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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故事与五代十国政治
2021年08月31日 09: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何玉红 字号
2021年08月31日 09: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何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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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裂和连续,是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和重要维度。围绕中国历史“断裂和连续”在不同时空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丰富内涵与复杂原因,学者通过不同时期的案例和侧面予以多维解读,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前沿议题。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是研究中国历史演进中“断裂和连续”问题的一个有效切入点。从“断裂和连续”角度来观察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认识。回溯这段历史,我们注意到,在五代十国时期,汉唐故事作为政治分裂状态下维系历史连续的潜在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汉唐统治是中国古代治世的典范,其文治武功、嘉谟善政、典章制度与盛世气象,深为后世统治者钦慕、取鉴和仿效。五代十国时期君臣言辞与日常施政中,有关汉唐之往事前例,被反复论及和效仿,广泛而切实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政治运行。五代十国政治中为何要谈论有关“汉唐”的话题?统治者怎样借由汉唐故事来解决政权的制度性延续?汉唐故事对五代十国政治的凝塑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认同汉唐对观察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从“断裂”走向整合的连续性特征有何意义?本文对此做一些探讨,以期为加深五代十国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理解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绍汉”与“慕唐”:政权合法性溯源

    认同和接续汉唐统治,是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在政权合法性构建中的共同策略。五代十国,干戈纷攘,政权更迭频繁。在此背景下,各政权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为政治动员和收摄人心的目的,选择从“天命”等角度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五代十国的统治者攀附汉唐帝王或名臣为远祖,将其政权合法性的源头追溯到汉唐,表明其继承汉唐统治的政治含义。

    建立后梁的朱温以流寇起家,却追溯名臣为祖,称其先为“舜司徒虎之后”。从汉唐故事中寻找政权建立的源头,这在沙陀三王朝的合法性论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借助契丹外力称帝的石敬瑭,自我标榜为汉唐名臣后裔。后汉高祖刘知远,追溯汉朝皇帝为远祖。

    后唐、后晋、后汉在政权合法性构建和宣传中,着意淡化其统治者出身沙陀部族的“夷狄”色彩。他们通过攀附汉唐之举措,以此表明新政权接续在此之前的中原汉唐王朝的统绪。通观沙陀三王朝攀附汉唐的做法,背后同样蕴含着将出身异族的统治者塑造为中原皇帝的深刻含义。

    借助故事的讲述,分裂割据状态下的南方诸政权统治者也将他们称帝与汉唐联系在一起。其中追溯汉室的有南汉与马楚。南唐、吴越和前蜀等,构建源自李唐的出身。吴越钱镠于乱世中靠军功起家,在其建立霸业的过程中构建起与唐代功臣相关联的世系。

    关于政权起源的论述,是说明历史连续性的重要一端。在政治动荡和干戈纷争中,李克用、刘知远、石敬瑭借用汉唐资源,打出“称汉室”或为汉唐名臣后裔的旗号,为沙陀君主进行皇权渊源有自的合法性宣传。南方刘岩、王建、李昪、钱镠、马希范等,虽“起于厮役”(李昪)或“家世田渔”(钱镠)等,在称帝图霸中却构建源自汉唐“庆绪绵远”的出身。如此举措之下,身为“夷狄”的统治者与中原汉唐王朝攀上了亲缘关系,有助于统治中胡汉冲突的消解。出身武将、庶族和下层的政权建立者,借此拥有了汉唐王朝继承人的正统身份,来增强政权的凝聚力和号召天下。从深层次的思想根源来看,“好古”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中国古代政治运行中,当政局处于危急时刻,统治者以追溯往事的方式来处理当下的难题,以之用于建立新秩序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的信念。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选择以汉唐为政权的源头,将当下与一统的盛世接续起来,形成一个没有断裂的谱系。在五代十国各政权的合法性构建中,汉唐是“源”,五代十国是“流”,历史从汉唐到五代十国并未中断,而是一脉相承。换言之,在五代十国各自为政的时局下,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没有另起炉灶,而有着一致之处,即接续汉唐。上述“绍汉”“慕唐”的举措,为五代十国的统治确立了一个源自汉唐正统的开端,其最终目的在于说明,当下的统治与汉唐前后相继。

    进而言之,五代十国借由“汉唐故事”进行政权的合法性建设,具有历史“长时段”观察的意义。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权合法性塑造中,统治者汲汲于奉天承运的天命、星象与祥瑞营造,或诉诸“五德终始”的阐释,或借助佛道等宗教神迹的力量。这可概括为“天命营造型”合法性构建。其间,政治博弈中的成功者基于靠实际武力建成政权的既定事实,进行人力竞逐层面的论述。此为“成王败寇型”合法性构建。与这两种类型相比较,五代十国统治者攀附汉唐的做法,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与汉唐王朝一脉相承的历史溯源叙述之上,有别于依赖天命、祥瑞、宗教以及“五德”轮替解说等惯常路径,对时人而言更具直接的现实指向和吸引力。我们可将之称为“历史溯源型”的合法性构建。五代十国政权固然是在军事征服中产生,但要建立合法和长期稳定的统治,还要依靠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意识。以“历史溯源”的方式进行政权正统性构建和意识形态宣传,将当下的统治与并不遥远的治世接续在一起,更具政治感染和凝聚作用,“人胥悦服”此之谓也。在正统性构建中,与祈求天命、诉诸武力相比较,“历史溯源型”为新政权找寻历史起点,带有鲜明的理性因素。从“天命”到“人力”,再到溯源“历史”的演进中,也反映出中国古代政权正统构建中人文精神的不断彰显。学者的研究指出,时至宋代,受儒学复兴等影响,以阐释政权合法性为目的的五德终始说逐渐走向式微和终结。五代十国通过溯源汉唐进行政权合法性构建,正处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变化的关键环节,显然有其突出的时代特色。

    二、“并遵故实”:因袭汉唐与制度重建

    在五代十国的制度重建中,因袭汉唐旧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从制度层面观察五代十国接续汉唐统治体现出的历史连续性。五代十国政局动荡,既有的秩序受到冲击,“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逐步恢复重建破坏废弛的制度是走出困境的迫切需要。在摸索前行中,五代十国统治者仿效、恢复乃至照搬汉唐制度的旧例,以期实现政策的延续和统治的稳定。

    取法旧章,是确保统治稳定的重要策略。选择“但遵故事”而不是大张旗鼓地革故鼎新,有助于新旧交替之际政权的稳固和各项政策的延续。五代十国割据政权之下,政务的展开往往依赖汉唐行事的惯例。“唐故事”成为政务运行的依赖,也是新政权之下新制度创设的缘起。

    五代十国时期,还有系统性“抄写”和恢复汉唐政治惯例的设想与举措。新政权之下的政务实际上“照抄”旧例得以运行。时人所言“依古以创理”,保证了政策和政务在新政权下的延续。

    倘追究五代十国诸多制度的设置缘起和具体运作,往往看到因袭汉唐的影子。翰林学士制度的运作,多效法唐代旧例。马楚天策府和十八学士设置,直接效法唐制。在律令、礼乐的规定和具体执行中,循用汉唐之例俯拾皆是。官员荐举与管理等多依汉唐旧例。在地方治理中,效法汉唐制度者甚多。科举中延续唐制,更为普遍。

    五代十国制度建设中因袭汉唐故事,不胜枚举。翻检《册府元龟》《五代会要》《全唐文》中的五代十国诏敕、奏言等,有关“请依西汉祖宗故事”“依准两汉故事”“宜依唐礼施行”“依《开元礼》施行”等表述,反复出现。其中所涉及的,既有设官置吏、祭祀朝会、外交仪式等,也包括饮食服饰、日常起居等,不一而足。诏令、文书中的程式化表达,正是政治施为中依赖和因袭汉唐制度的证明。对唐朝典章的“持循”,确保了动荡时期制度的重建和政策的延续。关于五代十国“政治延续”问题,毛汉光从统治集团演变的角度指出,“很显然地有一个官僚体系默默地推行政治事务,列朝君主均无意拆散这个体系”。从制度重建来看,对汉唐制度的因袭是这一时期“政治延续”的重要保障,使朝廷施治走向有序运转的轨道。可以说,五代十国的制度架构就夯筑在汉唐旧制的基石之上,在制度层面五代十国与汉唐前后相承连续在一起。

    三、走向“汉唐”:统治典范的形塑与效法

    汉唐统治典范的形塑和效法,是五代十国政权自我定位为汉唐继承者的反映。五代十国君臣关于汉唐故事的讲述,挥之不去的是现实的焦虑和对天下太平的向往。时人将汉唐治理作为理想政治的典范,其具体内涵特别指向帝王的德政和仁义、崇尚儒学的文治、为政者慎终如始以及帝王纳谏等数端。汉唐统治典范的形塑直指动荡不安的当下,引导五代十国君臣思考如何走出困境,谋求再续汉唐一统。

    统治者在政治场域中援引汉唐故事,就是从中寻求值得效法的榜样,将之视为“帝王之道”的是后周建立者郭威。史载,后周广顺元年(951)十月,宰臣王峻向太祖郭威进献《大宝箴》《惟皇诫德赋》二图。郭威将之张悬于行坐之处,便于随时看读,更是为其树立有志于“帝王之道”的形象。前文提到前蜀王建认同唐室,在其影响下,太子王宗懿亲书《太宗文皇帝帝范》,令刻石立于成都各处。后晋时,薛融上疏石敬瑭称“汉文帝,古之圣主也”,其罢修露台等“为千载之美谈,作百王之懿范”。将汉唐统治作为衡量现实政治施为的准则,“懿范”二字,可谓点睛之笔。

    德政是理想政治的核心,也是实现天下治理的关键所在。五代十国君臣在有关前朝治理的解读中,多聚焦于此。闵帝以唐太宗为师法的对象,使臣下读《贞观政要》与《太宗实录》,其要旨在于“志修德政”,君臣期冀改造现实政治的意图非常明显。

    与德政紧密相连的是仁义,这是五代十国用力彰显汉唐统治典范的方面。后周显德时杜良曾撰《唐文皇画像记》,特别强调唐太宗统治中“仁义”的重要性。
在汉唐政治典范的形塑中,时人突出强调“文治”的重要性。五代十国,武人跋扈,文士偃蹇,与汉唐振兴儒学、发展文教的“文治”景象形成强烈的对比。时人有意标举汉唐“文治”的举措并以之为参照,推动朝廷振兴儒学和发展文教。前蜀后蜀亦标举唐朝“以文为事”的旗号来振兴儒学。

    为政者慎终如始,是五代十国提炼出来的汉唐统治的典范之处。为政者的慎终如始是“致太平”的重要保证,这对动荡离乱的五代十国的现实导向意义既直接又及时。

    五代十国君臣在有关汉唐治理的讨论中,帝王纳谏是一个重要话题。借助前朝帝王纳谏的故事,臣僚谋求君主广开言路,以期实现政治升平。有意效法唐太宗的末帝,“常览贞观故事”,其向往的是盛世治理之下的“升平之运”和朝政的“尽善尽美”。

    汉唐政治典范在现实统治中发挥着导向作用。以汉唐统治为治国典范的五代十国君臣,在日常的施政中,对太平和一统的治世孜孜以求。

    剧烈的政治动荡和武人强权统治是五代十国谈论汉唐故事的直接背景和出发点。五代十国君臣对汉唐政治的解读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他们标举汉唐旧例为政治的“懿范”,将之视为现实施政的楷模,以期发挥对当下统治的导向作用。“五代之乱极矣”,汉唐统治则是治世的典范,二者的对比极为鲜明。遭遇困境的五代十国君民对汉唐治世有着热切的向往,他们从汉唐统治中总结和提炼出的“德政”“仁义”“崇儒”“文治”等,承载了深陷乱世中时人的政治理想。五代十国君臣言辞中反复出现的“德政”“仁义”“崇儒”“文治”等,实则是现实政治场域中最为稀缺的。统治者念兹在兹的是,于动乱分裂中恢复汉唐统治的精神和美德,并以此为准则,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对汉唐统治的种种推崇和颂扬,并不是五代十国时人的终极意图。通过对汉唐典范的讲述、形塑和效法,他们竭力拉近与汉唐统治的距离,最终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作为有意地纳入这一前后相继的链条之中,为当下确立一个走向汉唐的施政方向。要之,五代十国君臣的政治目标是再续汉唐一统之治世。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两点认识。第一,汉唐故事在五代十国政治运行中发挥着广泛而切实的影响。第二,汉唐故事是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状态下维系历史连续的潜在力量。

    援引汉唐故事,是五代十国离乱政局中人心思治的投射。在多渠道的政治宣传和历史叙述中,五代十国政权的合法性源于汉唐,其制度框架基于汉唐旧例重建而成,其最终施政目标也指向汉唐统治典范。汉唐故事在五代十国出现的场景和具体性质各不相同,看似驳杂琐碎却有着共同的指向,即对汉唐统一王朝治理精神的追念、推崇和认同。汉唐故事寄托着时人走出乱世的理想,体现出走向统一的政治导向。从政权的合法性溯源到统治制度的重建,再到朝廷施政方向的确立,汉唐故事对时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可以说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共享着相同的思想和历史资源。在此意义上,五代十国乃是汉唐时代统治精神的自然延续。

    从汉唐故事凝塑五代十国政治的案例,也可窥见历史记忆对国家认同的复杂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一是体现于对在位君主的忠诚,二是被聚焦于维持着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三是对超越了具体王朝的一个历时性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政治追求的意识。“变化中的国家认同自然需要从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中去寻求表达自己的适当形式。”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形塑政治共同体的基石。“汉唐故事”就是根植于中国本土历史和文化资源中的一种共同记忆。本文所关注的五代十国时期,固然存在对梁、唐、晋、汉、周等各自君主和王朝认同的事实,若放宽观察历史的视野,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的认同汉唐故事的政治共同体。五代十国在正统性构建、制度重建和确立施政方向诸多方面,均指向对汉唐故事的解说和依赖。作为不同政权和利益群体“共同”历史记忆的“汉唐故事”,是时人应对危机走向一统的内在因素。这种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政治认同,作为分裂变动中保持不变的核心精神,从而将不同的力量熔铸于一体。基于共同历史记忆产生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意识,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源所在。这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遗产。

    概言之,汉唐故事的反复讲述与效法,是五代十国对汉唐统一王朝政治遗产的认同和延续。在改朝换代、兵戎不断这些显而易见的“断裂”现象之下,认同和继承汉唐统治这一点却贯穿于五代十国始终。汉唐故事如同黏合剂,将分裂的各种力量潜在地聚合在一起,引导着五代十国走出离乱动荡。借由汉唐故事这一议题的观察表明,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以认同和继承汉唐统治的特殊方式维持着历史的连续性发展。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启发我们,认识历史发展中的“断裂与连续”问题,不能局限于朝代兴衰隆替、政治体制胡汉之别等框架之中,而应深入到政治运行的内在精神和理念层面。以此观察中国历史连续性问题,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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