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期的对外援助工作产生了较大舆论争议，反映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制度约束与公众的援外制度预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尽管对外援助的原主管机关商务部（现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自21世纪初推进对外援助建章立制以来，已经出台了《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规章与规范性文件，但当前我国的对外援助法律制度仍然存在援外基本法缺位、援外法律规范层级较低、援外规范协调性差等问题，对外援助法律制度面临较大的压力与挑战。实际上，理论研究方面关于制定“对外援助法”的观点逐渐形成共识，如李锟先先生、胡星斗教授、林毅夫教授等均认为中国应就对外援助制定专门立法，我本人也于2012年开始在各种学术场合及学术论文中呼吁制定“对外援助法”。

    立法工作上，全国人大代表也逐渐关注到对援外工作进行专门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目前全国人大代表已于2007年、2014年、2016年三度向全国人大主席团提出制定专门援外立法的议案。考虑到我国当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及本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认为我国可以渐进式地完善援外法制建设——可以先推动国务院制定援外条例，待条件成熟后再上升为立法。然而，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转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的对外援助需求进一步提升，对外援助的法律需求也日益凸显。

    可以说，制定专门的“对外援助法”既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确保援外职能部门依法援外的基本准则；既是实现援外政策的制度依托，也是进一步深化援外体制改革的制度依据；既是提升公众援外意识的绝佳途径，也是援外工作获取公众支持的法律路径；既是平衡援外支出的制度选择，也是提升援外实效的制度保障。对外援助法律制度是援外现实需求，也体现法治与民主要求，我国应尽快启动“对外援助法”的立法研究工作。当然，我国在推进“对外援助法”的立法研究工作时，需要充分考虑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现实挑战，确保“对外援助法”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法律制度结构等与援助现实相匹配，特别是应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核心来阐述我国的对外援助理念，确保对外援助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获得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共同支持。此外，“对外援助法”还应就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援外职能部门职权配置及界限、援外政策规划、援外预算与援外资金、援外实施管理、援外效果评价、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

    （曹俊金，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副教授，根据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2018国际发展论坛“‘一带一路’与国际发展合作：援助、贸易与投资的互动”演讲“《对外援助法》的时代呼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