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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文:中国四十年开放型发展道路战略节点与理论内涵
2019年07月02日 12:38 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 作者:张幼文 字号
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年;开放型发展;要素流动;经济全球化

内容摘要: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战略节点来实现的,具有深刻的理论创新意义。全球化经济规律证明了中国开放型发展机制的理论内涵,证明了推进自主创新的必然性。

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年;开放型发展;要素流动;经济全球化

作者简介:

【原文标题】中国四十年开放型发展道路:战略节点与理论内涵

【摘要】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战略节点来实现的,具有深刻的理论创新意义。中国构建开放型发展体制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个战略节点。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通过一系列战略节点来推进和实现的。全球化经济规律证明了中国开放型发展机制的理论内涵,证明了推进自主创新的必然性。当前,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的课题,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高质量发展对开放的要求,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全球化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开放型发展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年 开放型发展 要素流动 经济全球化

【作者简介】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这一成就靠的是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推动发展。四十年发展成就蕴涵着广泛的经济学原理,包括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基于国情和经济全球化内在规律的中国的实践创新推动了理论创新。从经济学理论内涵上认识四十年对外开放实践将使中国更坚定地走开放型道路,并成功应对各种新的挑战。

  一、构建开放型发展体制的战略节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一个封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出发的,如何突破这一体制障碍,由封闭转为开放,特别是怎样开放才能使发展更为高效,进程更为平稳从而发展更可持续,是整个战略的关键。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通过一系列战略节点来推进和实现的,这些战略节点的突破有着坚实的学理依据。

  (一)以特殊政策突破旧体制束缚,为经济从封闭向开放转型开辟了道路

  对外开放既是一个从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如此重大的改革在当时条件下的阻力是可以想象的。开放既要摆脱人们的思想束缚,又要防止外来冲击过大引起动荡。“特殊政策”成了实现这种突破的关键手段。特殊政策避免了“姓社姓资”的争论,它告诉人们,即使担心某些做法不是社会主义,也只是在个别地区、个别领域中实施,整个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些也许是“非社会主义”的做法是为我所用和被我控制的。思想僵化的突破口就是这样被打开了。

  以特殊政策推进对外开放也在于突破现行体制的障碍。不论是外贸还是外资,在旧体制下发展都有各种制度性障碍。这些障碍就是企业经营的制度性成本,如果不能消除,既会严重影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也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特殊政策的意义就在于以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补偿企业所承受的制度成本,从而使这些企业能在体制转型全面完成之前成长起来。

  特殊政策是中国对外开放中的一种重要历史现象。正是特殊政策从个别地区和外向型经济中开始逐步普遍化,通过对外资外贸的普遍激励,中国顺利地完成了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与对内改革一样,所谓特殊就是对当时的体制规范的背离。然而正是各种特殊政策构建了更好的商务环境,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得以启动的一条基本经验。

  (二)农村改革与劳动力流动成为中国要素优势得到发挥的关键

  以开放实现发展的主题首先是工业化。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从低端加入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模式。以加工贸易为形式的出口发展需要的是大量低端劳动力,农村的改革为此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中国人口众多,在走上高速发展之前这些劳动力只能留在农村,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以避免巨大的城市就业压力。在当时的制度下,劳动力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盲目流入城市是被严格限制的。集体所有、按劳分配保证了农村的社会稳定,也减轻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改革既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迅速释放了农村劳动力。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允许这些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改革为此创造了条件。农业释放的劳动力被允许在城市务工,差别只是暂时不能获得城市户籍。正是这样,大量先前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劳动力,包括外资、国有、民企或乡镇集体企业的劳动力,其中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是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体。

  农村历次改革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维护了农民与土地的所有权关系,这就使农村劳动力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支有着特殊意义的劳动大军。这支劳动大军吃苦耐劳,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在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出口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更凸显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

  (三)以园区式开发模式集聚政策资源,实现产业集群节约运营成本

  对外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大量经济园区,包括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等。这些园区许多以吸收外资和发展出口为主要目的,特别是在早期是这样,成为国家开放型产业发展的缩影。

  园区型经济模式是国际上常见的一种产业发展模式,但中国在此做出了多方面创新。除了土地、道路、水电、通信等各类基础设施得到集约使用外,园区型经济使政策资源得到集中使用,对入区企业的政策优惠促进了企业的集聚,也为特定产业的集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出口加工区,保税政策节约了企业成本,提高了出口生产效率。高新技术园区需要从研发到试生产等整个价值链合作,园区模式有效促进了产品价值链的形成。各类园区一般都采用管委会体制,具有准政府职能但又不同于政府的管理部门,这种体制使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因为企业面对一个管委会,不需要一一寻找各个政府部门。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园区模式也因此而更为便捷,大大减少了经营的制度成本。各类园区成为中国探索改革开放的重要平台,因为在这里可以发现需要什么政策,怎样设计和使政策落地,政策灵活性更大,政策效果得到直接反馈,有效避免了新政策在全局范围推出可能产生的错误。

  (四)发挥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效实现了超大型经济体的全面进步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发展任务繁重,单靠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和规划要实现高速发展是不可能的。改革使中国形成了一个各级地方政府均有强大经济职能的特殊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可以被称为“区域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以“区域”特征不同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导向型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和经济职能,在中央的统一战略下积极制订区域发展规划,设计激励政策,推动政策落地。这是中国“有为政府”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优势之一。

  对外开放的发展同样得益于这一具有优势的体制。各级地方政府积极优化投资环境,设计产业目标,规划园区建设,改善软硬环境。许多政府官员深入招商引资项目第一线,沟通各相关部门,解决问题,完善政策,突破现行体制障碍。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同样关心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外资企业和出口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全面的供应链配套,促进了内外资企业的集聚式发展。项目落地带来了更高的税收从而为地方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使地方政府有更多资源招商引资,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大制度成因。

  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战略目标的逐级下达,也确保了发展战略不断推进。中国的发展不仅是高速的,而且是在水平与目标上不断提升的,体制优势确保了发展的不断进步。从脱贫到致富到求强,从实现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到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水平,从实现规模化增长到创新式发展,从付出巨大环境成本到以绿水青口为金山银山,中国发展目标的不断进步正是来自体制的优越性。

  (五)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特征使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大发展模式有了全新内涵

  国际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时着重比较了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种模式。中国的发展既没有参照出口导向战略,也没有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而是从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实际出发,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

  出口导向战略的本来意义是从一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大力发展出口产业,以此实现资金与外汇积累,突破发展瓶颈。进口替代战略的意义是为实现工业化对幼稚工业部门加以保护来替代进口。然而中国的出口除了一般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性产品外,更主要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特别是加工贸易出口。以外资引进实现出口发展是中国开放的一大特征,中国因此有效利用了大量低端劳动力,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一些国家基于本国产业的出口导向或基于本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因此,中国开放以来贸易发展的特征是外资主导型出口增长,用传统出口导向概念来总结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是不确切的。

  在进口替代意义上,一方面国内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建立起了一批新兴产业,同时国有企业坚持改革创新使装备制造业等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四十年来中国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是由外商投资形成的。由于国内市场对外资开放,一大批新兴产业迅速从发达国家延伸或转移到中国。从最初零部件完全进口到越来越多的零部件由国内生产,四十年来中国通过不断延长国内供应链的方式使这些外来产业逐步转变为中国产业,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进口替代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既有民营与国有企业在于放竞争、有限保护下的传统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又有从外资产业转移开始国内价值链不断延伸的新型发展模式,后者是全球化新条件下的模式,不同于传统的进口替代模式。

  (六)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突破改革与开放中的难题建立了新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经验表明,需要推进的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包含着一定的风险,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进行探索是一条比较稳健的路径。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出现了新的态势。跨太平洋战略伙伴(TPP)谈判和各种双边及区域投资协议都表明,全球化要求的一国开放已经从边境措施进入到边境后措施,即不仅要求各国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准入,而且要求各国的国内经济体制更加规范、透明、公正、法治。扩大开放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中国所熟悉并适应了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进程,就需要熟悉新要求,而这些要求基本上又是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要求相一致的。因此,以开放倒逼改革成为在全球化新态势与改革新目标下的科学选择。

  从上海开始的自贸区试验实现了改革开放探索中的一系列重大任务。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为商务成本的节约创造了条件。投资市场准入显著扩大,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内容的开放模式取得了新经验,进而国家外商投资指导目录转变为负面清单,实现了市场准入模式的国际接轨,引进外资更加规范透明。事前审批改为事中事后监管,外资进入更为便捷,政府监管更加全面。服务贸易扩大开放得到了有效探索,更多服务业新领域开始引进外资。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得以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全面深化,向着服务市场、规范透明高效方向持续进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探索,在促进开放、防范风险上取得了新经验。

  继上海之后自贸区试验前后三批扩大到11个省市,2018年5月又宣布了海南全省建立自贸试验区,前后四批经验在全国推广。自贸区这一在国际上早有实践并广泛采用的形式在中国新时代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上海的率先试验形成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机制,即通过一地探索取得经验进而在全国复制推广。第二批天津、福建、广东的试验把平台拓展到北、东、南三大沿海地区,以开放为共性各有定位。第三批内陆地区七省市的试验又赋予了这一平台结合各经济区战略定位进行创新发展全面探索的使命。海南全省建自贸区更启动了开放型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实践表明,以试验进行防风险探索和压力测试,以复制推广实现改革成果制度化,以“清单”实现各种意义上的透明与规范,已成为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标志。

  (七)“一带一路”建设使内陆成为开放前沿,创造了发展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新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中国对外开放构建了一个新的格局,也创造了全新的经验。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一国的开放型发展往往与港口城市和沿海地区分不开。四十年前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是从沿海开始的,更因为大国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开放的前沿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开放度上会出现巨大差异,这一差异又会导致整个发展水平的差异和不平衡。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经验首先在于,对外设施联通可以把内陆地区从开放的后卫转变为开放的前沿。“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内陆诸多城市建立起了与欧亚国家的陆路联系,为贸易投资关系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开放战略的这一推进解决了多年来探索未果的一系列问题,即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产业如何向内陆转移,沿海地区不断提升的商务成本如何控制,东南亚国家是否比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强的竞争力,等等。

  与沿海地区当年的开放不同,由“一带一路”倡议实现的开放格局的调整并不是通过特殊政策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突破的。这是国家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巨大产能条件的成功举措。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既改变了内陆地区的发展条件,又扩大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合作对象,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战略举措。内陆地区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长期以来是发展的瓶颈,而今天中国的建设能力已经可以对此实现突破。这一建设又与“一带一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相联系,甚至与欧洲市场相联系,这就使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改善了自身发展的条件,而且改善了国际合作的条件。在开放促发展的成功经验上又形成了以发展促开放的新战略,而这种开放又会在新的意义上促进内陆地区的新发展,发展与开放两者之间形成了互动。  

  (八)在开放中坚持自主的宏观调控有效防范了外部风险

  传统国际经贸理论与发展经济学注重的是国际分工以及这种分工对国内产业形成的发展压力,最多讨论的是类似比较优势低端锁定的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全面对外开放,日益深度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国家来说,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防范来自外部冲击的宏观经济风险,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正是在正确的开放战略部署下有效防范这些风险中实现的。

  宏观经济风险最主要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改变一国的资产价格和汇率水平,并导致财富的迅速流失。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充分发挥了国家的制度优势,正确运用了政策工具,成功地阻止了危机向国内的蔓延。在防范外部风险冲击中,宏观意义上实施包括坚定的汇率政策和有力的扩大内需政策等,微观意义上注重对衍生金融产品发展的谨慎和对虚拟经济泡沫的防范。宏观调控、开放进程和市场监管等共同构成了开放中的风险防范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是半个多世纪来世界经济的最大震荡,然而,中国不仅成功抗击了危机的冲击,而且为世界经济保持稳定与增长起了关键作用,极大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地位。在外部市场急剧收缩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主要的战略举措,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和金融监管合作等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不但在危机期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而且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在扩大开放中防范外部冲击又取得了新的经验。

  除了危机的冲击外,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也一直受到国际社会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出口政策、政府职能甚至所谓人权等种种非经济因素都成为美国对中国开放制造障碍的理由。在各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保持了战略上的清醒与坚定,通过从容应对赢得了一次又一次挑战。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开放和世界经济的各种冲击下,必须保持政策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注重防火墙建设,把握金融开放、货币可兑换和国际化进程,依照开放型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积极应对,而不是简单地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根据其不合理要价进行开放,这是四十年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上的根本经验。

作者简介

姓名:张幼文 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职称:研究员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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