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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话语批判:重新认识鸦片战争
2019年04月30日 17: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周文 字号
所属学科:经济学关键词:鸦片战争;闭关锁国;贸易顺差;国家治理现代化

内容摘要: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重大事件,历史学家一般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归结为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导致的封闭与落后。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重新进行解释,认为鸦片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英之间贸易顺差,英国企图借助鸦片贸易改变贸易逆差无果而发动战争。对鸦片战争再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所谓“自由贸易”话语背后的历史真相。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和开放;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关键词:鸦片战争;闭关锁国;贸易顺差;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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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重大事件,历史学家一般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归结为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导致的封闭与落后。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重新进行解释,认为鸦片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英之间贸易顺差,英国企图借助鸦片贸易改变贸易逆差无果而发动战争。对鸦片战争再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所谓“自由贸易”话语背后的历史真相。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和开放;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关键词:鸦片战争;闭关锁国;贸易顺差;国家治理现代化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的辉煌成就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让更多中国人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后的真正密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世界近代历史300多年来的大事件。历史连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而言,1840年的鸦片战争长期以来被视为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一连串失败和屈辱的起点。正因为如此,如何看待鸦片战争的起因及其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100多年来历史学家在解释,认为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闭关锁国,所以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闭关锁国也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而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可以发现,近代中国的市场远比英国发达,近代中国也没有闭关锁国。否则,怎会有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因此,现在是需要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原因进行重新解释的时候了。只有寻找到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才能理解为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浴血奋斗而依然改变不了被殖民的命运,也才能全面认识为什么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就取得了伟大成功,中国由此重新崛起和不断走向全面复兴。

  现在来看,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很多是按西方中心论在解读和叙事。历史学上有一个流派叫历史学的辉格解释,就是说用现在去解释过去。西方之所以成为现代化的先行者,是因为西方的理性和西方的文明,所以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桑巴特的犹太人与资本主义,这些都是用现在去回溯过去。按照西方中心论,非洲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黑人的落后,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僵化、停滞的专制主义。毫无疑问,只是在西方的聚光灯下寻找历史的成因,是一种历史的误导,事实上根本无法解释和说明为什么19世纪前的2000多年中国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而只是到了19世纪才形成了中西方的历史“大分流”。

  受历史学的辉格解释影响,100多年来关于鸦片战争的解读和近代中国落后大多是用闭关锁国来解释,这种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叙事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克罗齐说过,历史绝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历史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好在西方主导历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还了。还原历史也是对历史的尊重,那么鸦片战争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避开西方话语陷阱:近代中国真的闭关锁国吗?

  最早用“锁国”一词描述清朝中国的中文文献,目前能查到的是始于汪精卫。1906年,汪精卫在《民报》刊发文章《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其中有云:

  “自西力东侵以来,吾国陷于旋涡之地位,既无复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国力颓丧,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终日,国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实惟满洲人秉政之故。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闻者疑吾言乎?试取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古芬氏著最近之支那第四章支那之外交有云:‘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征服支那,而建清朝。专从事于鼓吹国人之排外思想。今日欧美人恒言支那人之排外思想,为其固有之性质。不知鼓吹激励此思想者,实满洲人也。盖满洲人欲以少数之民族制御大国,永使驯服其下,因而遮断外国之交通,杜绝外来之势力,其结果遂致使支那人有强烈之排外感情。勃克曰,满朝势力之确立,全由于锁国政策。然其衰落,亦恐坐是也。可谓名言矣。’以上古芬氏之言也,亦可谓旁观者清矣。”[1]

  随着此文被大加引用,“闭关锁国”即逐渐被广泛接受并成为诠释清朝落后的范式。特别要提醒的是,汪精卫用锁国描述清朝中国,并非首出于己见,而是受西方话语的影响。因为近代中国的“锁国”状态,其实最初是出自西方对中国的感受。以西观中,以西方的立场和对错尺度看待和判断它者,从而割裂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与外界产生的关系,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说成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者。

  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常常以西方之是为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人穷志短,缺乏自信,往往拿西方话语做真理,引用“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久而久之也渐渐认同了这一逻辑。因此,汪精卫虽然显示出“睁眼看世界”的视野,但是落入了西方话语的陷阱。

  应该说闭关锁国的印象,最初来源于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下西洋开历史之先,早于哥伦布航行世界一个世纪。有人说,如果不是明朝的过早海禁,世界历史会重新改写,东西方的大分流也不会出现,可能今天的中国会是另一番景象。事实上,后来的清朝海禁政策,并不是源于中国主动关闭通往西方的大门,而是因为倭寇泛滥而实施的海防政策。而将中国清朝的海禁认定为“闭关锁国”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其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受此影响,闭关锁国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主流观点,并写入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明代禁海时期约占75%,开海时期约占25%。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禁海时期约占15%,开海时期约占85%。[2]单凭这个数据,就可以打破和颠覆之前所有的片面观点了,也说明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并不是闭关锁国。乾隆帝在《敕谕英吉利国王书》中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他又曾说:“民俗易器,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乾隆此说不能作为闭关锁国的证据,而是表明大清物产丰富,自给自足,充满自信。只是这种自信,今天来看有点妄自尊大。

  事实上,鸦片战争前,欧美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已经非常大,且一直在增长。在1764年至1806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输入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了九倍,中国输入英国的增加了四倍;美国输入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了四倍,中国输入美国的增加了九十多倍。[3]据美国人统计,18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就超过了其进口总量的1/3,将近英国进口量的3/4(美国是9867208美元,英国是13048022美元,进口总量是26200230美元)。[4]据1833年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听证会记录,英属殖民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每年为3200万美元,而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是1100万美元。[5]另据同时代人菲普斯估计,中国与英国贸易达4445万美元,英属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为2743多万美元。[6]中西方各种估算虽有出入,但均可看出中外贸易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另一个典型事例就是这个时期来华并不幸沉没的瑞典著名商船哥德堡号。250年后,当人们从哥德堡沉船里打捞出大量的瓷器和茶叶。人们都无不惊叹其数量之庞大,货物之珍贵,价格之昂贵。由此可见,即使在清朝时,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布匹、漆器、藤器,仍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时外国的香料、染料、金银、玻璃瓶、珠宝、药材、印花布、羽毛、兽皮、钟表也纷纷进口到广州,然后流传至全国。[7]

  史学家李伯重在其新作《火枪与账簿》中谈到全球化时说:“传统的‘明清闭关自守’论,今天已经过时。只有摒弃了这种陈说的束缚,才可以实实在在地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事实上,早在16世纪之前很久,中国就一直在亚洲东部和印度洋东部经济圈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16世纪,欧洲人从海路到达中国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8]

  由此可见,清朝并非完全闭关锁国,其贸易量与宋朝明朝相比也毫不逊色。更有意思的是,到达广州口岸的外国商船中,英国船只最多,平均占总数的70%—80%。也就是说,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830年,连英国下议院对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各国商人进行调查后,也得出结论说:“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9]由此,我们丝毫不能得出清朝是“闭关锁国”的结论。但是,英国人罔顾事实,出尔反尔,指责中国闭关锁国最凶的就是英国,用武力打破中国大门的也是英国。

  西方话语批判:究竟什么是鸦片战争的真相

  无论是走进来还是走出去,清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因此用闭关锁国概括清代中国对外状态完全不符合史实。既然清朝并不是闭关锁国,英国又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那英国又为何要向中国动武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中英之间贸易长时间无法改变的顺差。中国自从同西方直接开展贸易以来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直在世界贸易中居于顺差。中国输出大量茶叶,从西方国家换来白银,这使得西方国家的白银大量流失。反过来,中国又不从西方进口什么货物,也就是说中国对于西方白银是有进无出。在那个年代,中国虽然不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但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中国基本上能够自己生产出自己需要的生活产品,而西方自己需要的产品则不能依靠自己生产得到满足,只能购买中国的产品,于是欧洲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一帝国的英国,无法容忍这一顺差。贸易不能解决的问题,只好凭借武力解决。英帝国自认为经过工业革命,变成世界头号帝国,对于这种贸易逆差形成心理落差。英国人先是用卑鄙手段走私鸦片来平衡贸易逆差。但是,走私鸦片毕竟是冒风险的事,更违逆道德的声誉。我们必须记住,当时英国自己的法律不允许本国的鸦片贸易,也不允许殖民地的鸦片贸易。更进一步说,英国人远远没想到,走私鸦片遭遇到中国的强烈抵制,尤其是林则徐的轰轰烈烈严厉禁烟运动。于是,英国人找了一个冠冕堂皇却又是荒唐的借口,以闭关锁国为由向中国动武。对此,马克思感慨,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10]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1]“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的结论,是英国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而寻找的借口。

  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大量的鸦片贸易,企图用最快的速度,用最罪恶的手段来平衡贸易逆差。但是,马克思说,中国市场的特有现象是:自1842年的条约使它开放以来,中国出产的茶叶和丝向英国的出口一直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整个说来却停滞不变。中国方面的这种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可以说同俄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差额的状况相似;不过后一种情况,一切都可以用俄国的保护关税政策来解释,可是中国的进口税却比任何一个同英国通商的国家都低。[12]这进一步说明,鸦片战争之后,尽管中国进口关税很低,但是除了鸦片贸易的大量涌入外,英国的产品依然没有能力进入中国。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中国国门关闭,英国产品进入不了中国,而是因为英国产品没有销路,是英国产品自身问题。

  马克思强调,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种十分虚妄的见解,以为天朝帝国的大门被冲开一定会大大促进美国和英国的商业;当时我们曾经根据对19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所作的详尽的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没有根据的。[13]后来的事实也证明,1842年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作用。[14]没有需要以及对传统服饰的偏爱,这些是文明商业在一切新市场都遇到的障碍。至于粗斜纹布的厚度和强度,难道英国和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使他们的产品适合中国人的特殊需要吗?这里,我们就接触到问题的症结了。[15]

  到此,我们终于明白,用马克思的话说,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只是他忘记了:如果用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相互冲突、相互消灭。[16]

  谁是自由贸易的敌人?

  英国人用闭关锁国责难中国时,自然而然设置了一个自身开放的形象。这种形象主要表现在其为自身设计又自我标榜为自由贸易播种者的角色,甚至认为这种角色与西方文明有本质性的关联。然而,历史证明这种角色和关联是不成立的。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果说当年清朝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是闭关锁国,那么,英国人自己同样也可以算是闭关锁国。荷兰是英国之前崛起的大国,主要从事全世界的贸易中介,有“世界海上马车夫”的称号。为了从商业上打败荷兰人,英国的《航海法》规定,运输货物进入英国的船只,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输出国的船只。荷兰人没有识别出英国人的伎俩而针锋相对,结果荷兰很快失去世界贸易中间商的地位。有人说,如果没有英国的垄断,世界历史会再次改写,美国就不会诞生,英国也不会衰落和沦落到今天的地步。正是因为英国对美国的茶叶垄断,才导致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由此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英国人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教训对英国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再来看看英国国门的真实情况。直到鸦片战争前,英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从未达到所谓自由贸易的水平:1700—1799年是27%;1800—1845年是40%,其中1800—1809年间增长高达36%,1810—1819年间则增长44%,1820—1829年间增长达到顶峰55%,而1830—1839年间则为38%,到1840年时征税种类多达1146项。另一方面,1833年英国对华茶征收96%至100%的进口税,1834年提高到100%至300%。[17]

  马克思说,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18]可以说,英国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始作俑者。只能按英国人说的做,不准按英国人做的去做。永远只能做贸易的赢家,只赚不赔,天下没有这样的买卖。只允许自己做对贸易有利的事,不允许别人保护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指责为 “闭关锁国”。这只是一个十足的强盗逻辑。

  我们今天总结历史教训说,落后就要挨打,但是并不等于说挥大棒就好,打人就对。过去很长时间人们认为,市场是欧洲最先发展起来的,并且那里达到了最高水平。但是现在的研究发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中国市场的高度发达或运转灵活。珠三角、长三角,桑蚕丝专业化水平很高。商人长途搬运粮食来往1000多公里,运行效率很高。比同期的法国、英国和美国市场更为有效。[19]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相对发达的市场贸易,而且又没有闭关锁国,并没有导致工业化的突破,反而逐渐沦落?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落后的历史之问。

  我们必须承认,从世界工业革命开始,中国摔了一个大跟头。从此以后,中西方开始出现大分流,中国由此屡屡被西方洗劫、侮辱。但是不能因此就简单化地把近代中国的落伍归罪于闭关锁国。近代中国落后也决不是闭关锁国的结果,闭关锁国是西方捏造和罗织的莫须有“罪名”。

  当年中国的错误在于,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衰弱而缺乏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又妄自菲薄与妄自尊大交织,尤其是当年没有意识到,与我们打交道的对手是一个帝国,是一个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国际强盗。中国更没有深刻认识到,对付这些强盗只能用更强硬的手段,不能因为中国有着几千年积淀而形成的中华文明,就以“君子之道”揣度这些强盗帝国的心态。虽然不能用野蛮对付野蛮,但也必须换一种手段,因为解构强盗的逻辑只能用更强的国力去实现。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国家一改过去“一穷二白”的面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力日益强盛。今日之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由此没有人敢欺负,中国人也不再害怕被人欺负。

  无独有偶,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今天美国也因为中美贸易中的逆差,率先挑起贸易冲突。他们的理由与当年的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异曲同工,说什么中国的开放不够,是因为中国市场不开放才造成中美贸易的逆差,由此形成了竞争的不公平性和贸易的不公平性。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作为世界第一的帝国似乎天经地义只能是贸易顺差。

  黑格尔说过: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马克思进一步补充道:第一次以悲剧方式出现,第二次以喜剧形式出现。[20]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但是这样的悲剧不可能在中国再次重演,因为今日的中国早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样,一个国家也是如此。2018年11月5日,中国举办的世界进口博览会,仅仅只有5天时间交易额达到了578亿美元。[21]而11月11日,中国的淘宝网一天交易额达到2000多亿。[22]短短两个时间段,中国人用巨量的购买力事实彻底打脸美国人的说法,同时也让美国人对自己的说法蒙羞,再次充分证明中国不但具有世界第一的制造能力和生产能力,而且还有世界第一的购买力。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请你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同时你也能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23]自古及今,贸易的长期平衡只能在互通有无中动态实现。因此,中美贸易中的中国顺差绝对不是美国人说的那样,是因为竞争不公平性和贸易不公平性造成的。

  现在看来,中国的大门历史上从来就是开着的。对照历史上的两个相似大事件,是揭开历史真相的时候了。西班牙内布里哈说过,语言从来是帝国的最佳伴侣。[24]国家之间的碰撞,不可轻易混淆为贸易的冲突。说到底,贸易之间无所谓冲突可言,历史上所有大规模冲突都是发生在帝国之间。因此,帝国心理作崇才是自由贸易的大敌。

 

    注释:

  [1]汪精卫:《革命决不致召瓜分说》,《汪精卫集》(第1卷),上海: 光明书局,1929年。

  [2]刘军:《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11期。

  [3]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4]泊兆:《近代的错误开端——重新认识鸦片战争》,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bozhao/2017_09_03_425532_s.shtml

  [5]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6]邓玉梅:《瑞典“哥德堡”号所反映的中瑞贸易交流》,《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7]何龙宁:《“哥德堡号”沉船与广州十三行研究》,《广东史志》2002年第3期。

  [8]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9]格林堡著《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5页。

  [10]《马恩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779页。

  [11]《马恩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04页。

  [12]《马克思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11页。

  [13]《马恩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43页。

  [14]《马恩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45页。

  [15] 《马恩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45页。

  [16]《马恩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14页。

  [17]林德特、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18]《马恩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8页。

  [19]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马恩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8页。

  [21]新华网:《578.3亿美元!首届进博会交易采购成果丰硕》,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10/c_1123694326.htm,2018年11月10日。

  [22]新华网:《2018天猫双11成交2135亿元》,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8-11/12/c_1123696895.htm,2018年11月11日。

  [2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页。

  [24]西班牙学者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在其1492年出版的《卡斯蒂利亚语语法》曾宣称:“语言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姓名:周文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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