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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再评价
2021年09月27日 14: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夏春涛 字号
2021年09月27日 14: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夏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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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是金田起义170周年。太平天国研究在新中国成为一门显学,取得巨大成绩,但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简单化、公式化、教条化倾向,一味美化太平天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后,学界出现不同声音,有学者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这种声音日渐增多,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关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评价如此大起大落,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和人物研究中绝无仅有。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学界以往曾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解析。随着时下太平天国研究日趋寥落,相关思考和研究亟待加强。

  一、金田起义之真相

  清政府指斥洪秀全等人“金田倡乱”。太平天国刊刻的书籍中提出并广泛使用了“金田起义”这一概念。据时人记述,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在此建都后,不时搭台聚众“讲道理”,通常会讲到金田起义等开国史。新中国沿用“金田起义”概念,肯定洪秀全等人起兵造反的正义性。

  然而,近几十年来,不断出现否定金田起义的声音,认为洪秀全是“野心家”,聚众造反不是举义旗、起义兵,纯属发泄私愤。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洪秀全在第四次科考落榜后,受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影响,从此断了科举仕进念头,转而皈依上帝,毅然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这与“泄愤”说、“野心”说立论相反而预设前提一致,均认为洪秀全在对科考绝望后便确立了反清政治立场。但核诸史实可发现,此说并不能成立。

  洪秀全的思想是渐变而不是骤变,其转折点在二次入桂。广西是道光末年华南社会问题最复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一个省份,山多地少,耕作粗放,素称“地瘠民贫”,财政不能自给,需清廷拨款或外省接济。随着耕地开发接近极限而人口仍持续增加,地少人多问题日趋突出。官府横征暴敛加之土地兼并,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游民、流民。此外,广西还存在民族问题(汉、壮、瑶、苗等共同开发广西,同时也存在利益冲突)、土客问题(土著与客家人之间大规模械斗)。广西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官府控制力弱,却集民生、民族、土客三大问题于一身,这在南方各省极为罕见。围绕耕地的争夺是民族、土客纷争的焦点。因此,民族问题、土客问题说到底也是民生问题,是其特殊表现形式。民不堪命,必然铤而走险,主要表现为民间秘密拜会结盟现象屡禁不止,天地会迅速滋蔓,啸聚山林行劫掳掠者增多,社会秩序大乱。全省天地会起事此起彼伏,纷纷打出“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官留民”等旗号。反清武装多达数十支,人数从数百到数千人不等。正是在此形势刺激下,洪秀全萌生反清之意。

  现今教科书及相关工具书有种流行说法,说林则徐奉旨赴广西镇压太平军。这纯属误解。此时,把广西官府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是天地会武装,金田村根本不在清政府视野之内。洪秀全等人为避免过早惊动官府,刻意保持低调。无论是林则徐,还是其继任者、前两江总督李星沅,其目标都是天地会。1851年1月21日,即起义群众在金田庆贺洪秀全38岁生日、正式誓师起义十天后。清政府才明白,金田村会众“实为群盗之尤”,是比天地会威胁更大、更难对付的对手。

  金田起义前夕,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天地会暴动此起彼伏,先后攻破14座城池,全省已成一片“火海”,社会近乎解体。官、绅、民均感到朝不谋夕,即所谓“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这在南方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广西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策源地,其根源在于它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清政府统治力量最薄弱的一个省份。广西局面失控、金田起义爆发绝不是洪秀全蓄意“煽动”的结果,而是官逼民反,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根源。金田起义的正义性不容否定。

  二、百余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

  关于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评价,百余年来屡有变化,其起伏之大着实出人意表。

  太平天国败亡后,清政府从宣扬“皇清武功”角度刊行《钦定剿平粤匪方略》《湘军志》等著述,斥洪秀全等人为“匪”“贼”“逆”,竭尽攻击诬蔑之能事,民间正面谈论太平天国成为一大禁忌。辛亥革命前夕,这一禁区终被打破,革命党人在海外刊印《太平天国战史》等书籍,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借此宣传反清思想。

  进入民国后,洪秀全等人被正式尊崇为民族革命的先驱。学界普遍沿用“金田起义”概念,但对太平天国的具体评价仍存有分歧,褒贬不一。有学者零星受唯物史观影响,对民族革命说提出质疑。总体上说,民国时期对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认识已有民族革命与农民革命之分歧,但仍以“民族革命”说占主流,与辛亥革命时期并无实质性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研究迎来重大转折,唯物史观居于指导地位。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1946年在延安初版,到1954年8月已刊印第九版,畅销一时。该书第三章以“太平天国革命”为题,否定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一说,明确指出:“太平革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自从太平革命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陈胜、吴广以下数千百次的旧式农民起义,面目为之大变。1951年1月11日为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胡绳撰写的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文章高度颂扬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光辉业绩,指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胡绳随后论及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力主“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提出“三次革命高潮”说,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其特征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展开为巨大的爆发”。以上论述奠定了新中国评价太平天国的基调,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在此背景下,太平天国研究在新中国受到空前重视。史学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考察清朝道咸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围绕太平天国性质展开热烈讨论。太平天国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过民国时期,客观上大大推进了研究。作为研究热点,太平天国史在社会上备受关注,乃至吸引部分群众参与研究。新中国的太平天国研究取得骄人成绩,主要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进而打开了研究新天地。但研究中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简单化、教条化倾向,一味美化太平天国,说了一些过头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给太平天国研究注入蓬勃活力。以对外开放为契机,中外学术交流日益紧密。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研究视野的拓展、新研究领域的开拓、新史料的大量发现和整理出版,都与这种交流、对话有关,极大促进了学术发展。最重大的变化则是学界解放思想,努力消除“左”的影响,纠正过去一味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随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走上正轨,大多数学者都能够本着实事求是态度,不再为尊者讳,力求客观公正地研究这段历史,包括对太平天国的消极面、阴暗面进行剖析,从而大大推进了研究、深化了认识。

  然而,有人无视这一事实,以“还原历史真相”名义大搞“翻案”,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走向另一个极端,明显矫枉过正。

  三、决不能把太平天国“妖魔化”

  彻底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这不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混淆了是非曲直。

  曾国藩确实才识过人,锐意改革,讲求忠义血性,给咸丰朝颓靡之官场带来生气,但他站在民众对立面,竭力维护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功过早有定论。湘军系曾国藩本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的理念创建,战斗力远在八旗、绿营之上,成为太平军的劲敌。但湘军终究逃脱不了旧军队的宿命,军纪败坏,暮气日深。更关键的是,主帅自募人马、就地筹饷,颠覆了兵权归中央执掌的世兵制度,使湘军几乎成为曾国藩的私家军,开近代“兵为将有”之先例。袁世凯编练新军、拥兵自重,以及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湘军是始作俑者。正因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及政治格局与湘军十分相似,清末乃至民国的当政者才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欲汲取其镇压民众反抗、维持统治的成功经验。说到底,湘军本质上是一支旧军队,根本代表不了“近代中国军事精神”。

  对洪秀全、太平天国及曾国藩、湘军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或立场。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篇。尽管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无力超越旧思想旧制度,但它的兴亡轨迹对后来者起到积极的激励和警示作用。美化太平天国也好,丑化太平天国也罢,都不是科学、严肃的态度。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特别是近30年来,学界乃至社会上何以会兴起否定太平天国的思潮?笔者以为,这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存在模糊认识。中共十六大报告深刻阐释了党的历史方位和所处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有人作不恰当解读,提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一说,与“告别革命”说暗合。有人只关注建设与改革,片面强调发展与稳定,对革命史缺乏敬畏之心,片面渲染暴力斗争的“破坏性”。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学界,造成一些人思想混乱、认识模糊。事实上,党在执政后依然是革命党——党的革命精神始终没有丢,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况且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原本就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等于可以否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不等于可以否认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丢掉阶级分析方法和人民的立场,否则就会得出太平军与湘军之战是“农民打农民”、是“神权与人权之战”之类的荒唐结论。

  二是有人以反思历史之名指桑骂槐或借题发挥。这与国情的变化有关。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社会逐渐出现“四个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多样化。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想纷纭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随之增强,噪音杂音增多。有人对现实不满,但又不敢说得太直白,于是便借历史这杯陈酒来浇胸中块垒,借古讽今。借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来歪曲历史、影射现实,诋毁、丑化中国共产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听之任之。

  三是革命史研究范式被边缘化。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初流行革命史范式,即人们熟知的“一条主线” “两个过程” “三次革命高潮”的研究框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因应时势变化,兴起现代化范式;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也达成共识,即从1919年五四运动顺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意味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丰富化,体现了史学界的开放心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摆脱积弱积贫状况,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取向。不过,随着研究范式转变,太平天国研究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更有甚者,有学者以改良替代或否定革命,甚至明确提出“告别革命”。其实,革命与现代化这两条线索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革命是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现代化则为中国革命酝酿了阶级基础、提供了物质条件。从主次关系而论,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即致力于反帝反封建,以扫清现代化的障碍。说到底,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是无可置疑的。而太平天国是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篇,否定太平天国,就会动摇反帝反封建这条主线,动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四是历史理论研究的弱化。过去史学界重视探讨历史理论问题,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研讨便是其集中体现。太平天国研究早先也是如此,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展开的大讨论,80年代初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太平天国运动能否称为“革命”的讨论,缺陷是实证研究做得不够,拘泥概念之争。但随后走上另一个极端,史学界越来越关注个案研究、细节考订,小处着手与大处着眼结合得不好,研究呈现“碎片化”。“碎片化”原本算不上缺陷,求真求实毕竟是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但如果过于拘泥细枝末节研究,无视或忽视宏观的理论思考,则着实是一大缺陷。另一种情况是,即便关注理论,也主要关注外国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唯物史观被边缘化。再就是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变化,话语体系发生改变,唯物史观被进一步边缘化。有人妄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将血腥的帝国主义侵华史描述成温情脉脉的西方文明输入史,以及大肆丑化太平天国,其根源均在于背离了唯物史观。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前提,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区别于欧美国家历史研究的根本标志。

  五是太平天国研究由盛转衰。否定太平天国的声音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时值太平天国研究趋于鼎盛,井喷式推出一大批总结性研究成果,较好地主导了学术话语权。令人沮丧的是,随后太平天国研究由盛转衰,无法积极回应不断上扬的否定太平天国的声音。近30年来,因研究难度加大、学者研究兴趣转移,太平天国研究日趋冷落,学术活动渐归沉寂,研究成果、研究队伍急遽萎缩。而研究远未穷尽,以往粗放式、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较多,深耕式、开拓创新性的研究较少,仍留有很大研究空间。太平天国研究绝无可能恢复往日盛况,也无此必要,但其重要性不会因此丧失。研究晚清史或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是绕不开的话题,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的源头均可追溯到太平天国。中国大陆是世界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心,但这一学术地位近些年明显弱化,有分量的新研究成果少了。中国学者须奋发有为,保持中国大陆作为世界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心的地位,从而牢牢掌握学术话语权,积极引领学术发展方向。

  总之,要以科学态度研究和看待太平天国,摆脱神化或“妖魔化”的简单化模式。要着力改变太平天国研究沦为冷门绝学的尴尬状况。真正有志于从事该研究的学者应耐得住寂寞,继续推进研究。研究越深入,认识也就越深化,进而有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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