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理论经济学 >> 经济思想史
顾海良:马克思对巴师夏和凯里经济学理论的比较研究
2019年07月31日 16:46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顾海良 字号

内容摘要:马克思承继他之前对经济思想“学派”“流派”研究的基本观点,从历史的、社会的和方法的多视角上梳理和厘清经济学的纷繁复杂的“学派”“流派”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原文标题:马克思对经济思想流派及其历史发展的探索——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手稿读解

内容提要: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的“前言”中,马克思打算通过对巴师夏和凯里经济思想的批判,以经济思想史的论述为主线,展开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阐述。马克思承继他之前对经济思想“学派”“流派”研究的基本观点,从历史的、社会的和方法的多视角上梳理和厘清经济学的纷繁复杂的“学派”“流派”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揭示了以巴师夏和凯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把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当作谬误加以抨击和以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为对立面的特定内涵。马克思对凯里关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关系论述的错误观点作了批判,对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论题研究的主要论题作了阐释,对巴师夏和凯里经济学理论作了比较研究,从“民族环境”上对国家论题研究的方法论要义作了阐释。

关 键 词:马克思经济思想/巴师夏/凯里/学派和流派/庸俗经济学  

作者简介:顾海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856年上半年,英国正面临着一场以金融货币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这年4月,马克思在一次集会上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议的事实。”由这种对抗必然引起的“社会革命”,将使无产阶级实现“在全世界的解放”。马克思满怀激情地指出:“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1](P581)1856年9月,马克思预言:“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在这场“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欧规模”的危机中,“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投入革命的洪流,“‘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2](P72-73)

  面对当时欧洲危机和革命的现实,马克思决意加快撰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锻造一把理论之剑。1857年底,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3](P140)实际上,1857年初以后,马克思就以极大的精力,从事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研究工作:一是加强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他密切注意英、德、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变化的现实,注意搜集这些国家经济危机的实际资料,为写作专门论述危机问题的著作作准备。二是加紧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解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本质,“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3](P141)

  1857年7月,马克思开始撰写他的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他首先写的就是后来被称作《巴师夏和凯里》的手稿。在马克思的笔记本中,这篇手稿仅有7页,在1904年首次公开发表时,被命名为《凯里和巴师夏》。后来,在1939年至19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名称)中,根据马克思在《我的笔记本的提要》(写于1860年1月至2月)所作的“巴师夏和凯里(1—4)。巴师夏论工资(5—7)”的提示,[4](P611)这篇手稿被改称为《巴师夏和凯里》,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附录发表。在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中,这篇手稿开始作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发表。MEGA2在1976年出版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也作为开头部分发表。

  一、《巴师夏和凯里》写作缘由及其意义

  《巴师夏和凯里》手稿分作两部分,一是马克思称作“前言”的部分,集中于对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和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 Carey,1793-1879)经济思想的批判;二是对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一书第14章“论工资”的批判性论述。

  在一开始的“前言”中,马克思显然打算通过对巴师夏和凯里经济思想的批判,以对经济思想史的论述为主线,展开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阐述。自1843年底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后,马克思一直将经济思想史的探索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结合在一起。

  《巴黎笔记》是马克思1843年10月中旬至1845年1月底在巴黎撰写的经济学摘录笔记。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就是在对经济思想史的“批判”中理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在马克思首次阅读斯密和李嘉图著作,以及那一时代法国和英国经济学家,主要如萨伊、西斯蒙第、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安·路·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著作的摘录笔记中,特别是在马克思阅读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的摘要笔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思想史探索在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时的重要作用。

  恩格斯1844年初撰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同当时流行的经济学著作一样,以经济思想史的考察作为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的切入点。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开篇,恩格斯就准确地把握了18世纪经济思想史的重大变化,认为“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突出地体现为“新的经济学”的产生,也就是“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即“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归在这一“新的经济学”下的著述者,主要有李嘉图、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和萨伊等。[5](P58-59)恩格斯指出:一方面,自由主义经济学“甚至不能对重商主义体系做出正确的评判,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片面性,而且还受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各个前提的拖累”;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经济学确实包含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还没有阐述为最后的结论。”[5](P59-60)在对经济思想史论述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才转入对国民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探析。

  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的“前言”中,马克思开宗明义,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个相对立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结束的,它在17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6](P3)这就表明,在“前言”中,马克思将以经济思想史的探讨为主线,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阐释。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第4页上,马克思写道:“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总之,是现代英国经济学家;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6](P11)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结局作出的这一概括,揭示了19世纪30年代之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的路向。

  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第4页,马克思中断了“前言”对经济思想史的阐释,转入对巴师夏经济学的工资理论的批判。这似乎表明,马克思不再打算在“前言”中以经济思想史的探讨为主要线索,展开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阐释。马克思似乎打算以对巴师夏工资范畴的批判,作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阐释的起点。

  巴师夏《经济的和谐》设为25章,第14章为“论工资”。在这之前,《经济的和谐》已经对人的需要、交换、价值、财富、资本、土地产权、竞争和收益等问题作出论述。马克思直接切入对巴师夏的工资理论的批判,是因为工资问题最为直接地反映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的现存关系”,[6](P15)也最能体现巴师夏这些经济学家“想为雇佣劳动制度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的辩护士”[6](P13)的本质。但在对巴师夏工资理论的批判中,马克思意识到:“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因而决定“抛开巴师夏先生”,[6](P17-18)中断手稿的写作。紧接着,在1857年8月,马克思开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手稿。在《导言》中,可以发现马克思中断《巴师夏和凯里》手稿写作的原因。

  在《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构建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也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P42)的方法。《导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五篇结构计划”,就是马克思对这一方法的最初的、也是最为切实的遵循。“五篇结构计划”各篇的主题依次是:“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范畴;“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6](P50)其中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主要是“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6](P41)或者说是“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6](P42)这就是说,这些简单范畴,才可能成为理论体系始基范畴和逻辑起点。在接着《导言》之后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马克思以达里蒙货币理论批判为开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体系的始基范畴和逻辑起点作出最初的探索。

  “货币章”对达里蒙货币理论批判的逻辑思路就是:从对货币关系的探讨中,揭示出交换价值的内在规定性;从对交换价值的探讨中,揭示出价值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价值向货币转化的内在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价值、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的内在要素和机能的性质,货币成为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产物,商品由此而作为最抽象的范畴,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货币章”据此强调:“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6](P101)从商品范畴到货币范畴的转化,反映了理论逻辑中从具有简单规定性范畴向具有复杂规定性范畴的转化,反映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总体方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成功运用。

  从经济思想史的阐释到工资范畴的批判,再到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简单范畴的探索,最后从货币范畴深入到商品范畴探索以及商品范畴逻辑起点的确立,构成马克思从1857年7月之后的半年间,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认识的思想飞跃,深刻体现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转折。显然,这一思想飞跃和重要转折,是以《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为起点的。这是我们现在读解《巴师夏和凯里》手稿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马克思写作《巴师夏和凯里》手稿,并不表明巴师夏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多大的影响。其实,在经济思想史上,巴师夏并不占有什么重要地位。马克思认为,“巴师夏所从事的,只是对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就分析的方法和工具而言,一方面“巴师夏提供的是虚构的历史,他提供的抽象有时采取理性的形式,有时采取假想事变的形式”;另一方面巴师夏“矫揉造作,注重形式逻辑”,他“提供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以反论表述的、经过精雕细刻的陈词滥调”。[6](P10、11)马克思在1857年对巴师夏《经济的和谐》作出的这一“分析性”评价,约瑟夫·熊彼特在90年之后似乎作了积极回应。熊彼特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史家,他在大约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经济分析史》中,对巴师夏经济思想作过这样的比喻:“一个游泳者,在沙滩上玩得很痛快,然后走到了深处而被淹死了”,《经济的和谐》就是巴师夏一生最后“被淹死”之作。熊彼特认为,尽管不能断言《经济的和谐》“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但“它的缺乏推理力,或者无论如何,它的缺乏运用经济分析器械的能力,使得它在此处无权请求受到重视”,“在这本书中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有什么科学的功绩。”[7](P188)从马克思到熊彼特,对巴师夏《经济的和谐》的“分析性”的研究相隔几近百年,但结论如此接近,可以看作巴师夏在经济思想史的实在的影响和地位。

  

作者简介

姓名:顾海良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文齐)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1.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