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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与路径
2021年09月30日 09: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姜佑福 字号
2021年09月30日 09: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姜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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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但是,在学术繁荣的背后,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方向模糊和根基未稳。有鉴于此,吴晓明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撰写了一篇长文《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唯物史观基础》,试图阐明马克思政治哲学自身的根本立脚点、思想路线、理论任务及其当代意义。

  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何谓“政治哲学”?首先,我们可以沿着字面分析的思路,将“政治哲学”理解为关于“政治”的哲学沉思,由此将“政治哲学”视为哲学的分支或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有学者比如列奥·施特劳斯将“政治哲学”提到了“第一哲学”的高度,认为“政治哲学”并不是一般哲学或基础哲学在“政治”领域的简单运用,反而是比所谓一般哲学或基础哲学更为本源的思想领域。其次,对于“政治”概念的不同理解,也会产生关于“政治哲学”的极为不同的发展方向,如果“政治”被理解为政治生活本身,那么“政治哲学”就往往成为某种关于“政治生活”的思辨性和形而上学性质的考察,而如果“政治”主要被理解为现代西方繁荣发展起来的“政治科学”,那么“政治哲学”则是以“政治科学”的副本而不是以“政治生活”的原本为中心的批判性或分析性的考察。最后,我们还可以用完全经验的、历史的和泛泛而谈的态度来理解所谓“政治哲学”,由此可以谈论古希腊的政治哲学、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的政治哲学,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甚至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等等。

  何谓“马克思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果要严格以术语使用为依据的话,那么我们的确无法谈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因为他不曾以“政治哲学”来命名自己的学说。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谈论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且可以用完全经验的、历史的和非批判的态度,将举凡自认为或我们认为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下的各种关于“政治哲学”的言说统统包括在内。但正如吴晓明教授所言,只要我们“执马克思之名”,认为自己在研究、讨论和发展的是一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那么,就势必牵涉一种关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或“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基本性质的前提性理解。因此,正如我们不能期望以“政治哲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单纯定义来穷尽其本质性内容一样,我们也不能以术语使用为限,来禁止人们讨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或“马克思政治哲学”。并且,恰好相反,一切执马克思之名的亦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的确应该深思自己的根本立场和思想方式究竟是否是依循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来展开的。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性质,或者马克思究竟如何思考政治事务和政治问题,吴晓明教授侧重于从哲学立场或存在论基础的原则定向方面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必须对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神话学作出明晰的分辨,以确保执马克思之名的政治哲学研究能够摆脱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强势统治,制定出自己明确的思想任务和理论路线,以便在同当代思潮形成真正批判性对话的同时,积极阐明马克思政治哲学之本意及其深刻的当代意义,其核心之处在于,必须坚决贯彻“马克思的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

  笔者完全赞同吴晓明教授这些论述,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补充、引申和发挥。首先,如果我们确认自己所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那么毫无疑问就应当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或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政治哲学研究进路保持清醒的认知。

  其次,如果我们确认马克思主义或唯物史观的根本理论立场是一种社会现实的观点,那么就应该时刻谨记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关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间的基本区分,同时又不拘泥于从字面含义或从形式逻辑的同一性出发来局限“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涵范围。

  再次,如果我们确认马克思主义或唯物史观的根本理论立场不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观点,而且是一种“社会—历史现实”的观点,那么就应该在坚守自己原则立场的前提下秉持一种更为广阔开放的研究视角,因为社会现实本身是历史性的,这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不仅应该深入研究特定形态的社会现实以及建立在这种特定社会现实之上的政治哲学话语,还应该拥有一种超越特定社会现实形态从而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政治哲学论述框架,并且能够对不同社会现实形态之间的历史性转换及其相关政治哲学话语的历史性变迁形成融贯一致的批判性研究。

  复次,关于马克思政治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联系。在笔者看来,吴晓明教授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唯物史观基础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将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视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政治哲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等同于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的关联,而认清和坚持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无论是对于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甚或“执马克思之名”的其他任何研究,都需要我们突破现代性学科分野背后的意识形态成见。

  最后,关于马克思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应当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内在逻辑的自然延伸,研究的对象领域与经验内容可以发生拓展和转变,但研究者的根本立场和思维方式恰恰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主题

  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主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最初提出,到党的主流理论对此形成较为成熟稳重的见解,大概经历了以下重要的发展环节:

  1.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2.党的十三大报告,标题即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同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

  3.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十四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保留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报告的全称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从此之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六大。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一字之差,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自身发展道路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

  4.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斩钉截铁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同时还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发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原来的“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并列的提法于2012年11月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

  5.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评价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时,仍然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并列的提法。但正是在这同一篇重要讲话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并且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此以后,“四个自信”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基础。

  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同时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出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对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进行系统性回答所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实践方面和基本方略,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历史地位等作出了提纲挈领的阐述。

  7.十九大之后,迄今为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有两次十分重要的论述。其一是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其二是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以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发生和演变过程的简单梳理,虽然还远远谈不上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之根本主题的内在阐明,但也的确可以给我们提示某些可供进一步深入剖析的思想线索。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演变和实践内涵,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等向度回答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在笔者看来,都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正是其根本主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倘若要真正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绝不能把这一深入研究的思想任务仅仅领会为一种毫无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之确定理论内涵做前提的从头开始的工作。相反,我们不仅要从方法论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从而将直面当今中国“现实的能动的生活过程”或吴晓明教授所说的“切中并把握当今社会现实”当作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绝对命令,还应当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之确定的理论内涵上继承马克思的核心思想。这不仅是因为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主体”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已经是一个先于我们的“谈论”的既定存在,也不仅是因为我们“执马克思之名”,而更主要是因为作为既定“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历史上和本质上,与马克思曾经透彻地研究过的现代西方社会以及整部世界历史乃至人类历史,是实际地关联在一起的。

  因此,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倘若要真正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一个必要的思想前提是真正吃透马克思关于古典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依附性)、现代西方社会(以物为中介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类未来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个性)的本质性判断,以及关于古典古代社会向现代西方社会过渡(政治解放)和现代西方社会向人类未来社会过渡(人类解放)的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证分析。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首要的思想任务,正是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所具有的、确定的理论内涵,从而为我们真正实证地观察和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既定“主体”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在此根本性的前提之下,我们还可以简略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做如下拓展。

  首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倘若要真正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必须正视和处理自身同西方古今政治哲学传统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传统在现实立脚点和基本论题上的根本差异。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关联或感性活动是人类社会一以贯之的真正地基。立足于马克思这一根本洞见的基础之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应当不仅能够真正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还能对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社会作出透彻的解析,并同形形色色的古代和现代的社会政治思潮展开有效的对话。

  其次,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倘若要真正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必须直面和吸纳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主干学科已经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同时也正视并尽可能校正其中存在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立场等方面的偏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倘若要真正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还必须充分意识到自身与当代中国主流理论之间的差异与互补的关系。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不仅应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理论中获取深入解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线索,还应当自觉地成为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马云飞/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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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姜佑福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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