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余年，产品市场改革基本到位，但资本市场、资源产品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却较为滞后。今后，改革应当瞄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央行宣布，从6月16日起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记者注意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吴庆近日表示，小微企业缺钱不是因为央行“不放钱”，而是由于利率市场化不到位，使得银行资金很难流到那里去。“我们希望经济体制改革有更大的动作，而不仅仅是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调整政策。”

　　6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清华大学长安50人论坛上表示，“政府有责任提供由透明规则和公正执法构成的市场秩序，但有一部分官员认为其中没有太大的牟利空间，他们更愿意做微观决策。”

　　资本市场结构性失衡，仅由短期货币政策调整空间有限。这仅仅是要素市场扭曲中的一例。改革开放30余年，产品市场改革基本到位，但资本市场、资源产品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却较为滞后，造成了城乡差距、贫富分化、中小企业融资难、农地补偿纠纷等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了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性，提出“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今后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应该怎么走？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就此话题展开采访。

　　要素市场亟待改革

　　年初，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曾表示，我国金融体系主要为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服务，以大银行为主，直接融资发展滞后，金融监管不健全。

　　劳动力市场的低工资政策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大幅压低了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

　　我国土地市场的一大特色是，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征地制度和招拍挂制度把商业用地价格和住宅用地价格推向高位，获取巨额“卖地”收入；另一方面，则为了招商引资为企业提供大量廉价工业用地。

　　此外，中国企业所用的水、电、天然气等主要资源品价格都由政府控制，明显低于国际水平。例如，国际水务情报局2011年调查显示，中国25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水价为0.46美元/立方米，而国际平均水价为2.03美元/立方米。电、天然气亦类似。

　　不仅如此，个别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生态环境，企业环境污染成本很低，一些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成为“摆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教授陈彦斌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我国要素价格没有反应真实的市场供需关系，但却为中国的高投资和高出口创造了成本优势，这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然而，扭曲要素市场要付出代价，目前我国要素市场不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还存在政府寻租空间。

　　“不充分利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而不得不用行政命令、法令法规，甚至直接控制关键生产要素的供给数量，如土地，由政府对某些产品、产业甚至某个公司施加直接干预，在客观上动摇了人们沿着市场化改革方向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共识和决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

　　“不是只要政府放松管制让市场自由定价就可以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化。完善的竞争性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包括公平的生产要素交易市场、以市场供需而不是政府指令为基础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主体多元化以确保市场价格是竞争性而不是垄断性的、生产要素的产权要明确。”陈彦斌说，要素市场如果主体单一垄断，即使政府让市场定价，也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产权不明晰则所有者利益和外部成本难以体现在要素价格中。

　　陈彦斌将要素市场化改革分为3类:“以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为核心的金融改革方向明确，难度较小；土地改革和资源市场改革难点在于产权即使到中期也很难理顺，法律障碍很多，试点经验也不成熟，难度较大；劳动力市场改革看似简单，其实难度最大，因为涉及既有利益格局的巨大调整，既有地方政府阻力，也有城镇居民阻力。”

　　利率市场化：不是“只差一步”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的研究显示，2001～2009年，由于能够得到优惠贷款，中国国企实际贷款利率只有1.6%，而市场贷款利率为4.68%；若国企按市场利率借贷，需要再支付2.75万亿元的利息，占国企同期净利润的47%。

　　陈彦斌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存款利率放开不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步。“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是市场主体多元化、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退出制度、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市场化任命制度等一系列基本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中国金融基本制度的变革比简单地放开存款利率更困难，因为这动了更多人的奶酪，特别是要打破银行的市场准入和破除国有银行垄断，让更多民间资本来开办民营银行尤其是大型民营银行。

　　陈彦斌表示，金融市场化改革在短期内可能出现“负红利”，利率市场化以后，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水平将会上升。但利率市场化使得现在只能在利率双轨制市场上以高利率获得贷款的民营企业，在改革后能够获得更低的贷款利率，对可以承受更高要素价格的民营企业而言是利好。

　　央行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美、日、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和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先后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货币当局基本放弃行政性手段直接干预，转而通过市场交易来改变金融市场供求状况，并通过影响基准利率来间接调控市场利率水平。

　　“利率市场化有激进和渐进两种方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李三希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激进的，如1975年阿根廷利率市场化，仅用两年就取消所有利率管制，但配合的经济改革没有推出，结果国内通胀，经济负增长，银行坏账积累，汇率大幅贬值，引发债务危机；渐进的，如美国先放松对10年存款利率的限制，再转向6年定期和储蓄存款，最后取消所有存款利率和大部分贷款利率，银行利润下降、兼并重组，产生多种金融创新产品。经历了多轮危机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之一。

　　“利率市场化会增加银行竞争，淘汰一批效率低下的金融机构，银行倒闭会对储户信心造成重大冲击，造成银行挤兑。”李希三认为，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大小银行背后都隐含国家和政府信用，银行如不进行内部改革，无法适应利率市场化。

　　近年，“影子银行”的兴起使金融机构绕道规避监管，通过各种业务创新吸纳存款人资金，将全社会都卷入利率市场化，利率管制显得乏力。我国缺乏对“影子银行”的全面规范监管、对地方投资平台的软预算主体的制衡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对储户的保险，都将政府绑在了最后贷款人的位置上。

　　李希三表示，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可能过度逐利，提高存款利率竞争，存款忽视高风险。他建议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破产风险处置制度。

　　资源税：市场化必经之路

　　近年来，我国资源品需求不断增加、工业品产量不断上升、制造业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但资源品价格却长期不变，某些特殊年份甚至价格下跌，“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式，生产浪费严重，导致中国碳排放量大、单位GDP能耗过高。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负责人曾在今年初表示，目前资源性产品领域政府定价范围偏宽，成品油、电力、天然气、交通等领域仍是垄断经营；价格没有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没有充分体现生态环境的损害成本和修复成本；政府定价机制和规则不完善，公开透明度不足。未来政府定价“要从管理具体商品价格到更加注重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夏晓华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资源性产品领域如何引入市场机制打破价格改革“最后壁垒”，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他建议，逐步取消过度管制和政府指导定价，利用宏观经济手段，通过资源税统筹配套改革的间接调控体制对资源品市场进行有效调控。

　　“配合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可以赋予地方政府合适的税收管理权限，将资源税培育成地方主要税种。我国油气资源集中在西部地区，可通过完善资源税改革使西部与东中部协调发展。”夏晓华建议。

　　夏晓华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流通的资源品统一市场，帮助资源品消费企业锁定资源品交易价格，政府则依据期货市场价格来确定现货市场价格。财税联动改革应与试点结合，如煤炭资源自给率高，可从此入手化解电煤价格双轨制；鼓励电力企业利用远期交易、套期保值、期现套利等市场手段熨平煤炭价格波动风险；将对煤炭的从量计税改为量价结合的从价计税；在电力企业中引入竞争；阶梯电价与借峰用电结合。

　　夏晓华建议，将资源开采与精炼企业及下游零售企业共同引入竞争机制，将政府指导定价替换为竞争定价，并在资源品外围服务性行业引入民营资本，并逐步将所有资源品品种引入资源税改革体系，将从量计税改为从价计税，并开征碳排放税。

　　“资源税改革还应与石油特别收益金、探矿权费、采矿权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联动，协调地方与中央财权分配关系，化解改革阻力，降低征税成本。同时建立社会救助、社会保障与市场价格联动机制，缓解物价变化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夏晓华说。

　　土地流转：落实农民土地使用权

　　我国城乡土地二元阻隔、流动受限，普遍存在政府随意征地和农地流转不畅等问题。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指出，2011～2030年占用耕地将超过3600万亩。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数据，2012年中国失地农民数量已达7500万左右，预计2020年中国失地农民将达1亿人。有学者统计，农民实际获得补偿只是其平均受偿意愿的1/5。

　　“地方政府能从征地环节获得巨大收益，常常违规操作，但由于审批部门难以发现其中的真实问题，各地政府在GDP考核环节存在竞争压力，往往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陈小亮表示。

　　农民选择进城务工，但很多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确权，农民担心流转出去的土地权益不受保护；由于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农场主想开展规模经营却融资困难。有学者调查，截至2010年，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发放比例不超过64.2%。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明确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如何确保农民土地使用权落实到位？陈小亮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首先要完善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执行力度，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文件，明确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赋予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和担保权；明确征地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具体范畴，以土地的市场价值和未来收益为补偿标准，并将监管落实到位。

　　“此外，还要约束地方政府权力、严格规范地方政府征地行为；同时提高农民的谈判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中农民比重，成立农民维权组织。”陈小亮说。

　　劳动力市场：打破二元分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守海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与城市内部“双重分割”。

　　地方政府，尤其是东部大城市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到城市承载能力，对农民工落户没有很强的改革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宋扬表示，中央政府可以把城市对外来人口公共服务水平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政府、企业、个人共担市民化成本，建立以城市实际承载人口为主要依据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未来通过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以及区域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使逐步放开大中城市落户条件与增加对非本地户口人群公共服务同步进行，化解城镇化过程中的难题。

　　不过，丁守海认为，现在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更让人担忧，城市的“次级部门”与“优先部门”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当下焦点。

　　“国企、机关事业单位这些所谓的优先部门工资高、福利好、稳定性强，是抢手的香饽饽；而进城务工的人只能去那些工资低、福利少、稳定性差的企业就业。现在就业形势趋紧，不少城镇劳动力也被挤到了这些次级部门了。”丁守海说。

　　在2003年“高峰期”，每年有接近1000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来。据人社部统计，2013年我国进城务工人数已达2.69亿人，在城市的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劳动力人口已远超城镇劳动力。与此同时，大城市很多职业农民工不能从事，同工不同酬，体制内外福利差距惊人。

　　“这种金字塔型的不对称关系会对整个社会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造成极大影响，使社会创造财富最重要的主体——民营企业失去了人力资本优势。”丁守海表示。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从1998年开始，除2008年以外，公共部门的工资一直领涨，私人部门工资竞争力不断弱化。

　　“体制内的工作岗位被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即便经济增长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岗位短缺结果是工资上升，这与欧佩克限产抬价是一个道理。”丁守海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国企员工至2005年降至6488万人后，至2010年也仅有6516万人。

　　丁守海分析，下一步要改革通过行政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先部门”，但让被改革者充当改革推动力十分困难，应该尽量创新机制设计，让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用增加体制内工作量或增加体制外工资水平的方式达到缩小工资差距的目的。

　　“要在‘优先部门’引入市场力量，在‘次级部门’引入政府干预，促进均衡发展，最终打破藩篱。”丁守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