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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公共理性看《庄子》的思想方法与话语方式
2021年08月31日 09: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于雪棠 字号
2021年08月31日 09: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于雪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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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别事物的差异,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途径。所谓“辨”,指的是对事物进行区分。先秦古籍中“辨”与“辩”常混同、通用。但二者大致的分工在先秦已经出现,“辨”、“辩”并用时,大抵“辨”重在分别,“辩”重在辩驳。

  战国时期,诸子大多运用辨析的方法思考问题;同时,众说蜂起,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构成了广阔的论辩场域。诸子在论辩的场域中,多用辩对的话语方式表达、修正、发展自家学说。辨析的思想方法及论辩的话语方式,既构成了公共理性的话语空间,也推动了公共理性的形成。

  辨析的方法在战国时期表现非常突出。人性之善恶、义利、小大、天人、物我、形神、言意之间的分际与关系等,是战国时期思想界共同关注的议题,这些议题本身便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对这些议题的辨析及表达构成了那个时代特殊的公共理性。理,还含有公共认可的意思。战国时期,论辩是获取“同然”的重要方式。辩论的过程是意义得以揭示、理性得以建构的过程。辨析及论辩也促进了论辩文的繁荣发展,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论辩文高峰。

  一、辨与辩:战国公共理性的构成要素

  对辨与辩的认识及运用,是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构成要素之一。于辨,诸子多论其重要性;于辩,各学派态度不一。从春秋到战国,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时至战国,辨成为一种主要的思想方法,诸子辨析的对象有了新的内容,突出表现为辨析抽象的名理。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大量新概念及命题,《庄子》和名家最为典型。《庄子》长于命名与穷究式析理,名家则是利用汉字的能指与所指,提出有悖于日常经验的命题。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指非指。《庄子?天下》所记惠子“历物之意”的十个命题则多体现出辩证性的思考,对事理可能性的判断。二是力图对概念给出清晰的界定,比如孟子和告子对于人性的探讨,《中庸》对性、命的定义,《庄子》给一系列概念所下的定义。三是在辨析名与实时,对概念与实物进行剥离,并在概念的世界中进行层层辨析。至战国末期,荀子重辨的思想非常突出,其天人之分、性伪之辨已为人所熟知,《正名》篇更是综论辨与辩的经典。重要的是,荀子将“辨”视为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他把辨析的能力看作人的本质规定性,辨的意义被推崇备至。

  随着战国时期学者对宇宙、社会、人类自身各种问题广泛而深入的关注,辨析的对象不断扩大,辨析的目的也远不止察同异、别伦类、求秩序,而是带有鲜明的探索与求知倾向。辨析问题推动了辩论的兴盛,辨成为辩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论辩过程也离不开辨析,辨是辩不可或缺的方法。

  墨家有一段经典的论“辩”文字,曰:“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辩论的目的,是要明确地决断出是与非的分界,审察有序与混乱的区别,判断同与异之所在,考察概念与实物的道理,在利益与弊害之间作出选择,解决内心的疑虑。

  儒家重辨,但对于辩,则多有贬斥。孟子之善辩在当时即已著名,但他自称出于不得已才“好辩”,好辩不是他主动的选择,不是出于本意。

  荀子从政治教化角度出发,认识到论辩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相对于论辩这种话语方式,荀子更关注辩的具体内容。

  墨家对辩论方法进行了理性的、系统的探讨。《墨子》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集中提出大量概念和命题并加以解说。

  韩非从功用的角度看待言辩,认为言要有实际的用处,要符合事实。因为法令不明,君主的价值取向有问题,所以才会辩议横生。

  《庄子》不探讨辨析的功用以及论辩的方法等问题。辨与辩是《庄子》要否定的,然而其所用思想方法及话语方式却又恰恰是二者。

  二、认知与主体:《庄子》辨的角度与对象

  春秋时期的辨析,主要指向现实世界的人伦或政治秩序;而战国之辨最大的特征是关注认知活动,这也是战国公共理性的重要构成要素。《庄子》对认知问题的辨析亦颇具代表性。

  辨,一方面是要别同异、辨关系,小大、天人、物我、言意之辨属此类;另一方面,辨还意味解析。笔者先着重探讨《庄子》对认知活动的辨析,再论其对战国其他公共议题的辨析。

  何谓知?《庄子?庚桑楚》曰:“知,接也;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知,是与外界事物接触,是谋虑。诸子多辨析认知的真与伪,主观认知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而《庄子》的“真知”概念,指出人是认知活动的关键,人心通达才能达到认知。“真知”之“真”,超越真伪之辨的意义,与书中提出的另一个概念“至知”近似,指的是最高层级的认知。《庄子》还特别强调了知本身的无限性以及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正面的思维是,人能认知什么,获取知的途径是什么;而《庄子》思辨的角度则是,人不能认知什么,认知的极限在哪里。所谓辨,在《庄子》这里远远不止于别异同,更重要的是包含更深层次的反向思想方法,这种反向思想方法,并没有解构战国时期的公共理性,相反,却丰富了理性的内涵。

  “知”这一认知活动本身就包含辨别义。《庄子》对“知”进行探讨,也运用了辨析方法。认知活动包括对客观世界进行观察、分辨、归类、推理、综合诸多环节,这些环节都离不开语言符号系统。认知过程离不开语言,认知的结果也需要用语言表述。因此,言,是探究认知活动必然的辨析对象。战国时期,论辩是表达认知的常用话语方式,言因而经常与辩联系在一起。《庄子》对“言辩”多有论述,最经典也最集中辨析言辩诸问题的莫过于《齐物论》。具体说,《庄子》辨析的问题有:

  1.知与辩。《庄子》擅长从局限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于知,《庄子》辨其局限性。《秋水》中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这几句辨别知之蔽,或蔽于空间,或蔽于时间,或蔽于教。《庄子》指出认知与言辩都有极限。

  2.言与意。言,不仅指表达的工具,也包含表达的内容。关于认知与表达,《易?系辞上》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经典命题,《墨子?小取》认为论辩应当“以辞出意”,《庄子》则辨析言辞能否出意。

  3.“同是”之辨。辩的目的是决是非,以期达到对某一事物的共同认知,《庄子》则质疑不同的认知主体能否达到共同的价值判断,并加以辨析。《齐物论》辨析了“物之所同是”能否成立。意即对世界的认知,所有的认知主体都受到特定客观条件的制约,因内在规定性和外在条件的差异,导致无法达到“同是”。《庄子》从辨析认知主体的差异性入手,否定了“同是”的可能性。

  《庄子》在从认知角度辨析言辩之外,对战国时期其他诸多公共议题也有辨析。

  小大之辩在《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篇中反复出现。其旨归说明是小知大知之别;不应当采取固定的单一视角去认识世界。在事实层面上,《庄子》探究判断小与大的客观标准如何确定;在价值层面上,大是作者肯定的对象。《庄子》的理想人格形态之一是“大人”,“大成之人”,真正的领悟为“大觉”,明白天地之德者为“大本大宗”,天地之美称“大美”。

  天人也是《庄子》辨析的重要对象,比如《在宥》辨天道与人道,《天道》辨天乐与人乐。本性即天,出于自然即天,改变自然本性,甚至损害自然本性的,就是人。

  物我之辨是《庄子》观察、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庄子》这里,物是我之外的一切存在。

  天人、物我之辨,均涉及人对外在世界的认知。辨之后,又对辨进行否定,以不辨为归宿,这是《庄子》的特征。忘掉天人之分,忘掉物我之辨,统一于天,其要素是忘己,忘掉我之存在。“我”是对世界进行认知的主体,因为这一认知主体的存在,才会产生“成心”,产生各种言论,产生是非之辨,胜负之争。《庄子》否定辨,并不是要抹杀物与我,物与物,天与人等不同认知主体、不同认知方式之间的区别,其理论的出发点及旨归恰恰是强调各种差异,在保有、不干扰万物差异性的基础上,而达至忘物、忘天、忘己的理想精神境界。

  三、命名与析理:辨在《庄子》中的表现形态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以辨为基础,辨别之后,则需要命名以将辨识的结果固定下来。名是区分事物的重要标志,命名是区分事物的途径和方法。对此,战国学者有明确的论断。有一事实存在之物,从形色上加以区分并予之名,这是初级的命名。对那些在思理世界中的抽象概念进行命名,则标志着思维的高级发展程度。《庄子》对宇宙、人生、社会各种现象以及精神世界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而探索离不开辨识与命名。《庄子》长于辨,辨的对象如前所述小大、天人、物我等,都是从可感知的有形之物拓展至纯思理的领域。具体而言,辨在《庄子》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态。

  1.《庄子》的命名,主要不是给具体可见可感的某物命名,不是在实物的层面上进行辨析,而是在纯思理的世界里提出概念,并加以界定。《庄子》中思辨性概念数量之多令人瞠目。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已有的概念重新予以界定;二是提出新的概念。对已有概念重新加以界定,并赋予新的意义,赋予形而上的意义,这在《庄子》中不乏其例。例如《天地》篇有一段话,集中对已有概念作了定义。这段文字定义了十个概念:天、德、仁、大、宽、富、纪、立、备、完。在这十个概念中,“完”也是从物我关系角度加以定义的,不因外物而挫伤自身本有之志,即在世界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是“完”。

  《天地》篇还有对德、命、物、形、性的定义。《庄子》命名的特征,即往往不是给单一抽象的概念下定义,而是给一系列相关的概念下定义,构成概念群。在这个给一系列相关概念下定义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辨析、分别的意图,也可以看到庄子学派思考的向度和深度。

  《庄子》还善于提出新的概念,其新创的概念中哪些最具标识性,答案是多样的。笔者认为,游、忘、真最能标识其思想特征。

  2.推进式地析分,穷究事物之理,是《庄子》之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突出表现在对宇宙生成之初问题的思考。例如《齐物论》曰: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这段文字表达了对宇宙之生成过程及终始的看法。始,便是开端,已经是一个极点了,但作者却要在这个极点之上再析分,推进一层“未始有始也者”,然后,再析分、推进一层“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从语义角度看,这已经有悖“始”的词义,然而从思维角度看,作者的这个析分却无疑具有特殊的推进思维深度的意义。其独特性还不止于此。

  人类对宇宙形成的过程是如何认知的?对此,庄子学派亦有穷理式辨析。对世界的认知区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以为未始有物,二是有物而未始有封,三是有封而未始有是非,四是有封亦有是非。

  《庄子》穷理式的辨析,还表现为探查现象背后的推动力,追索促使现象生成的终极力量。穷理式的辨,有时表现为对认知现象背后原因的辨析。对生命形成及消亡的过程,《庄子》也有穷理式的辨析。也显示了庄子长于逐层析分的特征。

  通过精神修炼而接近道或进入道境,是《庄子》的一个主题。在描述精神修炼过程时,《庄子》对主体精神体验的不同层次多有析分、辨别。

  《庄子》于辨别中推进析分的层次,与诸子的推类不同。推类是类比,《庄子》的论辩也有推类。庄子对事理的推究中贯穿着辨识的意识,只不过他对抽象思理的辨识有时是借助感性的形象而出现,以至于有时使读者讶异于其形象之独特,而忽略了其思辨的深刻。

  四、辩中之辨:辨在《庄子》论说文本中的展开

  辩有口头和书面两类,书写下来的辩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对话形式呈现的问辩或辩难,辩论双方均出现。二是批驳的对象并不在场,但论述具有针对性,文章是批驳某种观点的。这里重点分析对话形式的论辩。

  所谓辩,前提是双方所持观点相左,否则,无所谓辩。《庄子》中有几组论辩颇具代表性,论辩的话题能体现庄子学派的思想特点,论辩的方法也具有庄子学派长于辨析的特征。在这些体现了庄子学派思想方法的论辩中,辨,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概言之,辩在概念的辨析中展开,辩在命题的出示中推进。

  1.辩在概念的辨析中展开。《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其实,在寓言形式问辩的外衣下,《庄子》多有概念的辨析。《田子方》中有一段庄子与鲁哀公关于儒服者是否为儒士之辩。这个论辩以寓言的形式展开,颇具戏剧性。庄子辨析了服与知的关系。哀公的判断简单化,庄子的思辨无疑具有启发性。

  2.论辩在命题的出示中推进。命题是表达判断的语句。判断离不开辨析,命题是辨析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是否符合事实角度考察,命题有真伪之分。从时间维度考察,可以分为实然命题、或然命题和必然命题三大类。如《山木》首段庄子与弟子的问答,也有命题的辨析。弟子提出问题,庄子以三个命题作答。庄子给出的三个命题,并不能解决实际面临的生存困境,其意义并不在于提供现实可用的工具,而是引导人们将心灵从种种困境中超拔出来,走向玄远之思、自由之境。

  3.综合错杂了概念与命题辨析的问辩。《庄子》中的论辩,往往把概念与命题的辨析结合在一起,二者相互补充,把所要论证的问题逐步引向深入。这在《秋水》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文中主体部分均是概念和命题的辨析。七问七答近两千字,以辨析概念和出示命题推进议论,导出观点,实是一篇杰出的论辩文。《秋水》的七轮对话,在意蕴上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而这种意脉的成功显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概念、命题的精心安排。

  结 语

  战国是创造思想及话语方式的时代。那些光照千古的思想家所运用的方法与话语,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建构学术话语体系也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从文章学角度而言,论辩文离不开思想的高度与深度,也离不开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及话语方式,文章体式既是思想的外化,也是思想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哲学思辨,没有逻辑分析,很难产生经典之作。《庄子》的文章之所以成为晚周诸子之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是战国时期“辨”与“辩”公共理性的杰出代表。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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