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9日下午举行的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政策性银行，本质上是国家长期资本银行，可以在重大科技创新、专精特新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需要从产业金融角度，顶层设计商业模式而不只是融资模式，即设计产业链及产业生态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构建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应出口有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的产品，进口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最终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实现自身利益。然而，21世纪初以来，中国在对美国有高技术创新劣势情况下，却在对美高技术贸易上呈现明显的反比较优势态势。作为技术落后方的中国，却对有技术优势的美国大规模出口，且中国对外高技术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对其他国家则相对偏少。

　　目前在反比较优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美高技术贸易，主要特征有三：其一，中美高技术贸易顺差绝对额增长迅猛，美国在中国高技术出口目的地中一支独大。其二，中美高技术贸易顺差高度集中于信息通讯技术，自美进口的高技术很少。其三，中美高技术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而进料加工在其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近年来，美国对我国科技企业的制裁变本加厉，对核心技术供给进行封锁，例如，芯片、高端机床、光刻机等等，通过核心技术断供、科技产业链脱钩，遏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核心科技攻关，对国家国防和经济安全、产业升级，对建设创新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各级政府及相关机构积极出台应对措施。例如，设立科创板、降低上市的业绩门槛、IPO注册制改革，鼓励更多科技创新企业上市融资。中国科学院宣布将美国“卡脖子”技术和国外出口管制技术转化为科研任务攻关清单。“卡脖子”科技属于追赶型科技，其有利之处在于，国内市场需求确定并且规模大，如果能够推出性价比达到竞争水平的产品，就不愁销路。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经济现代化，也是在核心技术方面从追赶到超越的过程，技术创新将始终保持活跃状态。当前，我国推动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提高专业化能力和水平，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政策导向。借助数字智能技术的供应链金融，可以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营运资本融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通常进入或拟进入产业链龙头企业供应商体系，或者电商平台生态圈，往往需要专用设备和生产线。大多数专精特新企业面临固定资产融资难问题。其市场规模、成长率、收益率不符合VC投资和上市标准，股权融资难；同时，其抵质押资产少，不满足固定收益融资工具市场的风控要求，举债难。

　　产业链及产业生态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技术供给，一方面市场引导的应用技术研发日趋活跃，正在成为重要的技术供给源泉；另一方面，国家主导的重大核心技术攻关正在加快布局，形成重要的技术供给潜力。政策性银行作为政府和市场沟通的桥梁，以独特的方法培育市场和完善市场，为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提供稳定和高效融资支持，发挥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融资的先行者和主力军作用，是贯彻国家宏观战略意图、获取国家战略意义的战略工具，这必然要求把政策性银行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定位。政策性银行需从产业金融角度服务重大科技创新，以适应新全球化时代和地缘政治新格局。可由行业龙头企业的金融平台主导，联合银行、租赁公司等，对已进入或拟进入供应商名单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固定资产融资，设计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

　　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不同于一般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大，技术开发成功及从投入到实现现金流盈亏平衡的时间不确定，经营风险高，一般企业自身的盈利难以承受。即使是上市公司，在现行会计准则下，大部分科技开发投入计为费用，减少企业净利润，还可能导致企业长期亏损，对企业的信用等级、股票市场估值造成负面影响，使企业面临丧失融资能力，甚至退市。例如，某大型显示器企业于2003年收购韩国显示技术企业后，进行消化吸收。期间多年亏损大，银行信贷、股票市场都难以融资，多次濒临财务危机境地。通过资产变现、政府补贴和创新向政府投资平台定增股票的量产融资模式，用了15年时间，从进入者、追赶者晋身到挑战者。

　　“卡脖子”追赶型科技创新面临四大风险。1.技术研发风险。包括产品技术和工艺技术。首先，研发难度大，技术难题攻克和达到与竞品的性价比优势的时间不确定。例如，芯片系统，需要光刻机等一系列关键设备。其次，还可能面临技术路线威胁。降低技术风险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投资。这需要耐心资本持续投入，特别是股权资本。2.市场需求风险。初期工艺不成熟，产品品质不稳定，良品率低、成本高，用户购买意愿低。导致对国内科技创新产品的有效需求规模小，阻碍产品迭代升级。3.产业链及生态配套风险。主要因为产业链配套不完整，需要时间形成闭环。4.产业链经营主体不配合的风险。因为风险大，配套企业不愿意投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参与的机构众多，利益诉求不一致，协调成本高，容易从利益相关者转变为利益冲突者，影响项目的进展。降低技术开发风险，一方面，需要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团队；另一方面，需要持续的长期耐心资本支持和用户订单。但上述风险，导致卡脖子技术研发很难从商业资本获得足够的耐心资本。

　　从魏朱商业模式理论（经营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交易结构）角度看，需要设计用户、产业链经营主体和政府之间的利益相关者交易结构，给与用户和产业链配套经营主体足够的激励，分享“卡脖子”技术攻关和量产成功的收益，共同参与，降低技术研发和经营风险。可以采取的策略1：选择中低端市场，逐步提升产品品质和技术升级。策略2：给大用户增强激励，把用户从纯粹的买方交易关系，转变为利益高度相关，例如，给用户成本补贴，补贴金额折算为科技创新公司股份；与大用户签订长期购买协议，按照购买量折算为科技创新公司股份；政府投资；吸引大用户参与投资；以家国情怀，吸引超级富豪参与投资。策略3：调整引资结构，加大产业金融对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策略4：针对当前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合作推动产业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建议，国家政策银行应尽快出台推动产业金融发展专项支持政策。

　　外资在华企业高技术出口是中国对美高技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内企业不是中国高技术贸易顺差的实际受益方。中国需适当调整外资引入待遇，即将高技术企业外资能否引入与是否能加强内外资企业技术合作或技术溢出结合，有区别地引入外资。同时，加强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加大政策银行的产业金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尤其是重点鼓励和支持国有企业中产业链及产业生态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创新，使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占领先机，逐步扩大其在高技术贸易中的实际作用。

　　国家政策性银行推动产业金融的专项支持政策，是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开展合作的政策依据。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推动产业金融合作上就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国家政策性银行应尽快研究出台制定促进产业金融发展相关支持政策以及相关的专项发展规划，在年度政府投资预算中专门设立产业金融发展专项，加大国家政策性银行对产业金融的投入力度，为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开展各类合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本研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项目号:19JZDW011)的资助】

　　（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学、法学双聘教授，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