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兴于南方的泰州学派，与清初兴于北方的颜李学派有颇多相似之处，这两支平民儒学流派均被侯外庐先生归为“早期启蒙”，都具有如下特点。

　　平民色彩。在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中，崇奉孔子专习经学的儒者属于士人阶层。而泰州学派和颜李学派则身兼儒者即士与农、工或商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读书人又是劳力者。

　　泰州学派创立者王艮，出自泰州安丰场的灶籍盐户，类属囚徒。年少受书乡塾，后辍学以煮盐为生。19岁起商游山东，从事贩运。《年谱》载他“经理财用，人莫能及，自是家道日裕”。门人中不乏樵夫、陶匠、农人、野叟等社会下层人等。

　　颜李学派为颜元、李塨师生合创，故得其名。颜元20岁时家道衰落，回乡务农，“耕田灌园，劳苦淬砺”。李塨出身耕读世家，22岁始因力田不足养亲，便兼习医卖药，开馆授徒。据戴望《颜氏学记》著录，颜、李弟子多为城乡平民子弟。

　　泰州学派与颜李学派的成员，虽多为草根出身，但又不乏乐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孜孜求道的理想主义。说其平民色彩，不仅从身世背景而言，更是着眼其思想中的“人民性”（侯外庐语）。

　　体制之外。传统的士人系处于进入权力集团的准备阶段，多以科举做官为正途，所谓“学而优则仕”。而这两派学者，要么蔑弃科考，要么未卒举子业；要么终身布衣，要么中途致仕。总之，他们多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泰州学派中，王艮因年少辍学，无缘科举，基本属于自学成才。38岁时拜师阳明，阳明殁后自立门户。他有五子，“皆令志学，不事举子业”。该派中进士及第的徐樾听王艮讲学后，“随即欲解官善道”；何心隐30岁时应江西省试得第一名，后闻王艮良知之学，遂弃举子业，从颜钧学“心斋立本之旨”；罗汝芳系颜钧得意弟子，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后进京讲学广慧寺，遭权相张居正所恶，以潜住京师的罪名勒令其致仕；李贽26岁中乡试举人，历20多年的宦游生活，使他深感管束之苦，最终“致仕以归”。

　　再看颜李学派，颜元19岁时考中秀才，20岁回乡力田，后厌弃八股。李塨19岁参加科考，进县学生员第一名，21岁造访颜元，自此深以学习六艺为是。32岁时赴京参加乡试而中举人，却深感时文害世，自此不务举业，一生虽屡任幕僚，却以研讨学术为要。

　　这类平民儒者特立独行、豪放不羁、求真务实、挑战权威的思想品格，与其非官方、非主流的民间布衣的身份角色有很大关系。

　　百姓日用。王艮讲：“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他提出“百姓日用是道”的核心命题，其“淮南格物说”讲“立吾身以为天下国家之本”，把己身与天下国家的关系，比作“矩”与“方”、“本”与“末”。“明哲保身说”云：“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泰州学派追随者李贽更直言：“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百姓日用是道”的命题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针锋相对，其把“人欲”纳入“天理”的范畴内，对百姓的生活权、生存权做了道德辩护和道义声张。这种由利己推及利他、以利他实现利己的人际伦理，是江南商品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如果说泰州学派的理论重心在于对百姓生活的肯定与正名，那么，颜李学派则专注于实用科学和生产技能的强调与传授。他们特别重视六德、六行、六艺及三事、六府之道。所谓“六德”即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颜元将“三事”与“六德”“六行”“六艺”相对应，说：“六德即尧、舜所为正德也，六行即尧、舜所为厚生也，六艺即尧、舜所为利用也。”

　　批判意识。泰州学派作为王门左派，被统治者目为“黄巾五斗”“左道惑众”，除了对官方哲学朱子学的理论批判外，更多体现在对腐败时政的现实批判。颜钧《耕樵问答急救溺世方》指出，“近代专制，黎庶不饶”的根源，“责在君臣”。何心隐面对地方政府强迫百姓缴纳额外赋役，“移书诮之”，遂被下狱，后得同志营救。万历七年（1579），执政者张居正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何心隐写万言长文，据理力争，并要入都发动百官驱逐张居正。后于祁门学生家中被捕，在押解武昌途中又上书二十余通。

　　颜李学派发起于明清易代之后，他们深挖天下大乱的思想祸源，锋芒直指宋明理学。并认为，理学家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钝者似捉风听梦；他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弟子王源说颜元“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此言非虚。

　　推崇礼仪。王艮注重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普及礼乐教化。他在与弟子讲学论道，或接人待客，或偕众出游时，总是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礼数。颜李学派亦颇重礼仪，如李塨强调：“古人之学，礼、乐、兵、农，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经世济民，皆在于斯，是所谓学也。”他平日自立课程，一日习礼，三日学乐，五日习律，七日习数，九日习射，书则随时学习。

　　这类平民儒者对礼仪的特别推重，表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在诉求生存权、生命权的同时，渴望道德人格的平等，使生命富有道德的尊严，突破传统“礼不下庶人”的道德垄断和人格歧视。他们这种对传统礼仪的参与感、在场感、情境感和仪式感，不是达官贵胄和道学先生的作秀姿态，而有着崇古向善、希贤慕圣的真情实感。

　　“奇”与“实”。这类平民儒学的思想基调、“异端”本色，或许可用“奇”与“实”二字加以概括。

　　就泰州学派来说，首先是“奇”。王艮中年拜师阳明后，为向北方传播王学，制蒲轮车远游京师，一路招摇，车上挂长幅。其深衣、五常冠、笏板、蒲轮，一应俱全。路上随处而讲的是“与传注异”的“独解”。他此行轰动京城，“都人以怪魁目之”，且惊动了最高统治者。在京的阳明众弟子认为他太过招摇，易出乱子，终在多方协力下，促其悻悻南归。

　　颜钧之“奇”亦不让于乃师，嘉靖十九年，他在南昌同仁祠张贴《急救心火榜文》，鼓吹“急救名利心火”，招徕落榜的举子登门求救，听者云集。嘉靖三十年，云南布政使徐樾战死于元江叛乱，颜钧孤身赴滇寻其尸骸，往返数年，终获其碎骸，归葬于泰州王艮墓旁。无独有偶，颜李学派的颜元亦有相似壮举。颜元3岁时，清军入关，其父被掳，50岁后他出关寻父，历尽坎坷，经1年余，负亡父遗骸千里归葬。此举不可谓不奇。

　　奇则奇矣，而颜李学派的精神特质更恰切于一个“实”字。该学派注重“实用”“实事”“实政”“实征”“实功”“实得”“实践”和“实学”。“实学”一词在颜元著述中屡见不鲜，在其学说中，“实学”又谓“真学”“正学”“圣学”；与之相对的则是“伪学”“虚学”“异端”，是“泡影学问”和“纸上学问”。

　　平民儒学之“实”与“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实”而实得出奇，“奇”而奇得实在。当然，如果非要在泰州学派和颜李学派之间分出子丑寅卯来，似乎可以说，前者是“奇而实”，后者则是“实而奇”。这亦多少反映出南学北学各自的学术谱系和传统风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