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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李克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2019年01月01日 12: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李克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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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因此,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先必须实行工业化。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推进工业化可以有不同的道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表现出选择的差异。10年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使中国走上了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国民经济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分析与研究其演化的历史进程和趋向、生成的特定条件、发展中的特殊课题以及可能选择的对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由于阶段性目标不同,衡量标准不同,也就自然会有道路与方式的不同选择。

  中国在19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依托、以争取工业最大产出的增长为目标。在20多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工业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然而,上述过程是与农村相分离的,中国农民实际上没有直接参与。不仅如此,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还是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条件下发动的,可以说,工业的高速增长是用牺牲农业来实现的。中国农村不仅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也相对扩大了。如果说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在争取工业最大产出的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这种增长的内涵则是相当贫乏的,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也是不成功的。诚然,应当注意到,在1970年代末以前,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已经开始在农村中兴建农村工业,为未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动作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新变化发生于1970年代末期。这一新变化的发生条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的推行。农业生产率的较大幅度提高,导致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开化的剩余劳动力。在城乡经济和社会体制依然分割的情况下,兴办乡镇企业就成了农民进入非农产业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乡镇企业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农民开始了直接进入工业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工业化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它已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主导方面和基本途径,而农村工业化又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中国工业化进程由此出现新的生机,国民经济结构也由此而发生了重大变革。

  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消除是由二元结构转换为一元结构的最基本标志。理论和事实都证明,在中国直接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是不可能的,这也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性有着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不论是通过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还是依靠在城市中扩张工业部门来转换二元结构,都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那么,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弱化二元结构的强度,来打破固有的平衡,形成国民经济结构的新局面。

  乡镇企业的崛起使中国农村工业部门逐步生成,它既不同于现代工业部门,又有别于传统农业部门,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兴部门,从而使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国民经济呈现出了三元结构的新局面。

  随着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1988年农村经济中非农业产值超过了农业,这显然标志着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村工业部门已经生成。通过将农村工业部门同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农村工业部门既具有推行工业化的特征,又不具备已经现代化的条件,因此可以把农村工业部门看成是具有近代工业性质的部门。这样,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结构就呈现三种系统并存的局面,即传统农业系统、近代工业系统和现代工业系统。

  由二元结构转换为三元结构,并不意味着距离国民经济结构一元化的道路更漫长了,恰恰是使向一元结构的转换在中国的条件下成为可能与现实,加快了结构转换的进程。因为作为第三种结构的农村工业部门是以转换结构的形式出现的,它的中间性质使其成为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之间的桥梁。中国农村工业部门的形成,首先是改造了中国农村经济的产值构成,其次是扭转了就业状况的变化严重滞后于工业产值份额上升的趋势,最后是为中国农村城市化提供了客观需求和可能性。

  已有的经验表明,基于主要依靠在农村就地转移劳动力、推动农村城市化的给定条件,农民要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工业化进程,只能通过进入农村工业部门来实现,只能走从农业部门到农村工业部门再到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路线,因此,走三元化道路就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

  中国农村工业部门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与农业的相互作用和与城市工业的相互联系决定着其自身的演变过程和发展方向,关系到国民经济结构的转换。因此,以农村工业部门为基点对三元结构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比较准确地把握新的工业化进程中的成果、问题和难度。

  从总体上看,农村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正效应是大于负效应的,因为它的生成与发展毕竟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率,增加了农村的财富量,而且成为10年来农村经济增长的主动因。更为重要的是,它成功地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这恰恰是衡量利弊程度的主要尺度。

  毫无疑问,农村工业部门对城市工业部门既有补充又有争夺,但从10年的发展过程来看,总体上是补充大于争夺,这不仅在于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弥补了城市工业部门在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方面的某些不足,扩大了对城市工业部门产品的需求,推动了工业产品总量的增长,而且在于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成功地进行了丰富的劳动对稀缺的资本的替代。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资金极端短缺和劳动力极为丰富是两个基本的特征。因而,能否实现丰富的劳动力要素对稀缺的资金要素的替代,以及替代程度的大小便成了决定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与发展则是充分地进行了丰富的劳动要素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替代,这种大规模的替代,总体上说是提高了要素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率。

  如果进一步对三元结构进行总体性考察,那么不难发现,由于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与发展使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之间建立起了结构性联系,弥补了断裂层,因而也就必然造成国民经济流程发生有利于结构转换的变化。但由于居三元结构关键部位的农村工业部门正处于成长过程之中,它所引发的矛盾与体制上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又很容易使结构转换产生新的难度,使其自身发展较易陷入困境。三元结构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还表现在各个部门有着不同的运营机制。由于市场体系发育的滞后和计划与市场机制未能有机结合,使得三元结构之间正常的商品化联系尚未建立。

  从总的趋势看,农村的生产要素在相当程度上仍将不断地流向农村工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也必然要向城市工业所显示的方向发展,这说明比较利益机制在发挥其正常作用的一面。但是,由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体制上的弊端,使得这种走向出现了某种偏差,从而可能导致新的断裂现象发生。

  继续推进三元结构的发展,也就意味着仍然要促使农村工业部门不断扩张。三元结构不发展,向一元结构转换就无从做起。从总体上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将会较为长期地存在。由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真正兴起的时间并不长,与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特定条件相联系,三元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将会较长时期地存在,但相对而言,又是加快了实现结构转换的进程。因此,农村工业化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过渡措施,在宏观政策上也不能把乡镇企业只是看作农村经济的一个方面,而应从结构转换的高度继续推进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

  诚然,三元结构局面较为长期存在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是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可能选择,但这并不是绝对合理的,最终还是要转变为一元结构。因此,在三元结构发展过程中,还必须把它看成是结构转换中的一个转换性结构,从而尽可能地为向一元结构过渡创造条件。

  不可否认,结构转换的最根本问题还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城市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为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如果没有人口不断地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不仅如此,还会制约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影响农业收益的提高,并且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较大浪费,其结果很可能是三元结构出现新的刚性特征,给国民经济结构的最终转换带来新的难度。因此,既要看到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为劳动力结构转换开辟了现实途径,也应该重视它所提供的人口结构转换的可能性。

  向城市化方向发展,还有利于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改善和扩大就业容量。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成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将有利于中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从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流程来看,也应当是多层次发展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注定是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10年来,农业部门的低速发展甚至停滞和农村工业部门的高速推进形成鲜明对照,已成为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协调两者间的发展关系愈益显得刻不容缓。问题并不在于农村工业部门是否应继续得到长足的进展,而在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应该与之相协调,在发展速度上应当保持适度的比例。但是使两者在速度差距上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主要不应依靠减缓农村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更不能一味扼制其增长势头,而应该侧重提高农业的增长率。从总体上说,后者的提高也不能采用以农村工业部门反哺农业部门的方式,就两者的发展关系而论,应当是逐步实现各自基本上依靠自身的积累获得自我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同属于中国工业经济的组成部门,因此,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要看到它们的异质性,也要注意它们具有同质的因素,而且从结构转换的角度看,应该是向着同质的方向发展。范围上的划分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可以间接地带动农村工业部门经济效益的提高;层次上的划分最终会使农村工业部门进入符合规则的发展阶段,有利于城市工业部门增加对农村工业部门在技术等方面的辐射,从而带动农村工业部门持续地扩张,为其比较顺利地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和实现结构转换创造条件。这样,农村工业部门对工业行业的进入,就可以由自然的“释放式”逐步转变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工业部门对其的“带动式”发展,从而推动农村工业部门的现代化,加速实现异质向同质的转变。

  要使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工业部门的带动呈现良性循环的势头,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使两个部门在运营机制上逐步呈现相互协调的局面。这只能依赖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趋向之一是增强城市工业企业的市场性。与此同时,对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产权体制都有必要进行改革。只有随着改革的深化,才能为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工、平等竞争和经济流程中的契合建立深厚的基础,从而形成新型的协调机制。三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顺利转换无疑将有赖于这种局面的形成。

  总而言之,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动及其所导致的三元结构的生成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是经济结构转换中的必然选择。只要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向,不断解决结构转换中的各种矛盾,那么,传统落后经济向现代经济的成功转变,就会最终在我国实现。

  

  (李克强,1955年生,经济学硕士,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文齐/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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