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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2019年01月01日 12: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刘树成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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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产生了现代的经济周期波动。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工业化历程,由此也开始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社会生产的扩张与收缩、一起一伏的相互交替运动。中国经济的波动,以GDP增长率为代表,1953—1998年的46年中,按照“谷—谷”法划分,共经历了9轮波动。第1—8轮波动,平均每轮波动的时期长度为4.75年。第9轮波动的时间长度为8年,比前8轮的波动期均长,在经济增长率的下落期由过去的平均2.5年,延长至6年。在这一轮波动中,1991—1992年为上升期,1993—1998年为下落期。其中,1993—1996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随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又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这就是:其一,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世界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既没有出现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严重的负增长,也没有重蹈我国历次波动中经常出现的“大起大落”的覆辙;其二,经济增长率虽仍处于较高的位势(7%以上),但已出现了连续几年的下滑。

  那么,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或者说,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的启动和回升难度加大?这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除了东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动荡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以外,就国内因素来看,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说,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这三者交叠重合的时期,或者说是体制背景转换、增长态势转换、市场环境转换这三大转换交叠重合的时期。

  一、体制转轨的深化期

  经济的波动在向上转折时与向下转折时,即启动时和刹车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体制转轨初期,是“启动容易刹车难”;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则是“刹车容易启动难”。

  为什么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体制转轨初期“启动容易刹车难”?这主要是因为资金约束软化。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初,投资为“财政主导型”,并且财政资金的使用是无偿的。这就形成了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盲目扩张冲动和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

  为什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刹车容易启动难”?美国著名的研究经济波动问题的学者哈伯勒曾指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不对称特点。他说:“通过银行方面的限制信用,总是可以使扩张由此停顿、收缩过程由此开始的。但是单单凭了使信用代价低廉和供给额充裕的办法,却不一定能使收缩迅速遏止……由此可见,在高潮转折点与低潮转折点之间,存在着某种参差情况,对向上转折进行解释时所采取的方式,跟对向下转折时所采取的,应有所不同。”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之所以“刹车容易启动难”,主要是因为资金约束硬化,一是借钱必须要还,二是投资必须考虑赢利。当经济波动处于波谷阶段时,投资前景不被看好,不论是银行放贷还是企业借款,都必然要谨慎行事。而当经济扩张需要刹车时,企业和银行都唯恐刹车不及而吃亏。这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下,资金的闸门易关不易开。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在“软着陆”的过程中和“软着陆”之后,特别是受东亚金融危机的警示,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速深化,由此,使资金约束由软变硬。资金约束的硬化,一方面,消除了长期以来投资饥渴和盲目扩张冲动的体制基础,对于抑制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具有深远的、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时还不适应的情况。这包括三个方面的不适应:一是企业不适应。二是银行不适应。三是资本市场还处在发育的过程中,远未成熟,因而使直接融资渠道还很狭窄。

  综合以上分析,本来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就存在着“刹车容易启动难”的不对称特点,加之我国的资金约束刚刚开始硬化,这次“软着陆”之后的启动是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金融领域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深化,但整个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的背景下的第一次启动,各方面都需要一个适应与完善的过程,这就更加大了启动的难度。由此,我们所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单靠降低利率和放松银根的手段,或由财政力撑整个的启动,都是难以奏效的。要使经济稳健地回升,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微观主体的成熟。这其中,特别是要激活社会与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激活中小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二、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

  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1953—1978年的26年里,为6.1%;改革后,1979—1990年的12年中,高达9%;1991年到“软着陆”成功之前的1995年,即“八五”时期,更高达12%;1979—1998年这20年中,为9.7%。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必然会逐渐累积下来某些经济结构的失衡,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的失衡,即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失衡。

  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主要是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各自所占的比重,即资本形成率与最终消费率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能否顺畅运行的最基本、最综合的比例关系,是比其他的结构问题(如供给面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需求面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等)层次更高或更具基础性的结构问题。在投资效益为一定的情况下,长期而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依托着高的资本形成率,相对应的就是低的最终消费率。如果资本形成率过高,而最终消费率过低,则会引起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的失衡,造成消费市场相对狭小,从而使投资失去目标,整个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运行。最终消费率在1981—1996年呈现下降趋势,在1981年为61.2%,1996年下降为51.4%,下降了9.8个百分点。需要说明的是,在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中最终消费的绝对额是在不断扩大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相对份额的缩小。与此相对应的是,1981—1996年,资本形成率平均高达41%,特别是1993年、1994年、1995年,更分别高达42%、43%和45%。与我们的周边国家相比,韩国和泰国的总消费率也是长期呈下降的趋势,而它们的总投资率也长期呈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和韩国、泰国一样,同属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模式。但是韩国的总消费率在1988年降到61%之后,逐渐有了一个上升趋势;泰国的总消费率在1991年下降到64%之后,也保持了一个平稳的态势;而我国的总消费率却一直下降到1996年的56%,这在世界各国已属极低的总消费率了。根据世界银行所列出的有关国家的资料,1996年,总消费率最低的是新加坡(49.5%),我国略高于新加坡,而低于马来西亚(58.1%)、泰国(64.7%)、韩国(65.8%)、印度尼西亚(66.8%)。日本曾在1965—1970年呈现出“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态势,这期间,日本的国内总投资率由31.88%上升到39.02%,总消费率由66.72%下降到59.7%。但随后其国内总投资率呈下降趋势,总消费率呈上升趋势。

  为了恢复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的正常比例关系,就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在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会暂时降低一些,但会为今后的稳健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个调整过程中,要求提高投资效益,控制和降低资本形成率(注意:不是降低投资绝对额),提高最终消费率,以打开国内消费市场,为投资的复苏创造空间。由此,我们可得到的政策启示是:为了提高最终消费率,一方面,要从收入角度入手,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要从支出角度入手,尽快建立有利于降低居民支出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激活现有的储蓄。

  三、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也必然使综合国力大为增强。我国基本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商品短缺状况,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区域性的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局面,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历史性意义的重大转变。

  所谓“阶段性”的供大于求是指,一方面,我国人均GDP尚处于800美元左右的世界低收入国家水平,这时的供大于求还只是低收入阶段上的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在居民现有和预期收入水平以及现有和预期支出水平上,仅在一般的“吃、穿、用”消费达到阶段性饱和的情况下出现的;再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在经济波动处于波谷阶段时出现的。

  所谓“结构性”的供大于求是指,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由于在过去高速增长过程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因而一部分生产能力出现过剩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在“吃、穿、用”本身由低档次向高档次的升级中,在由“吃、穿、用”低层次向“住、行”高层次的升级中,在由商品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的升级中,以及在由一般性产品向高质量、多品种、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升级中,供给结构的变化还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不适应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还远远未达到全面的供大于求的状况。

  所谓“区域性”的供大于求是指,适合于在城镇使用的一般性消费品虽然出现了饱和现象,但适合于在农村使用的一般性消费品还由于农民收入的限制以及供给方面、服务方面的诸多原因尚没有被满足。

  阶段性买方市场的形成,给经济的启动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像过去严重短缺条件下那样高,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则要求由数量型扩张转向质量型、效益型提高。由此,我们得到的政策启示是:要想在供给面有所突破,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与知识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但尚未达到一个更高、更富裕水平的阶段,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既可推进经济增长,又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如上所述,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重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还有一些长期性的重要因素尚未发生变化,或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1)基本发展因素。目前,我国人均GDP水平仍很低,仍属低收入国家,我国经济的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之中。(2)城乡二元结构与就业因素。到目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推进得较快,而城市化进程则推进得较慢,大量劳动力还附着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很突出。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和城镇下岗职工的增多,给经济增长既带来了压力,又带来了动力。(3)地域因素。我国地域辽阔,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国内市场,产业结构的梯度推移有着广阔的空间。以上这些因素,是促使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叶仍能保持一个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根本指导思想,以改革促发展,在发展中进行调整,靠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各种困难。

  总结我国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在跨世纪的未来几年中,我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应努力实现一个新的良好轨迹:一是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和“大起缓落”转变为“缓起缓落”,使过去那种峰谷反差鲜明、年度间起伏很大的波动,变形为峰谷模糊、年度间起伏较小的波动;二是由过去的“短起短落”和“短起长落”转变为“长起短落”,使景气上升期延长,下落期缩短。

 

  (刘树成,194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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