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充分表明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在激烈的世界人才竞争格局下把我国建设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方案》明确规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即重视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优秀人才的培养。这尤其成为中国大学研究生培养教育迈向高水平化、高质量化的行动指南。因此，如何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教育创新，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整体质量，已然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亟须解决的又一关键问题。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在民族和国家发展中具有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提升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独特价值。社会越发展，科学越进步，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就愈加凸显。而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如何提升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又必然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命题。基于此，陕西师范大学于2017年11月27—28日在西安举办了“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高端论坛”，集中讨论这一问题。来自全国18所重点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相关领域专家共襄盛举，围绕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为中文学科与人文学科研究生培养共谋新方向新策略。 

　　程光旭(陕西师范大学校长)

　　教育质量的根本是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也依赖于各种质量体系的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高等教育的方向定位为提高质量和效率,把提高质量作为一项重要的要求。提高质量首先要确定质量内涵,其次要探讨和确定培养途径,制定标准并对其进行评价。研究生培养过程是在特定的教育理念和精神指引下,依据特定的教育规范、制度和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相对稳定的教学课程和科学研究体系,结合校内外理论学习和能力实践所开展的专业人才培养的动态过程。不同学科有不同特点,人文社科涉及面广、评价维度多,我们要不断探讨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目标、途径和方法,同时也呼吁人文社科见长的高校重视体系完整、层次合理、结构科学的学科质量建设,高校之间要准确定位、重点突出,防止学科发展同质化。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科特点是人文社科类学科所占比重大,每年人文社科类研究生报考人数较多,竞争激烈。当前陕师大一流学科建设的任务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一流人才,强化硕士和博士培养质量,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只有抓住尖端人才培养这一环节,打造特色方向,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发展大局。

　　袁宁(陕西省政府学位委员会秘书长)

　　“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旨在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陕西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是对陕师大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代表的陕西人文社科实力的认可,也对陕师大人文社会科学未来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特色化和差异化培养要求,同时还明确了“以中文学科带动人文学科发展”的建设思路,任务非常艰巨。此次论坛有众多中文专业的专家参会,那么我们都面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问题——中文学科代表的人文社科研究生高层次创新人才,如何去培养、如何去求变,是综合化、国际化还是本土化、特色化?这些发展思路究竟如何具体地落实到研究生培养的保障系统建设、培养机制建设和教学教材建设等方面,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吴俊(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近年的国家形势发展对研究生教育带来了新挑战,这集中表现为如何满足社会和国家需求?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概括而言就是如何真正做好立德树人的培养工作。人文社科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在基础理论修养、专业规范训练、前沿问题把握等方面,较之其他学科可能需要投入更长时间的专业培养成本,同时在回报方面又很难获得短期收益,因此,遴选适合本学科的生源极其重要,选择人才是关键。目前实行的申请考核制在制度机制上赋予了院系和导师更大自主权,每位导师都有责任也有可能运用好申请考核制的权益。作为一项具体措施,我建议文科导师或可更注重招收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工作,同时院系和学校可加大优秀新生的奖学金力度。从出口方面看,灵活掌握毕业论文的完成和评价要求,对于具备完成优秀论文潜质的学生,可以采取具体措施,如奖学金、弹性学制等,保障其完成高水平论文,这也算是一种风险投资。从培养过程看,应当进一步完善并加强分流退出机制的施行,但分流退出只是手段,教育的目的是在促优,是在培养高质量人才,所以分流退出机制的施行,必须起到能兼顾奖惩两方面的成效,切忌单面惩罚。再从导师角度看,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业负有直接责任,有理由将学生的学业成绩、成果水平等与导师的待遇和激励措施相关联,目的是促进形成培养质量为先的师生关系。说到底,教育也是人学,将人性灌注到制度中,使制度富有人性的温暖,教育制度应使我们的学生真正成为有德有才的新时代人才。

　　郑海荣(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目标,也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人才培养入口与出口的质量控制容易通过制度和规则设计得到实现,然而培养质量的保障和持续提高,取决于入学后各个培养环节和整个过程质量的有效控制。培养过程中导师团队对于学生的启迪指导、督学督察、交流研讨,以及独立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直接关系学生成长成才和文化自信的树立。就这一方面而言,人文社科类研究生的培养,在自由精神和创新探索的“放养”与投入保障和纪律约束的“圈养”方面,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导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密切合作。学习研究过程中足够数量的高品质研读和交流探讨,关乎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研究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是及时了解和指导学生、促进学生思辨能力培养和顺利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此外,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还需要不断汲取世界文化的精华,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

　　廖可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以往博士生培养模式通常被称为“严进宽出”,“严进”是指入学考试严,“宽出”是指淘汰率低,甚至几乎没有淘汰率。近年来,借鉴西方培养博士生的做法,我们正努力向“宽进严出”转变,以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单凭考试选拔博士生的局限性,不少学校开始尝试“推荐审核制”。虽因名额有限制,竞争很激烈,但导师选拔学生的自由度还是有所提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一个人一旦考上博士生,读了两三年,说是被淘汰了,将来他的履历怎么写,他怎么找工作,家庭、用人机构和整个社会怎么看他?因此,中国的年轻人一旦考上博士,一定要毕业。有的学生水平实在太差,导师想坚持原则,不让毕业,就可能惹出很大麻烦,最终一般都不得不妥协。因此,我们现在实际上做不到真正的“严出”,那么我们还得特别注意把好入口关。这不是说要重新回到依赖考试的老路上去,而是指在实行“推荐审核制”时,要特别注意审查考生的学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特别注意审核其提交的“研究计划”,特别注意认真搞好面试(至于中国式推荐信,可信度有限)等。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实行“推荐审核制”,但相当多教师仍未实现考核观念和方法的转变,还是沿袭考试制的习惯思维和做法,比较注意考试成绩排名,没有把考察重点转移到上述方面,这样就很可能招进不适合读博士的学生,后患无穷。

　　张德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

　　在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管理与培养两极:以研究生院为中心的管理部门和以导师为主体的培养方。这两极呈现为互吸互斥、并存不弃的关系。二者目标一致,但手段不一。管理部门要建立规则,追求整齐划一,而培养方则面对个体,要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导师以个体的形式存在,面对权力部门是弱者。如何处理好这层关系是研究生培养中的重大问题,应形成互补互助关系,形成合力,不能产生内耗。研究生培养要注意三个阶段:一是招生阶段,招生部门的目标要求如何与导师判断形成一致的努力方向;二是课程建设中,如何处理多与少、通学与专精、读书与听课、知识与方法的统一,仍需要在认清研究生培养性质上统一认识;三是论文层面上,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生论文是否有统一标准,如何制定标准,仍有待解决,而不能是目前以理工科为参照制定的标准。

　　徐兴无(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中文学科的发展是演化式的,既有传统的延续,又有新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科边界不断变化。传统人文学科禀承的师徒授受式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必须与有拓展价值的课程学习和跨学科学习相结合。第二,学科结构日趋严密,学科队伍、人才培养、科研及成果转化等环节的相关性突出,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与方法更多地依赖其他环节来实现,“功夫在诗外”。第三,学科运作模式持续更新,人文学科除了保持个体自由研究和小规模的运作模式之外,必须面对项目和评价体系支撑资源、培育团队及标志性成果的大规模运作模式。学科的科研必须形成以文献整理、数据库建设为基础,理论和话语建构,问题发现与引领相递进的发展形态。因此,研究生培养也要随之改革。研究生培养除了传统的读书、研究之外,还要培养学生组织、经营学术工作的能力;既要培养学术大家,还要培育学术大师。

　　朱刚(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现在不少学校的中文学科都面对着教师队伍结构倒置的现实,即教授、博导的人数多于副教授和讲师。这样一来,大部分教师成为研究生导师,导师之间资历、水平和拥有科研教学资源的差异,在研究生培养上造成许多失衡现象。这种情况下,我以为除导师外,学科的作用宜适当强调。一方面,从招生录取、课程设置、中期考核到毕业答辩的流程,必须是学科统一掌控,与研究生院有关科室对接;另一方面,在各种资源分配,如科研经费、国际国内交流机会、学术论坛的参与、院系刊物上的论文发表,以及包括奖学金在内的评价、奖助机制等方面,也须由学科来调度,维持平衡。当然,学科培养的性质,是制度化、统一化的,其效果是均质化的;说到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对学生因材施教,则主要依靠导师的作用。学科培养与导师培养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