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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李先军 黄速建:回溯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的历程
2019年08月21日 19:37 来源:《改革》2019年第7期 作者:李先军 黄速建 字号

内容摘要:回溯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的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在我国农村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及其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原文标题】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及其启示 

  【作者简介】 

  李先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黄速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     

      

  回溯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的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在我国农村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及其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对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取得的成果和经验进行总结,可为下一步推进企业扶贫工作提供参考。 

  从时间和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1949年以来企业参与扶贫可分为五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以适应性的方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贫困民众收入的改善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企业的间接减贫功能发挥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党和政府积极组织生产,国民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农村和城市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企业作为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主体,尽管未能直接开展大规模的对口帮扶工作,但正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间接地促进了民众温饱问题的缓解。企业主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推动贫困和欠发达地区的脱贫,即企业创造的价值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推动脱贫提供物质基础。 

  (二)乡镇企业为主参与下的“开发式扶贫”探索阶段(1978—1993年) 

  发源于农村的改革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征程。乡镇企业发挥了创造价值、提供就业、贡献税收等方面的作用,形成了巨大的辐射效应,成为我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力量。 

  在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自然扶贫功能之外,改革开放后的城市企业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对口扶贫工作。这一阶段城市企业主要针对邻近的农村或者贫困地区,利用自身的技术、人才和资本优势开展相关的帮扶工作,属于从城市中心向外围的辐射。 

  (三)企业的有效支持与参与下的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2010年) 

  在此阶段,企业以其灵活性和适应性在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吸附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不仅改变了农民的收入结构,而且为推动农村从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型创造了条件。 

  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严格的户籍管制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业富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产业转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封闭式的内生发展方式。 

  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在城市和东部地区的集聚,吸引了农民涌入城市,大量涌向城市的农民工就业群体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城乡分割的“稳态”。企业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不仅实现了自身的成长和利润目标,而且为解决就业、增加收入、缴纳税收创造了途径,进而促进了我国社会整体贫困问题的解决。 

  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催生了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它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效补充和完善。一方面,龙头企业以其规模、资本、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成为联系农民、合作社与市场的重要纽带,为农民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尽管对于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在农民进入市场过程中是否是一种公平的合作关系存在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对我国“三农”问题现代化的一种探讨,新型农村组织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农民先富起来,有效地解决了大批农民工进城后的土地耕种问题,也为农民进入市场积累了经验和知识,为农民更加广泛地参与市场创造了条件。农业产业化开发扶贫有助于贫困地区的农业与市场对接,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有效改善,有利于农村地区的脱贫。 

  企业的发展对于帮助西部贫困地区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到2010年,按低收入贫困线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8%,我国基本上解决了困扰农村几千年的温饱问题,“底线”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四)政策激励下企业参与的大规模精准扶贫阶段(2011—2016年)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这一概念。20145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序幕。企业作为对口帮扶的重要实施载体,在推动精准扶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承担重要社会使命的国有企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中国企业扶贫研究报告(2018)》显示,在参与定点扶贫的300多家中央单位中,中央企业占了近1/3。中央企业结对帮扶的24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41.6%,分布于全国21个省(区、市)。此外,中央企业还对口支援西藏自治区21个县和青海省藏区16个县。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投入定点扶贫资金超过了75亿元。国资委聚合中央企业扶贫力量,设立了“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东达到104家,两期募集资金规模达到154亿元。财政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共同发起“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基金总规模达到182亿元,吸引社会资本超过1000亿元。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指导下积极投入资金、人才、技术等参与扶贫工作。这一阶段,企业从间接提供就业、增加收入、促进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发展到直接参与到扶贫工作中,甚至是主导部分地区和贫困民众的脱贫工作。这既是对中央相关战略的回应,又是企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履行社会责任和创造社会价值的主动选择。 

  (五)新时代农村企业内生发展参与乡村振兴阶段(2017年至今)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018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战。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这是新时代对扶贫工作的新要求,也凸显了当前企业在参与扶贫工作中的新变化。这一阶段,企业扶贫凸显了企业价值与扶贫工作的有机融合,企业扶贫项目和农村创业成为促进农村脱贫的内生驱动力量。 

  经过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市场结构已发生较大的变化,农村市场尚存在较大的成长潜力,这为企业市场转移、开辟蓝海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外部资本的进入开辟了企业支持农村发展的新局面。大量企业在农村布局,利用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缺口以及有待开发的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形成了对农村发展的有效渗透,这不仅有利于农村整体基础设施的改善,而且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在这一阶段,企业在扶贫时往往倾向于与企业本身的战略和发展目标相匹配的投资,在履行相关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企业自身价值的提升。 

  大企业所具有的规模优势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发展的效率问题,但在解决农村发展的异质性和精细化方面还有待提升。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农村市场的交易成本有所下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则为农村孕育的创业机会提供了“破土萌发”的机会,在“双创”政策的支持下,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商业模式成为“双创”背景下农民创业的重要选择。 

  在此背景下,农村市场从大企业主导、农民参与的模式朝着农民内生驱动的主导模式转型,企业真正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截至2018年,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人,“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等本乡创新创业人员达3100多万人。农民创业领域不断拓宽,由种养向纵向延伸、横向拓展,创办的实体87%在乡镇以下,80%以上发展产业融合项目。农村创业载体不断增多,认定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和实训孵化基地1096个,益农信息社覆盖1/3以上的行政村。农民自主创业改变了农村发展中企业外生和封闭式内生发展的状况,企业真正成为农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这为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农村的市场化、改变农村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面貌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未来乡村振兴的推进提供了新的路径。 

  70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政府的强力推动和社会的积极参与。企业在扶贫工作中扮演着联结者、促发者和行动者的角色,有力地推动了贫困地区的脱贫和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延续的发展路径。 

作者简介

姓名:李先军 黄速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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