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骆瑜 史伟宗

　　10月11—12日，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傅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陈建华就《广州大典》编纂作主旨报告。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广州大典》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春声，古籍文献学家阳海清、黄灵庚等出席。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咏虹主持开幕式。

　　张硕辅在致辞中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把城市发展历史记录下来，把文献典籍整理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近年来，广州秉持“文化遗产是根源、文化设施是根基、文化人才是根本”的理念，陆续整理出版了《广州大典》等一批重要文献资料，引起国内外文化学术界广泛关注，成为广州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当前，广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建设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全方位推进文化建设，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为广州文化事业建设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多提宝贵意见。

　　傅华说，对各类文献保护、整理和出版，是我们延续历史文脉、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和必然途径，也是惠及子孙后代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历经十年艰苦磨砺，《广州大典》第一期工程全面完成编纂出版工作，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中地方历史文献领域的一大创举，为全省加强历史文献挖掘和保护工作提供了样板。广州是全省文化中心，底蕴深厚，必将在助力全省文化建设、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文化建设、共建人文湾区方面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据悉，此次研讨会由国家图书馆、广东省文化厅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国内各类机构的古籍文献研究人员共230人参会。

　　专家观点

　　40年前，广东在全国率先推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吹响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和腾飞的号角。今天，以一系列文化设施为地标的新中轴线把广州从人们心目中的商业城市转变为文化城市。广州图书馆实现了日接待读者4.2万人的全国纪录。文化作为精神食粮滋润着每位广州市民，促进广州向高素质、更文明的世界级都市迈进。在此基础上，承载着数千年岭南文明积淀的《广州大典》编纂出版了，这一伟大工程巨细靡遗地把散藏于全国各地的关于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古代文献典籍收录、整理、编纂出版了，仅收录的品种即达4064种（520册），收录品种之多超过了《四库全书》的规模。这是历史上首次编纂的广州地域全书，为传承广州文化、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和岭南文脉作出了卓越贡献。《广州大典》采用无酸棉质纸，使其保存时间延长到数百年，《广州大典》堪称中华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典范。《广州大典》的大手笔大制作，是新时期坚持文化自信、加强古籍再生性保护，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人类文明是由多种文明形态构成的。各文明形态的代表国都十分重视推广自身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多样，作为一国对外宣示自身文化价值的名片，做好“中国记忆”十分重要，难度也很大。地方文化典籍是地方记忆、精神家园，是地方文化的魂器。地方文化典籍丛书则是全面反映、承载地方文脉的标志。中华文明的重要成果大都固化在历代文献典籍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重视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家园的作用，也要重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如早期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差异较大，但魏晋以来，大族南迁，佛法北上，释教分脉，三教交融，西学东渐，洞开眼界，岭南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广州大典》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从地域视角上说，“中国记忆”就是各地方记忆的集合。“中国记忆”的完整体系需要在地方记忆的基础上整合，这是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张志清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新的期望与要求，特别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就是说，要用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范畴、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主流有效、平等对话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主流的发展产生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深入思考的。

　　毋须讳言，源于欧美的学术观念、问题意识、研究规范和表述方式长期占据国际学术的主导地位。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国学术已在一些领域具有对等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中国建设经验以及中国学者的思想和理论日益引起欧美学术界的重视。但理论思维与体系建构能力不足的问题仍普遍存在，使得我们即便讲述中国故事，也常常局限于经验事实陈述而未能建构相应的学术范畴，或者只是将中国的经验与实践置于西方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中进行表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涉及文化传统、问题意识、研究规范、概念范畴、表述方式等方面，我们的学术自觉与学术积累均远远不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在具有中国底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地方文献研究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以《广州大典》为例，《广州大典》收录的4064种文献，来自海内外各公藏机构和个人收藏，分为经、史、子、集、丛五大部分，不但包含了历代与广州相关的儒学著作、正史、政书、方志等常见的历史文献，还收录了大量的族谱、契约、碑刻、账本、私人手稿、笔记等可以称为“民间文书”的著述。这样的工作，不仅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抢救”物质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编纂者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之一。

　　——陈春声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易代修史”和整理典籍的优良传统，由此创造了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文化传承和典籍整理投入的增加，地方文献研究、整理及出版逐步成为热点，陆续推出像《广州大典》等一批地方文献整理的代表性成果。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下简称“国图出版社”）通过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使珍稀文献化身千百，不仅有利于文献揭示、保护，服务于学术研究，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总结近年来出版情况，我们有如下几点思考：一是文献的整理出版要体现学术价值，依靠学术力量，促成学术界、存藏机构和出版机构三方的深入合作。国图出版社几乎所有的大型项目，都邀请项目所涉领域知名学者进行选目和编纂，以保证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准。二是要体现文献版本价值，尽可能收集珍稀版本，尤其是馆藏稿本、抄本、校本，甚至是海内外的孤本。以稀见方志丛刊为例，如《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收录孤本方志52种，其中明代方志有14种，如正德刊本《宣府镇志》、嘉靖刊本《登封新志》《定远县志》等。稿抄本方志21种，如稿本万历《滑乘补》、道光《直塘里志》、同治《直隶赵州志》《霸州志》《乙亥志稿》等，弥足珍贵。三是要做好文献考证。整理出版要体现今天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平，就有必要对每种书的内容和价值进行梳理、考证。仍以稀见方志为例：《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弘治刊本《洪武京城图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下简称《联目》）未录，实为孤本；又如稿本宣统《吴长元三县合志初编》，《联目》注明存8册，实际存83册。《浙江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联目》未著录的有7种，如民国《萧山县志稿》、光绪《宁州旧志稿》、康熙《定海县志》、康熙《西宁县志》等，都是海内珍本。《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的《淞南志》，《联目》著录为14卷，实际为16卷，卷13—16皆为艺文。顺治《含山县志》，《联目》作者题为清朱长泰修、凌家瑞等纂，据原书序言及修志姓氏均作“凌嘉瑞”，《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亦误，通过此次整理出版，也起到补阙拾遗、助力研究的作用。

　　——魏 崇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在我看来，收罗精当、著录准确、序列科学、查检方便，历来是编目员努力为之奋斗的最高境界。所谓“收罗精当”，是指所收款目要符合本书目的收录范围。“精当”的反面是过宽过窄，宽必致滥，窄不敷用。所谓“著录准确”，是指著录文字均应有理有据，宁缺毋滥，不作臆断。当今编目，提倡客观著录，若书名、著者、版本三项文字有需要说明者，可充分利用附注、稽核项。昔日是从前三项见编目员功底，今日还要从后两项看编目员水平。达到著录准确的关键在于：审核原书要过细，参酌他目要善辨。所谓“序列科学”，就是常说的目录组织，即将各条款目通过一定的原则序列为书目。成败之关键，是要将各书之类属定准。一个时代的文献分类法，其类目之设置往往体现出该时代文献的特点。古籍分类法最终以四分法较为通行，是因为经过千百年实践检验，证明它相对切合实际状况。一书可以分至几个类属之情况屡见不鲜，其实只有一个更近于准确。我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汇总阶段编辑时，各馆报片有将一书分至9处者，经剖析，除三馆分类有误外，其余六馆都有一点理由，哪怕是牵强附会。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是将内容排比方法误为本质特征，如将以韵序排比之字书和训诂书误入“音韵类”。所谓“查检方便”，就是要保证用户能便捷、省时地查检到本目录所揭示之一切信息。最常用的方法是编制各种索引，如分类索引、书名索引、著者索引、刊刻者索引之类；如有可能，还可编制著者地区分布表、著者时代分布表之类的表格，让读者一目了然。

　　——阳海清 文献学家、《荆楚文库》编委会副主任

　　我编了两部丛书，一部是《重修金华丛书》，一部是《衢州文献集成》。《重修金华丛书》做了7年，《衢州文献集成》做了4年，一路走来，着实不易。我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年的编书心得：第一，要明确自己所编书目的全面性，尽可能收全各种书目，以及各种书目的各个版本，争取编成一部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丛书。第二，编书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利用政府的行政资源。很多珍贵的文献都收藏在地方博物馆、图书馆，但是有些文献个人是无法接触到的，因此，充分利用政府机构的行政资源，可以相对容易地收集到很多文献。另外，政府可以号召私人收藏家等为编纂地方文献丛书捐献藏书，可能很多珍贵的孤本稀本都散落在民间。第三，编书不仅是把这些书和文献汇编起来，还要为每本书写一个提要。有提要后，不管是学术研究者还是其他普通读者，找起书来就很方便。地方政府的文化建设就是要以这些文献为根基，因为我们编纂的这部书，等于摸清了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家底，有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东西是次要的，然后下一步的文化建设，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自然就清楚了。

　　——黄灵庚 《衢州文献集成》主编、《重修金华丛书》主编

　　地方文献的保护整理意义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代是古籍整理空前繁荣的最好时期。地方文献保护整理出版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抢救古籍文献。历史上的文献创造不计其数，但是今天存世的十不存一。文献整理和出版，是对古籍的最好保护。一种文献，只有化身千百，为公众利用，才可能赋予新的生命，才能生生不息。

　　中华书局的特色是传统文化的出版，核心竞争力是出版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就是古籍整理的研究和出版。当前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但文献保护和文献整理领域的应用并不是很多，进展也不是特别快。整体来说，古籍整理享受数字技术进步的便利还是太少。从2003年起，中华书局开始古籍数字化实践，十几年来的代表性作品是中华经典古籍库，其特点是“基于古籍整理成果和规范的海量合法数据：最高质量，可供征引”。这几句话就表达了中华经典古籍库的标准和工作难度。数据库里的内容都是获得合法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一个一个签的，必须严谨。保障最高质量，可供征引。第五期为10亿字，1500种整理本古籍，汇集中华书局等10家古籍出版社的优质资源。未来还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理好的优秀古籍，全部融汇进去。“十三五”的目标是30亿字，5000种整理本古籍。

　　中华书局的数字化战略，是整合中华书局和全社会在中华传统文化数字化方面的有效资源，利用国家投入、社会投资和自有资金，依托书局品牌资源优势，开展广泛的社会合作，根据国家规划，着力打造中华传统文化大数据中心和国家级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使中华书局成为国内领先的优质传统文化数字资源的内容提供商和知识服务商，再造一个“线上中华”。

　　——顾 青 中华书局总编辑

　　据不完全统计，21世纪以来全国已有40余种大型地方文献已经出版或在编纂中。客观地说，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进入了一个井喷状态。地方文献的编纂目前呈现出几大趋势。

　　趋势一：区域比较上，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东部是我国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地区，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文献渊薮，前人留下的著述浩如烟海。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除了省级地方文献编纂出版，一些副省级城市乃至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级市也在组织本地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近年来，许多中西部地区也加入到编纂出版地方文献的行列。

　　趋势二：时间范围上，从古代近代文献向民国文献延伸。目前各地编纂出版的地方文献，多以1911年为时间节点。近年来，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从文献成书的时间上延续到民国时期，其中以《云南丛书续编》最具代表性。

　　趋势三：内容成果上，从影印到点校，再到推出系列研究成果。如果说影印是对古籍文献的初步加工整理，那么点校则是对古籍文献的深入加工整理。从前期的古籍文献影印到点校，再到出版相关研究，近年来，地方文献事业总体上呈现出逐步深入、有机统一的局面。

　　趋势四：文献范畴上，从传统书籍拓展到报刊、档案、民间文书、考古出土资料。早期的地方文献整理，书籍是重点，其中方志占的分量不小。但这种情况近来有所改变，出版界对书籍之外如谱牒、文书、账单、税单、契约、书信、档案等文献，越来越重视。

　　趋势五：传播载体上，从纸质出版到纸质与数据化同步进行。在当前信息技术背景下，利用数据库进行学术研究日趋成为许多学者首选的资源获取和利用方式，数字资源建设成为图书馆界和信息技术产业界共同关注的领域。古籍数字化也是顺应古籍整理、保护和利用需求的一个发展趋势，属于新技术条件下的古籍再生性保护之一。如《广州大典》，正式出版前后数据化已被纳入议事日程中。

　　趋势六：机构设置上，从设立临时机构到涌现更多专门研究机构。从全国情况看，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参与的单位包括各地党委宣传部、高校、地方志办、图书馆、文联、政协、文史馆、出版社等。大多数由地方党委宣传部牵头，抽调各方面人员组成编辑部，开展工作。这样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后续研究编纂基本上都无法展开。一部大型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周期较长，投入的人力财力比较大，有时因为人事更迭，后续的编纂出版都可能成问题，更谈不上如何使用、如何研究了。从目前来看，已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地方文献专门机构。

    ——刘平清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广州大典》（民国篇）已展开文献调查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政局跌宕、思想冲突、中西文化碰撞的特殊背景下，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图书、期刊、报纸、日记、信札、档案、传单、海报、影像等文献，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和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存在纸质差、酸化老化等问题，许多民国文献正面临急剧老化、损毁严重的处境。如果不及时抢救保护，随着时间的流逝，民国文献损毁的程度必将加剧。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重点开展《广州大典》二期民国篇的编纂出版工作。目前《广州大典》（民国篇）已展开广泛的文献调查。委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对民国时期广东出版物进行调研；密集组织专家召开小规模的研讨会，专题研究《广州大典》（民国篇）的编纂出版工作方案、工作思路、专题文献编例等类问题。派员参加全国性的民国文献整理编纂研讨会，集思广益，破解《广州大典》（民国篇）编纂中的几大难题，还有在民国文献影印出版中如何避免同质化、重复化的问题。

　　成功申报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出版项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文献汇编》。近期，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拟以《民国市政公报丛编》《民国年鉴丛编》的整理出版，作为《广州大典》（民国篇）的突破口。此外，广州大典研究中心还推动课题的研究，组织发布了针对省内重点地区如汕头、韶关、惠州等各地区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项目，相关成果将极大地推动编纂整理项目工作。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