较容易接受和忍耐低工资与恶劣劳动条件,从而限制了老一代农民工抗争意愿的产生(夏小林,2004)。也有研究认为,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只是为了挣取土地收入之外的额外工资收入,而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对城市生活产生了认同,希望成为真正的市民,却遇到种种现实的阻碍,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和经验,他们也难以回到农村,这一矛盾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多的抗争意愿。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更低的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这两个因素作为中介机制也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意愿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徐广路等,2015)。还有研究从身份认同角度出发,认为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过程经历了一个“自我否定”“打工”,到最终“接受农民身份”的循环,这种循环历程弱化了抗争意愿的表达,而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完成身份认同的循环历程,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拥有更强烈的抗争意愿(卢晖临、潘毅,2014)。

  面对不公平待遇所出现的反歧视行为,在农民工群体之间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客观的集体抗争行动显著多于老一代农民工(李艳、孟凡强,2018)。在抗争形式方面,老一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隐忍承受,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愿意选择反抗、冲突、报复、闹事、刑事犯罪等体制外抗争行为。对于这一差异的解释,有研究显示,老一代农民工在年龄上的沉淀和融入城市的低期望使他们的抗争行为相对保守,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利益侵害时更倾向于隐忍、流动等体制内的抗争方式(李超海,2009;王弘钰、王辉,2016)。有研究则从需求层次理论出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发生变化,他们更注重利益维护和发展的需求,这一内在驱动力使他们的抗争行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出现差异。

  四、现有研究述评

  农民工歧视问题从第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就开始显露,并随着农民工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趋于复杂化,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近年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国家层面的重要政策文件都进一步强调了要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化解农民工歧视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新时代解决两亿多农民工“半城市化”状态、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对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遇到的歧视问题展开了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农民工自身面对歧视时的应对问题。本文意图通过对农民工歧视与反歧视研究文献的梳理,总结整理现有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思想与观点,并进一步发现该领域未来需要拓展的研究方向,为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化解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提供有意义的文献参考。

  在农民工歧视问题方面,现有文献虽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仍有几方面的研究需要拓展:一是对农民工歧视成因的研究。虽然目前关于不同农民工歧视形式的量化研究非常丰富,但对于农民工歧视的成因,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考察都较为缺乏。户籍制度虽然通常被认为是产生农民工歧视的根本原因,但户籍制度通过何种机制造成农民工歧视以及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这种机制是否发生改变,相关深层次机理的挖掘仍然不足。同时,西方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农民工歧视问题也尚待验证。对成因的探究无疑关系到农民工歧视问题化解的根本。因此,对于农民工歧视问题的成因研究未来仍需进一步深入。二是对前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多关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问题,但少有研究关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农村劳动力的歧视问题,尤其是城乡教育质量差异造成的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问题。教育歧视不仅是造成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与城镇工人工资差异的原因之一,同时让农民工输在了人力资本积累的起跑线上,造成歧视的恶性代际传递,进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这与我国平衡发展的思路相悖。因此,关于农民工前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的研究非常值得拓展。三是对农民工歧视代际差异问题的研究。当前,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表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的个体特征。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无疑将是主要目标群体。因此对于农民工歧视代际差异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有对农民工代际差异的研究虽然较多,但在歧视问题代际差异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对于农民工歧视代际差异成因的探讨更是缺乏。

  在农民工反歧视问题方面,虽然关于农民工反歧视意愿与反歧视行为已有一些研究,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反歧视意愿与反歧视行为的研究仍显不足。现有对农民工反歧视意愿与反歧视行为的研究,多是针对抗争意愿和抗争行为本身的研究,将抗争意愿和抗争行为与农民工歧视联系起来的研究仍不多见,而只有将抗争意愿和抗争行为与歧视问题联系起来时才是对反歧视意愿与反歧视行为的研究。二是对农民工反歧视意愿与反歧视行为传导机制的研究仍然缺乏。农民工在遭受歧视后应是先有主观歧视感知,而后产生反歧视意愿,进而采取反歧视行为,这一完整的传导机制环环相扣。在什么情况下农民工会产生主观歧视感知,主观歧视感知需要什么条件才会转化为反歧视意愿,反歧视意愿又是如何转化为反歧视行为,这一系列相互连接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同时,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也能够让我们对于农民工歧视与反歧视问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有助于农民工歧视的化解以及反歧视行为的防范。三是对农民工反歧视行为福利影响的研究仍有待充实。现有对农民工反歧视行为的研究,多围绕反歧视行为的前置因素展开,如反歧视行为的影响因素、反歧视行为的形式等。但对于反歧视行为福利影响的研究仍然匮乏,如反歧视行为是否能够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福利,是否有利于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反歧视行为是否能够带来社会总福利的改善等。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姓名:吴珊珊 孟凡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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