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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与方法论问题
2021年09月30日 09: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夏莹 字号
2021年09月30日 09: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夏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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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将马克思哲学与政治哲学结合起来进行对比性分析抑或融合性批判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完善与推进。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于:政治哲学作为近代西方思想中的显学,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时期,带有着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演进的全部理论预设;马克思哲学最大的理论贡献却在于以强大的历史感为指导,从社会经济架构的分析入手,展开对包括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将马克思的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之际,也需警惕两者在理论前提、内容与结论上存在的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一、政治哲学,还是社会政治哲学?

  目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获得了以下两点共识:其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自身就是马克思的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其二,在包含着自由、平等与公正的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权利体系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较为侧重于“平等”,并在平等的基础上构筑了一个包含着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复合性理论。

  唯物史观的创立脱胎于19世纪的德国哲学已完成的宗教批判。它是在以费尔巴哈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为首的德国思想家在完成了所谓“真理的彼岸世界”的批判之后所转向的对“此岸世界的真理”的探求。费尔巴哈将此岸世界的事物与人仅仅看成一种预先存在的、僵死不变的“感性确定性”,由宗教批判中的唯物主义者变成了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者。而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

  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真正可以完成对尘世之真理建构的思想是以具体的人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具体的人是身处社会之中的,拥有国家和人格属性的人。因此,如果说“费尔巴哈设定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那么马克思却认为:“‘人’实际上是‘德国人’”。这个看似过于特殊的人实际上却充当着马克思构筑唯物史观的现实基础:“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这一无前提的德国人的设定不仅意味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实起点要从人的现实需要、生产与生活为出发点,同时还决定了唯物史观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在于主观之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相融合的“现实”:一个“德国人”,即个人只有在客观的国家或者民族当中才能拥有他的现实性,而唯物史观从来都是围绕这一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展开它全部的历史性原则。

  唯物史观因此成为马克思进行尘世批判的理论武器。唯物史观可以被视为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式而被重构的一种哲学,带着反形而上学的特质;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是以剥削为分析视角而展开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就1843年马克思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的理论语境而言,作为尘世的批判的唯物史观同时还承担着对法的批判和对政治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中,对于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与唯物史观中对于物质利益问题所引发的有关资产阶级所有权之合法性批判从来都具有着本质性的相关。在这一意义上说,唯物史观在某一研究视角下同时也可以被视为马克思所特有的政治哲学,只是这一政治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拘泥于尘世世界中具体的法权关系的实然与应然的状况,而是以对资本主义时代特定的法权关系之合法性的前提进行批判和考察为己任的。因此,与其说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具有某种同构性,不如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特有的社会政治哲学。

  对于法的批判自费希特开始就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所组成的社会有关,同时也与这一建基于相互承认的社会得以成立的前提,即所有权的诞生及其演进有关。费希特在对所有权问题的讨论中试图同时消除的正是由洛克所开创的通过劳动对某物的占有而产生的客观化的所有权的规范以及由霍布斯所开创的通过情感-激情所开创的需要所带来的主观的所有权的规范。费希特在其关于原始法权向强制性法权过渡的过程中,综合了两者。将情感-激情所构筑的需要视为构筑占有的意志,同时又强调通过人的劳动来完成了一种占有,从而实现所有权,并在所有权的相互限定当中完成对自身自由的诠释。而强制性法权的存在正是为了原始法权维持其所有权的合法性的有效保障。

  费希特由有限的自由理性所推演出的法权研究彰显了一种独属于德意志传统的社会哲学,这一哲学要求所有与人相关的理念、价值都需被放置到人与人所构筑的法权关系,也即“社会”当中来加以分析和理解。这使其与近代政治哲学传统产生了根本的区别,即所有在政治哲学中属于“应当”层面的设定,诸如自由、正义与平等等观念都需要在社会关系当中获取其前提性的批判和说明。这一近代德国哲学所特有的追问方式必须成为我们理解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哲学的唯物史观的前提。

  二、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

  由费希特所开拓出的法权研究在黑格尔那里被转变为一种系统的“法哲学”。在其中,黑格尔进一步将费希特所推崇的承认机制从有限理性自由的自我承认进一步彻底化为社会哲学视域内的相互承认。

  马克思以颠倒黑格尔的方式展开这一社会政治哲学的架构的时候却释放出了黑格尔哲学中原本已有,却还未能得到充分显现的思想革命性。面对近代以市民社会,即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主导的历史境遇,政治国家的基本机制和运行,以及传统政治哲学中有关自由、平等与公正等原则都实际被马克思归入意识形态的层面,成为一些抽象的观念,这些概念,严格说来,对于马克思来说,彼此之间并没有孰轻孰重,作为抽象的观念,对它们的理解,总需要回到某种更富于基础性的“社会”当中来加以分析。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路径正是在将所有这些概念放入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来进行分析,即将所有的概念都在追根溯源的意义上获得了它的历史性的生成,从而彰显了每一个概念的暂时性;并在此基础上,让所有貌似价值中立的概念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彰显出左右这些概念得以形成的社会权力。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呈现的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演进的不同阶段得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的分析,也即内在于阶级社会中的社会权力的斗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此成为改造世界的哲学和革命哲学,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对于马克思而言,真正恰当的政治哲学研究路径只能是遵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定,将所有貌似普遍的观念放入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分析,在现有的阶级社会中这一分析将指向对抽象概念背后的社会权力的批判。

  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普遍化的商品交换与生产,使得生产者在其中以劳动作为平等的尺度来计量,但实际上,这一被抽象为劳动的平等内涵是最大程度的不平等。这一不平等性甚至在刚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对于分配问题,马克思则更为直接地指认其特定的资产阶级属性。

  因此,马克思指出“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这里所谓的“历史祸害”即指贫困与愚昧。换言之,只要在抽象的、非历史的、非社会的视域下来讨论劳动,并试图在抽象的劳动所得的平等与分配上来探寻解决贫困与愚昧的方案,其实都是在资本主义内部与资产者的与虎谋皮。在这一意义上说,传统的政治哲学的分析路径较之于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分析路径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前者将诸如劳动、人格、公平、自由与平等不是视为一种法权的概念,而是视为非历史的普适性抽象观念,从而使其理论的分析路径总是沿着如何在商品与生产普泛化的时代,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平等的、公平的分配;而对于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追问支撑这一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公平的分配的商品与生产普泛化的时代为何是合法的?它在何种意义上、何种条件下是合法的?在何种条件下将是非法的,并因此而带来对扬弃当下时代、走向未来的现实可能性条件的诸多更富有根本性的讨论。

  三、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意义

  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让所有抽象的概念都需在“社会”语境当中获得说明。因此,马克思所特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也就是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

  因为所有理论展开方式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即默认用以推演其理论的概念与丰富的社会现实之间具有无须论证的天然统一性,并且丰富的社会现实将无一例外被消融于理论的概念之中,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但在马克思看来,正如人口、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这些概念,如果不被假定已经包含了全部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的发展历程,却视为一种直接的抽象,那么其所构筑的仅仅是一些理论体系,而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真正的理解和关照。

  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理论起点首先是现实的起点,它的直观性和表象性表明了它绝非最初产生于某个先天的自我的设定。这一维度的设定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构成了社会政治哲学中所有抽象概念不得不被放入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境。而同时,这一现实的起点却也仍然可能是一个概念。只是这个概念是一个已经包含着全部社会历史情境之具体内涵的概念,因此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将直接蕴含着对一个具体场景的敞开,其中包含着诠释这一场景的诸多其他的概念群。

  马克思在展开自身方法论的时候,近乎笨拙地进行一种直接的颠倒,即再度强调了这种思维的具体“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如果这一颠倒还仅仅是一种类似于“表象蒸发抽象的规定”,那么随后马克思却进一步强调了作为社会政治哲学之思维具体的真正的实在主体,这一实在主体对于马克思而言是作为表象的前提存在,独立于任何思维和理论:“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马克思以此完成了社会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建构:在此作为其哲学起点的概念,作为一种思维的具体,并不与作为社会的实在主体具有天然的同一性,相反这一思维的具体需要这一实在主体,即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的拷问与丰富。社会历史情境无法被思维具体的概念所消融,它具有着自身相对于思维的独立性。正是在对这一实在主体之独立性的强调,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才得以保障其总能将既有的抽象概念引入到社会现实之中,因为后者从来无法被消融于任何概念体系当中,相反所有的抽象概念总需在作为实在主体即社会当中获得自身更为丰富而具体的展开和说明。

  西方的思想资源作为一种现代性原则与当下中国哲学话语与思想的融合不应以外部相加的方式被结合起来,这绝非黑格尔与马克思所构筑的社会哲学传统所能容忍的理论治学方式。恰恰相反,只有在对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给予足够充分的理解的前提下去反思和理解西方思想资源的核心原则,才能真正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当代思想。而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更为准确地概括为社会政治哲学,绝非仅仅是一种词语的游戏,其所凸显的同样是马克思的思想与传统西方政治哲学非外部相加式的思想融合:在其中,传统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某些原则,诸如自由、公正与平等等概念都将以某种方式被放入更具现实性的“社会”语境当中去加以分析和理解。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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