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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之间:中国美学从宗经向尚艺的转进
2021年08月31日 09: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成纪 字号
2021年08月31日 09: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成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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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叶,但百余年来,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关注重点。一般而言,20世纪前半期,自王国维至宗白华等一系列先贤们,大多将学术目光聚焦于中国历史的后半段,即魏晋以降;20世纪60-80年代后,先秦两汉美学研究得到了巨大补充。宗白华60年代初对于《易经》、《考工记》的研究,以及对先秦两汉艺术“镂金错采”的论断,是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

  新时期以来,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评述》、蒋孔阳关于先秦音乐美学的系列研究,尤其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先后问世,不仅将宗白华所讲的美学上古史“空白”有效地补充了出来,而且使中国美学史获得了通史形态。但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成就在先秦而不在两汉,人们更多将两汉视为夹在先秦和魏晋两大美学高峰之间的过渡环节。

  笔者关于两汉至魏晋时期中国美学从宗经向尚艺转进的讨论,试图抓住当时儒家美学的经、艺、文等核心问题,为认识这一时代美学观念的递变理出一个可靠且具有主导性的线索。

  一、文、经、艺释义

  汉代美学研究涉及黄老、儒家以及道教、佛教诸环节,但构成其主干的仍然是儒家。专就儒家而论,尚文是其基本特点,那么什么是文?按《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这里的“文”是指人对自然事物的人工仿像形式,并进而指代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在中国社会早期,围绕“文”形成了一个意指的圈层,即从自然之文、人工之文、符号之文到意义之文。换言之,“文”这一概念,就其表意的广度而言,代表了人对自然的一切重构和再造活动,涉及自然的感官化、人工化、符号化和语义化,人的边界在此构成了文的边界;就其表意的直接性而言,则是指人最终以语言或文字方式传达的人生经验和自然经验,并以图文书籍等形式使其物化。

  儒家尚文,更兼宗经。那什么是“经”?按《说文》:“经,织,从丝也。”段注:“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这里将“经”与中国社会早期的织布工艺联系在了一起,指织机上具有轴线性质的纵线,与穿梭于其间的横线相区别。刘熙《释名》云:“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释名》又讲:“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这是在对道路进行经纬之分后,突出了“经”的主干性。《释名》在《释典艺》一篇中赋予了“经”上达圣王之道、下启人间事务的双重价值。《白虎通?德论?五常》云:“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这里“常”是讲“经”代表了天人两界的常道、常理和常法,具有普遍有效且永恒不变的性质。儒家认为五经代表了五常之道,这些具体化的经典也就成了人间至理的强化象征。

  在中国古代,艺有埶、蓺、藝三种写法。按《说文》:“埶,种也,从丮坴,丮持种之。”“坴”指土块,这是讲“艺”的本义与农业种植有关,是指植树或种植谷物的技艺。这种农业技能如何转进成一种精神性技能,段玉裁讲:“周时六藝,字盖亦作埶,儒者之于礼乐射御书数,犹农者之树埶也。”就是说,艺从物质生产技能转进为文明雅化的精神技能,来自于知识阶层在两者之间做出的类比联想,但“艺”无论作为物质性技能,还是作为精神性技能,它指代技能在中国社会早期获得了意义的普遍性。

  分析可知,在文、经、艺三者之间,文是一个语义宽泛的概念,它既指天地自然之文,也指人工之文,人按照文彰显的秩序看待世界并安排世间生活则意味着文明。与此比较,经则是人根据天地、人间之文总结出的思想性成果,它是文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所有的文都是经。艺和文、经的不同在于,它是实践性的、手段性的,是指人通经、通文并用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先秦两汉文献中文、经、艺混用的状况需要做出澄清。历代《尚书》注家均认为“文”和“艺”义同。同样,在《汉书?艺文志》所录《六艺略》中,刘歆将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称为“六艺”,这直接导致了“六经”与《周礼?保氏》所记“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的混同。

  二、两汉经学、经学美学及其递变

  汉代儒家美学,在先秦和魏晋之间处于变而未变之局。就其不变而言,它依然延续了西周以降的礼乐传统;就其变而言,则一方面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因一系列核心命题的自我解构而从中衍生出美学的新精神、新方向。这些核心命题主要指儒家的经、文、艺,其中与美和艺术相关的部分分别形成经学美学、文学美学和艺术美学。

  这中间,经学美学是最大宗,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儒家六经(或五经)本身的美学特性以及汉儒在相关阐释中出现的新变;文学美学指文学从一个知识性概念固化为制度性概念,并因审美因素的漫溢而成为具有现代特性的文学;艺术美学则主要涉及儒家对“经”、“艺”关系的认识以及艺术从经艺向一般艺术的延伸,主要涉及汉代乐舞和书画。

  在中国早期历史上,六经是一个逐步形成的知识系统。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使礼和乐成为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柱。春秋时期,原本作为“乐语”的诗从乐中分离出来,由此形成诗、礼、乐三分格局。孔子《论语?泰伯》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在以三分模式为个体和国家的成长提供新的知识和文明进阶。战国时期,《诗》、《礼》、《乐》加上孔子经常提及的《书》,晚年所喜的《易》以及自撰的《春秋》,形成六经。但战国时期,这一知识体系至多是在士人阶层形成的共识,并没有得到国家权力的承认和肯定。至有汉一代,六经逐步被官方接纳。至武帝设置五经博士,这门学问才正式成为显学。在这一过程中,所谓经学,并不仅指六经本身,而且指对六经进行研究和阐释的学问。经学概念正式成立,是西汉时期。

  关于儒家经学与美学的关系,首先,由孔子编订或撰述的六经,是西周礼乐文明留下的遗产和延续形式,礼乐的审美属性最根本地决定了六经的美学特质。其中,周礼之“礼”,对于个体而言意味着行为的雅化,对于社群而言表现为群体行为的仪式化,对于祭祀而言呈现为礼仪美术;周礼之“乐”,则包括诗、乐、舞三种基本形式,其审美和艺术特性更不待言。其次,在汉代,六经是国家政治的纲领性文献,但其中的主要文本,如《诗》、《礼》、《乐》本身就是美学文本。最后,在经学文本阐释上,“汉人最重师法。”这种对师法和家法的重视导致了当时对经典的阐释门派林立。而经典阐释过程往往成为新义不断生发的过程。

  对于六经的美学特性,汉儒有鲜明的体认。在国家政治层面,六经被视为统治者祛恶趋美的最重要手段,如董仲舒讲:“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关于儒家经学和现代美学观念的关系,今人一般认为,汉儒对六经的解释往往趋于政教化、历史化乃至谶纬化,审美性的评赏相对薄弱。但从文献可知,当时人对美的理解远远比今人要宽泛。它更多涉及六经的总体审美属性和审美目标问题,而非个体性的审美评鉴。这是一种更趋广义的美学,类似于当代的审美文化研究,并与当代制度美学、政治美学研究有更高度的契合。

  汉代经学有今文和古文之分。表面而言,两者只是在文字书写方式上存在差异,但事实上,双方却存在着政治和美学观念的重大分歧。

  汉末,郑玄兼通古今文,是集大成者,但正是这种集成性贡献导致了汉代经学的终结。

  汉亡而经学衰。那么如何看待它的美学特性和对后世的影响?汉代经学以礼乐为灵魂,礼乐的美学特性决定了经学的相应性质,也决定了经学阐释学是一种审美化的阐释学。汉代经学衰亡了,但它以礼乐为本的灵魂对中国历史仍是纵贯性的,它解经方式的隐喻性也与中国传统诗论、艺论和美论一脉相通。汉代经学的谶纬化则一方面促成了汉儒以谶解诗、并为六朝志怪文学提供了理论土壤,另一方面谶纬进入绘画,则使图谶和祥瑞图案成为后世中国艺术的重要母题。

  三、两汉“文学”、文学美学及其递变

  在汉代,由于博识属文是国家政治所需的重要技能,文学一词被制度化,成为选官取士的重要科目。文学一方面奠基于经学,另一方面比经学更具广延性,是一种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人文知识的集合。由于具备这种知识素养在秦汉时代可以做官,所以它也成为一种职官的名称。

  从汉代文献对“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看,其涉及的一些核心问题依然可以抓住:一是它属于儒家知识,二是它专指以六经为中心的古典型知识,三是它指称掌握了这种古典型知识的职官,四是这种职官承担政府公文、顾问和地方文教的职责。因此,汉代的“文学”应该是一个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的概念,它清晰的中心就是古典型的儒家六经及相关阐释,边缘的模糊则指它向非儒家、非古典领域有适度的蔓延。

  汉代文学和美学研究的意义正在于,这一时代充当了两种文学的转捩环节,即在传统“文学”本义中逐渐衍生出新变,成为其获得现代意义的发端。以辞赋为例,西汉武、宣时代,辞赋类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但相关作者并不为主流价值接纳。

  汉代以经学价值排斥辞赋,但即便如此,从整个汉代文学史看,它依然为这类美学文本提供了有限界的存在区域,而且这种限界随历史发展逐步放大。东汉以降,辞赋家的地位有了相对的上升。

  从两汉儒家对于辞赋的态度看,西汉严厉,东汉温和;西汉拒绝,东汉接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和赋本身在主题和风格上的变化大有关系。至东汉时期,班固、张衡等均有鸿篇巨制的大赋,西汉赋作充斥的非理性想象、无原则夸饰、讽一劝百等问题基本不见了,而代之以对帝国恢宏雍容气象的歌吟。至汉末魏晋,杨修称赋“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曹丕将其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也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摒弃经学、转而肯定文学艺术的价值,而是因为辞赋通过向经学的靠拢具备了与其类似的功能。

  要而言之,两汉到魏晋,中国美学基本可描述为经学与文学此消彼长的过程,但两者的消长并不是文学取代经学,而是文学通过经学化实现了对其功能的承载。在两汉与魏晋之间,并不存在美学精神的突变,而是逐步在渐变中实现了经学向文学的过渡。

  四、两汉“艺术”、艺术美学及其递变

  在汉代,文学因经学的挤压而边缘化。与此比较,艺术则更在主流话语中找不到位置。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的定义一方面回归《周礼?保氏》,并因此与现代性质的艺术称谓具有类同性,另一方面则因《周礼?保氏》之艺包含内容的驳杂,艺术概念对书画乐舞的专指性仍远远没有完成。至于此前的两汉时期,则更是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孕育或孵化过程。

  首先看乐舞。汉代乐舞,在雅俗古今之间存在着严重分裂。在儒家乐教体系中,这种分裂从孔子论郑声、雅乐时代就已经存在,但当时仅涉及孔子个人及其学派的看法,真正在国家层面成为重大问题则仍然要到两汉。

  至东汉时期,“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儒经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对不符合儒家标准的乐舞的态度则更趋严厉。在汉代,古乐要么失传,要么“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这意味着正统儒家要么对人的乐舞欲求全面遏制,要么不得不对新乐的流传持放任态度。

  从两汉乐舞史进程看,西汉主要的贡献在于国家典礼性音乐的创制,东汉则在这方面少有作为,但在经生士人阶层,却实现了音乐的个体化。换言之,从典礼性音乐到个体性音乐,基本可以概括音乐在两汉的递变。就经学与音乐的关系讲,一个延续性的命题是汉代经学因《乐经》缺失而使音乐的雅俗之辨缺乏明晰标准,一个渐变性的命题则是经学约束的松弛,使适志怡情的士人音乐在汉末逐渐取代了典礼性音乐的主流地位。

  其次看书画。今天,人们已习惯将绘画、雕塑、建筑、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等统称为艺术,但在中国社会早期,两者却是分裂的。其中,诗、乐、舞往往被视为来自圣王的创制,后世也为贵族士大夫所专享,所以可称为贵族的艺术;绘画、雕塑、建筑等则属于工匠的劳动,可称为百工的艺术。书法有些特别,它既奠基于文字书写,有手工劳动的性质,同时又因为审美化而显现出精神性,可视为介于百工和贵族之间的艺术形式。有汉一代,早期书法基本上被作为文字书写来看待,重在要求字体规范工整。

  至东汉,文字书写向书法审美的转进之势日趋炽烈。两汉对中国书法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了文字书写向书法作为艺术的嬗变。绘画自西汉以降逐步由技到艺,或者由百工之艺向士夫之艺的上升路线,空前明晰起来。

  从画史看,绘画获得主流社会肯定的时间要远远晚于书法。绘画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主流社会接纳,但与经学的正道相比仍摆脱不掉卑微杂役的性质,在艺术价值链中仍处于末端。

  简而言之,两汉以降,乐舞书画等均呈现出向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演进的态势,但这种演进有快有慢。其中,乐舞早于书画;而在书画之间,书法又走在了绘画的前面。之所以出现这种艺术进程的参差性,则大抵和艺术的性质以及它面对的强大传统有关。

  总结与拓展

  以上梳理了汉代经学、文学、艺术逐渐获得现代意义的过程。但是,就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超稳定特征来看,它的常永远大于变,甚至历史的轮回式重复要远远大于阶梯式的进步。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由两汉至魏晋递变显现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魏晋以后的文学艺术以美学方式拥有了现代身份,而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相异性。

  比较言之,西方启蒙传统偏于解放,中国正史传统偏于建设。对于中国美学史研究来讲,解放性叙事和建设性叙事的两相结合,无疑是一种更趋周全的述史策略。

  在两汉与魏晋之间,人们习惯于认为后者是作为前者的反题出现的,殊不知两者之间的历史连续性要远远大于断裂性。笔者对汉晋之间中国美学从宗经向尚艺转进的讨论,目的就在于更细密地梳理出两者既因袭又变异的复杂关系,从而使对这一时代美学进展的认识更接近中国历史的实然状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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