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问题，还是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都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放眼长远，稳扎稳打，特别是在具体方案的制定和具体措施的实施上，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审慎处理好协同发展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我认为，重点要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进行的，现在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权大大增强，一些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比较奏效的方法，比如单纯通过行政手段搬迁企业，今天可能就行不通了。当年国家“三线工程”建设的方式、方法和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而难行得通。在今天，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而，现在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树立市场经济意识，充分考虑市场主体意愿，遵循市场规律。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过程中，对于经营性的企事业单位，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手段来疏解。对于一些跨区域性的合作项目，应该主要根据市场主体的选择来进行资源共享和功能对接。

　　当然，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否认政府在协同发展中的重要引导作用。特别是现在独特的首都优势吸引各类要素向北京集聚的趋势仍然很强劲，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政府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规划对区域发展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北京城市功能过多，人口集聚过快，与城市规划落实不到位不无关系。在一些发达国家，城市规划具有“准法律”性质，形成极强的刚性约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持续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这个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北京市也有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城市规划，但刚性约束不强，划定的生态红线不断被突破，形成“摊大饼式”发展。未来，必须提升规划的权威性和刚性约束，引导城市科学有序发展。

　　其次是发挥政策创新对协同发展的保障作用。非首都功能疏解与跨区域合作，涉及到不同的市场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必须进行精心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创新，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及利益补偿机制等，使疏解地有“推力”、承接地有“引力”、疏解对象有“动力”，实现人口、资源出得去、留得住、发展得好。

　　第三是推动软、硬条件建设。我认为，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两个明显的“短板”。一个是区域交通体系不尽合理，缺乏中心城区与周边新城、副中心、卫星城等区域之间的市郊铁路，使得中心城资源难以向周边地区疏解和辐射；另一个是中心城与周边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落差过大，周边地区的吸引力弱，人才跟随企事业单位向周边疏解的意愿低，使得非首都功能疏解面临障碍。解决这两个“短板”，正是需要政府发力作为的地方。要加快推进以市郊铁路为核心的区域交通体系建设，构建大容量、快速化、低票价的市郊铁路，形成“1小时通勤圈”，满足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交通要求；加快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通过名院建分院、名校办分校等方式，促进北京公共服务资源疏解，带动周边区域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为非首都功能疏解、京津冀协同发展创造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