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6—27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福建泉州召开第24届年会，围绕“外国经济学说与国内外经济发展新态势”进行了学术探讨。

　　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新进展

　　会议介绍了2016年度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思想。2016年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将“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授予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中国经济学家吴易风、日本经济学家大谷祯之介和印度经济学家卜拉布亚特·帕特奈克。阿明认为，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发展的导因。吴易风抨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用论”；论述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马克思和科斯产权理论的比较等问题。大谷祯之介在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等领域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帕特奈克在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研究，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卢根源认为，程恩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和利他的经济人假设，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规律的反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捷借用张闻天的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或两重功能的观点，推论出有些生产关系的变化与生产力无关。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冯金华把利润平均化引入了马克思的两部类增长模型，认为其可以指导实践，实现经济有计划增长，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同时，兼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同步增长。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马艳认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之一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与中国问题具有契合性，并提出了中国化的CSSA理论。四川大学教授张衔评介了森岛通夫的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森岛通夫为了使马克思经济学得到正统经济学家们的认可，甚至放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

　　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程恩富教授梳理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六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过程，提出学会应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续加快研究外国经济的各种学说。吉林财经大学教授丁堡骏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

　　西方主流和非主流经济理论新动态

　　关于201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程恩富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它只展示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学的高峰。厦门大学教授郭其友认为，契约理论存在一些争议性问题，如对理性程度的假设存在“暧昧”性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大培认为，霍姆斯特罗姆的“打破预算约束论”的论证过程，存在明显的数学运算错误，其提出的通过引入外部管理者进行企业激励治理的结论，建立在一个不成立的数学结论上。

　　关于西方经济理论批判，武汉大学教授龙斧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被有所选择地引入国内，一些内容甚至被篡改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宋小川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把镶嵌在精美数学公式中、包罗万象的理论模型误认为现实。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刘伟从经济哲学的视角，揭示均衡价格定理存在经济人理性与非理性的悖论、消费者主权与生产者专制的悖论、竞争与垄断的悖论。浙江财经大学教授陈惠雄认为，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没有区分消费者既定收入与实际支出之间的差异，导致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缺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当代中国经济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方兴起认为，中国应以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来应对新一轮的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徐长生认为，调整的着力点应放在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上，对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生产结构进行系统性调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东升认为，要参照其他国家发展服务贸易的政策和措施，化解服务贸易增长动能不足，调整服务贸易结构，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山东大学教授张东辉认为，我国各层次的货币需求在2012年发生变化，各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程度发生了变化。武汉大学教授郭熙保批判了“中等收入陷阱”说的非科学性，认为学术界在讨论时应使用“中等收入阶段”替代，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关于中国所有制改革问题，龙斧认为，不宜把“交叉持股”作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安徽工业大学教授董梅生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分类进行。武汉大学教授王今朝认为，利润不是衡量企业效率的可靠指标，如果使用利润之外的无论哪一个效率定义，公有制企业的效率都不会低于私营企业。

　　关于技术创新主体与政策，泉州师范学院教授陈俊明认为，应主要依靠政府来主导技术层面的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卢现祥认为，需要建立促进交易的法律制度和限制政府官员权力的政治制度，实现对产权的保护。

　　关于产业经济与劳资关系，厦门大学教授任力认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重视本地区自然禀赋条件和优势，促进东、中、西区域“协调”、“共享”发展。厦门大学教授柏培文发现，劳资收入差距的缩小与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存在着时间、行业、地区、企业性质、人均资本水平、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

　　“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新格局

　　同济大学教授龚晓莺从政府层面提出，应强化“共享共赢”、“协同创新”的思维，建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决议形成沿线公约和法规，成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盟等。复旦大学教授周文反驳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对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错误观点，指出欧美国家对中非关系进行歪曲，其要害在于，欧美国家担心自己对非洲资源的绝对控制地位受到挑战。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伍山林剖析了英美自由贸易政策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真相。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徐则荣分析了英国公投“脱欧”的原因，认为从短期来看，其对中国的影响是间接的且不显著，从长期来看会加强中英两国的经贸往来。还有学者认为，国外周期性危机、康氏结构性危机和霸权交替危机三期叠加的根本原因，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具体集中表现于贫富两极分化。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邓久根认为，货币资本输出会导致帝国主义的腐朽；而生产资本输出则导致了新兴帝国主义取代老牌帝国主义，在短期内会进行自我修复。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宁殿霞认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新阶段，资本的强大力量在于，不断的金融化生成了总体性的国际资本金融体系，而这一体系作为人类对象化的产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形成深刻的对立。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