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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棉阳 赵德馨:经济史学学科功能论的反思与重构
2019年11月25日 11: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2期 作者:易棉阳 赵德馨 字号

内容摘要:经济史学在深度融合历史学和经济学功能之后形成自身的学科功能:求真、求解和求用。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 要】任何一门独立学科都有其独到的功能。经济史学在深度融合历史学和经济学功能之后形成自身的学科功能:求真、求解和求用。“求真”即真实地再现过去的经济实践。“求解”即剖析经济实践过程中经济现象的发生原因,发掘历史上的经济规律,探寻历史上的经济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解释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求用”即资鉴于现实。经济史学的“三求”功能是一个不可割裂的“三位一体”的整体:求真是基础;求解是对历史真相所含关系、规律、机制的解释,是求真的深化与升华;求用则是把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运用于现实,是对求真和求解的应用。经济史研究可以侧重于某一功能,与此同时也要兼顾其他两方面。关于经济史学功能的批评性认识,有助于经济史学学科基础理论建设,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经济史实证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经济史学功能 求真 求解 求用

【项 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15AZD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易棉阳,湖南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株洲 412008);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武汉 430073)。

【原文责编】晁天义

 

  按照历史学的一般研究范式,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功能通常被认为是通过发掘和运用史料还原历史真貌,至于揭示蕴含于历史之中的机理、规律,则不在考虑之列。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出身于经济学界的美国经济史学者别树一帜,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并提出一些颠覆传统的新观点,新经济史学由此产生。美国新经济史学的基本主张是:经济史学的主要功能是对历史上的经济结构与绩效作出解释,为了得到满意的解释,可以推导历史数据并运用于模型分析之中。新经济史学家推导历史数据的做法,是经济学的常用研究方法,但在传统经济史学看来,这一做法则有悖于历史研究不能假设的基本原则。于是,新经济史学遭到传统经济史学的抨击。传统经济史学和新经济史学本是经济史学的左右手,同等重要,无高下之别,但经济史学界的这两只手却彼此相轻甚至相互倾轧。这种局面,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史学得不到外界应有的认可与尊重,是经济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学科发展史反复证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对本学科本质的认识。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甚至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研究者对本学科的基本问题缺乏深刻认识。这里所讲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学科发展史、学科功能、学科结构、学科性质、学科方法等问题。在经济史学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1]一些学者就其功能做过一些探讨。如希克斯从学术交流视角提出:“在我看来,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的历史学家——可以相互对话的一个论坛。”[2]这个定义颇具启发意义,但未涉及经济史学的本质。贾俊民认为:“经济史研究有三大功能:一是学科功能,即描述已逝去的历史过程,揭示历史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规律与发展趋势,促进学科发展;二是社会功能,即通过历史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三是育人功能,即积累和创造知识,开阔人们视野,增长才识,培养人才。”[3]贾俊民在这里着重谈的是“经济史研究”的功能,并非“经济史学”的功能。由于经济史学是历史学和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深度融合而成的学科,因此经济史学的学科功能,也是历史学和经济学学科功能的深度融合。史学的功能主要是求真与致用,即复原历史真貌和启迪现实;经济学的功能则主要是求解和致用,即对经济现象作出解释和指导现实经济。由此,我们可以把经济史学的功能概括为“三求”,即求真、求解和求用。那么,“三求”功能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三求”功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学界迄今尚未作出回答。本文试图详解每一种功能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以此为参照系,对经济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反思性评价。

  一、求真:经济史学的还原功能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过去,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实验重演过去,只能通过历史学家“不断探求史料之真、史实之真、史识之真和史理之真”,才能还原历史的真貌,所以“史学研究的唯一诉求是求真”。[4]吴承明指出,经济史“首先是史”,[5]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6]经济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7]还原过去经济实践的真貌,乃是经济史学的求真功能。

  经济史学如何求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道德层面的求真,即求真的精神;二是学术层面的求真,求真的实践。中国史学自古崇尚“求真”,史家以“求真”为最高追求,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史家为求真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千古美谈。春秋时期晋国太史董狐不畏晋国执政大臣赵盾威逼而作“赵盾弑其君”的记述,开我国史学秉笔直书的先河。此后的历代良史均以董狐为榜样,如司马迁追求信史编纂,班固称赞他“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8]刘知幾认为史官要像一面明镜,敢于直书善恶,“夫史官执简……苟爱而知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9]近代以来,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覆亡,史学家不必为求真而牺牲生命,但求真仍然是史学家的追求。梁启超指出,无论是研究横跨千年的大问题还是一家一室的小问题,都要以“求真”的态度对待,“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10]

  西方史学家亦崇尚“求真”。修昔底德说:“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11]修昔底德把真实视为史学的根本,被后世史家尊为“求真的人”。波里比阿“视求真为史家第一要务”,认为史学如果失去真实,就变成“取悦读者的谎言”。[12]可见,中外史家都把“求真”视为“史德”的一个重要体现。经济史学要实现求真,必须继承并发扬史学的求真精神。出身史学界或者接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的经济史学家,大都具有求真精神。但令人担忧的是,某些没有受过史学训练的经济史学者,缺乏求真的精神。在他们的研究中,或是不负责任地使用未经考证的史料,或是大量使用可靠性不强的二手史料,或是根据个人好恶取舍史料,有的甚至为了便于计量分析而篡改、伪造历史数据。这些行为,是对经济史学的伤害。

  求真的精神最终体现为学术上的求真实践。在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史学被称为“食货之学”,体现在历代正史所修《食货志》中。《食货志》是专述经济史的篇章,详细记载历代人口数量、田亩数量、市场运行机制、赋税收入、货币制度、漕运交通、矿冶生产等情况。历代史官在修撰《食货志》时,充分发扬求真精神,穷尽历朝典章制度和各种记述,力求数据准确、记载客观,使得《食货志》成为后人了解历代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政策,研究古代经济史的珍贵史料。因此,中国经济史学论著从一开始就是求真的典范。20世纪初期,传统“食货之学”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学,求真传统在经济史研究中得以坚持并有所发展。

  经济史研究的求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订史料之真实。经济史研究的求真,建立在史料发掘、考证的基础之上,离开史料发掘与考证,经济史学就不能还原历史真貌。1934年,陶希圣在《食货》创刊号上明确指出:“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13] 陈寅恪指出,史学家必须下苦功夫发掘、考证原始资料,否则就是“画鬼”,不是真正的学问。[14]吴承明十分推崇实证主义,把它看作“史学的第一原则”。[15]在吴承明看来,“史料是史学的根本”,“历史研究的惟一根据是史料”,经济史学者必须“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论从史出”,一个严肃的经济史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应先从史料发掘与考证入手,如果“不先在史料考证上下一番功夫,没有鉴别考证史料的经验和修养,径行下笔为文,不是真正的史家”。[16]正因为把史料考据视为求真的基础,我国经济史学家(特别是老一辈经济史学家)在史料的考据和出版上,用功颇多,成就卓著。[17]二是探求历史之真谛。史学之求真,先是求得真貌,然后是求得真谛。真貌蕴含于史料之中,而真谛则蕴含于史学之中,因此,恢复真貌靠史料,探求真谛则要靠史学。史料是史学的根本,但史料不等于史学,把史料变成史学,需要史学家的智慧。也就是说,真实的史料只有经过史学家的理解变成史学之后,方能彰显历史的真谛。[18]兰克认为,史料考据只能保证历史事实的准确性但无法探知事实所蕴含的“精神的内容”,史学研究只有把“精神的内容”即历史真谛挖掘出来,才能触及历史的本质。而探知“精神的内容”需要史学家的“直觉”,这种“直觉”就是“感悟”、“移情”,“现象的精髓要素,现象的内容,这些只能通过精神领悟(即直觉或感悟)被理解”。兰克还提醒历史学家,在使用“直觉”时要坚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则,“要把自己从自己的书中驱逐出去,决不写任何可以满足自己情感或者宣示个人信念的东西”。[19]兰克的观点告诉我们,在经济史研究中,探求经济史的真谛,不仅需要攫取真实的史料,还需要对史料进行逻辑加工,在对史料进行逻辑加工的过程中,要有“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然而,在研究实践中,有的研究者为突出自身研究的“重要性”或“正义性”,对研究对象表现出明显的“偏爱”,这种“偏爱”就是不客观的“直觉”,因“偏爱”而得出的结论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譬如福格尔在研究美国奴隶制经济时,就表现出对奴隶制的某种“偏爱”,因为“偏爱”,他所得出的关于奴隶制经济效率的结论与过去的结论截然不同,但其真实性却受到质疑。

  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真谛的认识受技术水平、学识水平、人生经历的多重制约,所以经济史学家只能在所处“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正因为“我们把握历史之真的能力也总是有限度的”,所以,“只能力求逐步地逼近历史之真这一极限,而不幻想一步达到这种极限”。[20]荷兰历史哲学家安克施密特认为,历史真相需要通过客观叙事来呈现,客观叙事有绝对意义上的和相对意义上的之分。所谓绝对意义上的客观叙事,是“关于某个特定的历史主题,或者围绕着某个特定的历史主题,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客观叙事,而且我们可以将这个客观叙事用做确立其他关于或者围绕相同历史主题的叙事之客观性的标准”。相对意义上的客观叙事,是“关于或者围绕一个历史主题,我们只拥有一些叙事,通过对这些叙事进行相互比较,我们可以希望发现他们中间的哪个是最客观的”。在安克施密特看来,关于某一个历史主题不可能只有一个客观叙事,因此“我们永远也不能确信某个特殊叙事就是关于某一主题的绝对意义上的最客观的叙事”,在历史研究中,关于某一个主题可能会产生若干叙事,历史学家通过鉴别比较,挑出最具客观性的叙事,“历史学家的历史作品是更‘客观的’——或者,用历史学家更喜欢的说法:更接近‘真理’”。[21]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亦持同样观点:“真实性的问题对历史学,或者说因此也就对任何一门学科,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但是“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在历史的领域里则是以特别的明显性而得到阐明的”。[22]英国经济史学家克拉潘更是坦率地说:“经济史学家只是一个专家,而没有一个专家能道出全部的真相。”[23]吴承明指出:“应当承认我们的认识有相对性、时代性(克罗齐)、思想主观性(柯林伍德),不过,都可以归之于‘认识还不清楚’,需要‘再认识’。”[24]由此看来,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史真谛的认识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深化的。

  真实是史学的根本,求真是经济史学的基础功能,丧失求真功能的经济史学毫无价值。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某些“新史学”(如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政治史)遍地开花,这些“新史学”无非是用一种新的方法或者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历史,对历史真貌的认识并未深化。[25]这就如同用新涂料对旧房子进行一轮装饰,改变了房子的表面但房子的本质并未改变,因而对房子本质的认识不可能深入。由于某些“新史学”的最大新意是运用新方法,而非发掘新史料,一些研究者为了保证结论的“正确性”,便根据自身需要有选择性地运用史料。新经济史学在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福格尔在撰写《苦难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一书时,为证明奴隶主不是贪婪的剥削者而是“具有高尚道德和充满人性”的人,引用1860年的人口调查数据,纳什维尔市的娼妓中黑人只占4.3%,而且这些黑人娼妓没有一个是奴隶。事实却是,1860年的人口调查没有包括奴隶,但黑奴沦为娼妓确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当时报刊屡有报道)。[26]英国经济史学家科尔曼和巴克明确指出,新经济史学的致命缺陷是数据和资料的不可靠,“计量经济史著作虽以数字资料作为基础,但却不够注意这些资料的可靠性,而且常常未能把它们同传统的史料联系起来”。[27]经济史学如果丧失了求真的本质,方法再新颖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新经济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盛极一时,但其光芒在80年代后逐渐暗淡便是例证。

作者简介

姓名:易棉阳 赵德馨 工作单位:易棉阳,湖南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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