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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技术角度重新理解西方历史书写的秩序
2021年08月31日 09: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顾晓伟 字号
2021年08月31日 09: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顾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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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时代将是一个给历史学形态带来一系列巨大变化的革命性时代。从媒介技术的角度来看,数字化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形态截然不同于近代以来印刷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形态。书籍史和阅读史之所以能够成为近几十年来热门的历史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电子媒介的刺激和影响。由此,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也能够梳理出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过渡的“大变局”。有了这个长时段的纵深感,我们就能够冷静地观照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也能够有效克服“数字人文”可能会变成学术泡沫的陷阱。

  一、媒介技术与历史书写秩序的变革

  从媒介技术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构思西方史学史的时代分期,将其分为口传文化的古典史学、印刷文化的近代史学、赛博文化的当代史学。任何历史分期都预设一定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这样的分期模式旨在重新理解西方历史书写的秩序。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的媒介理论带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麦克卢汉将“媒介”看作人的延伸。第二,“媒介即信息”(Medium is the message),笔者认为麦克卢汉是在强调形式的重要性。传播的效力不同,对个人或社会的影响也就不同。在此基础上,麦克卢汉进而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媒介技术作为人的身体感官的一种延伸或外化,反过来也引发了感官平衡比率的改变。

  基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洞见,我们可以将历史书写看作记忆感官的延伸,媒介技术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历史书写的内容通过口头、甲骨、石碑、竹简、羊皮纸、手抄本、印刷书籍、电脑和手机等介质呈现出来,历史书写的标准和秩序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口传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

  在口耳相传时代,历史记忆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朗朗上口的诗歌和神话传说,这样才能有效克服人具身感知声音的限度,使得人类记忆的传承更加久远。借助于对口头媒介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口传文化时代的历史书写秩序。口传文化的古典史学,历史书写的原则和秩序是由一个从“听”到“听”的“听觉共同体”系统操作的,口头表达及其雄辩的修辞学被凸显为一种必要的技能。

  就西方史学发展而言,在口传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过程中,诞生了第一位西方史家希罗多德。一方面,从希罗多德强调“历史”和“原因”这些关键词,我们可知,西方史学传统中强调探究的科学精神以及以人为尺度的人文精神之连续性。现代西方的history就源自古希腊语的historia,其词根是histor,最早见于《伊利亚特》,指能够从诉讼双方的讼词中调查出真相并作出判断的人。希罗多德多次使用historia和historein这两个语词,前者最初强调的是实地观察,用目击证据来强调某件事情并为之担保作证。后者的意思是“询问”“探究”。

  另一方面,希罗多德的《历史》主要是“保存”历史记忆,以便克服口头表达的生理局限,使之具有“纪念碑性”,这恰恰需要通过书写文字这一行动来完成。《历史》记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的民族习俗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内容来自希罗多德亲身观察和道听途说,而书写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则是来自城邦口耳相传的公共记忆。

  由此可见,希罗多德正是依靠口传文化的特征来设想历史学的证据和撰史原则,并以此确立历史书写的秩序。在口头文化的视域下,希罗多德确立了“听觉”的优先性:“有闻必录”。当然,希罗多德并不是传说和故事的简单记录者,他也能够依照希腊城邦的法庭诉讼和广场论辩的社会风俗,对目击者的证词进行批判性的拷问,从而加入自己的理性判断,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历史表现的方式上,希罗多德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不是现代意义上同行评议的专业期刊或出版著作,而是希腊的“民主广场”。希罗多德“呈现”历史的方式具有很强的“表演”意味,与荷马史诗一样,希罗多德也是用爱奥尼亚方言写作,都是在向听众展示,书写历史的首要目的是“朗读”,而非“阅读”。到了罗马史学,像李维和塔西佗这样的历史学家首先是卓越的修辞学家,其次才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总体而言,在历史书写的技术没有充分完善之前,古典史学的“历史表现”具有很强的口传文化的特征,是一个从“听”到“听”的转换过程,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或确定性的获得,都源自这个“听觉”的共同体。古典史学既受惠于此,同时也受限于此。

  三、印刷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

  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记忆工程的进化创造了先决条件。生活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敏锐地将印刷术的发明看作人类文明进程上的第八个时代。在《古登堡星系:印刷人的诞生》一书中,麦克卢汉细致刻画了印刷文化所引发的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夏蒂埃也提到,正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一场“阅读革命”。从口传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也即从“听觉共同体”向“视觉共同体”的加速转换。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听觉系统不断衰落,逐渐被视觉系统所取代,眼部的加速运动彻底取代了大声朗读。感官的分离也意味着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在视觉的知识共同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感知就不再是一体化的“倾听”,而是清晰和分明的“观察”。

  借助对印刷媒介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印刷文化时代的历史书写秩序。印刷文化的现代史学,历史书写的原则和秩序是由一个从“看”到“看”的“视觉共同体”系统操作的,书面表达及其理性的逻辑学成为需要强化训练的技能。

  如果说希罗多德是古典史学之父,兰克就是现代史学的开创者。从媒介技术的角度,我们很容易理解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断裂性特征。1824年,兰克出版了《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一书。一方面,兰克为了确立历史学科的自主性,声称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不仅要与古代的教化哲学分离,而且要与自由想象的诗性文学划清界限。历史学不再是西塞罗所言的“历史乃生活之师”,由此将历史学从口传文化中的修辞学传统中解救出来,并确立历史书写的最高原则就是通过考证第一手资料来“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兰克依靠“如实直书”的宣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使得历史研究成为一项被竞相模仿和追逐的全球性事业,历史学的现代学科制度也逐渐全球化。

  另一方面,从抄本时代向印刷时代的过渡,一个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了,使得人类的记忆工程变得更加便捷、更加精确,其成本也更加低廉。在这一时期,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建立,就为业余史家向职业史家的过渡奠定了先决的技术条件。作为大学建制的职业历史学者不用进入“现场”进行研究,而是专心致志地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进行文字的视觉“旅行”,进而与他的研究对象拉开了一段距离。正是媒介技术造成的感官比率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使得兰克式的职业史学家们都必然要“页页核定”(纸质文献)和“精确陈述”(历史事实)。与希罗多德的实地“游记”形成鲜明对照的乃是兰克的文献“批判”,即作为《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一书附录的《近代史家批判》。由此可见,兰克所建构的学科体系及其话语体系完全是印刷文明时代才能够具有的特征,视觉的“阅读”和“查找”取代了听觉的“朗诵”和“记录”。

  换言之,现代的历史学是印刷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古典史学中常见的“演说词”(听觉共同体),也就被现代史学中通用的“脚注”(视觉共同体)所取代,历史书写秩序的标准和内涵也随之发生巨大变革。在印刷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中,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的标准可以说是由这个“视觉共同体”的系统所把控,书面表达及其理性的逻辑学则成为历史学的基本智力技能。

  四、赛博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

  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预见到互联网时代可能带来的媒介革命。在印刷文明时代,知识的生产被限定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作者孤独地写作,再以一个封闭的印刷品的形式呈现出来;读者再在另一个时空中进行阅读和解码。在印刷知识占据主导的社会中,信息的交流和传递的方式主要依靠车轮,由于信息传播的“间距”,也造成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当读者要去寻找“作者”的意图,也同样造成了“作者”的权威性。总而言之,在印刷文明时代,信息传播的不均衡必然造成中心与边缘的文化结构,印刷媒介模式也必然会导致作者中心、精英主义和专业主义。

  到了互联网时代,电力彻底取消了时空的差异,凡是电力所达的范围内,信息就可以同步到达。印刷媒介的“序列性”逐步被电子媒介的“同步性”取代,“距离感”被“在场感”取代。互联网的媒介革命取消了时空阻隔,“地球村”打破了印刷文明时代的知识生产和交流模式,同时也打破了印刷文明体系所制造的“旧秩序”,尤其是以视觉为中心的理性主义秩序,从而把人们的各种感官再次解放出来,在印刷时代被压抑的听觉的情感主义也被全方位调动起来,在赛博空间上重新“部落化”,这就是赛博文化体系之下形成的“新秩序”,电子媒介的终端将成为最终的裁决者,“印刷人”将会被“智能人”所取代。在赛博文化时代,作为完整模拟人类意识的赛博空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即时空间,不复存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作者与读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严格界限,这既是对印刷文明“作者神话”的否定,也是口传文化时代的螺旋式“复归”。

  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化的“算法”将成为新的王者,算法工程师与历史学家将携手共进。首先,就历史知识的生产而言,在电子媒介时代,数字化技术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将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的信息存储在非印刷型介质上,并通过计算机和其他外部设备将这些信息展现出来。历史学者可以利用各种检索工具和智能化的技术,对电子资源进行可视化的精确分析,最后再以“多维动态可视化”的新表达告终,“这样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的实现,涉及一个重要的环节,即自然语言中的描述性历史要素,与虚拟现实(VR)情境之交互界面的数字化对接”。再者,就历史知识的传播而言,网络传播的媒介技术所营造的环境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将会打破学院派史学与公众史学之间的界限,从而促进史学的民主化进程,“印刷史学”终将会被“网络史学”所取代。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将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历史知识不再被当作在文本的印刷中被永久固定了的著作者个人的产权,而成为众多读者即时参与和共享的公共知识,这也促进了专业历史学者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完善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在近代科学的历史学诞生之初,人们就渴望历史学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将历史世界看作一个完全可以“数据化”的世界,这样才能成就历史学之为科学的美名。但是,这种实证主义的史学态度遭到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强烈抵制,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世界是一个由活生生的个体所构成的伦理共同体世界,这是不可能完全被“数据化”的。20世纪70年代“计量史学”成为学术新潮的时刻,“克丽奥”女神并没有随之按照“计量”的道路向前发展,而是出现了很大的曲折。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学界也出现了叙事的复兴,勒华拉杜里随即采取民族志的手法,写出了《蒙塔尤》这一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西方史学史上的这一现象,也就涉及“什么是可量化的”等史学理论问题。因为计量史学家能够精准地算出每个美国黑奴遭受奴隶主鞭打的次数,但却无法体验暴力与奴役状态对奴隶的心灵和情感所带来的影响。

  在新的十字路口上,如果我们赞成实证主义的前提假定,把历史世界看作信息的世界,那么“人脑”就是一个消极的要素,需要不断地进化或升级换代,最终与“电脑”合二为一,依靠人脑来处理信息的历史学者终将消亡。如此来看,处于技术统治的强力下,人的主体意志很可能会被终结,历史主义者强调“历史学家”与“研究对象”主体间的交往与互动将被彻底抹杀,代之以一种实证主义特色的“数据搜集者”和“信息”的主客模式。如果我们坚持历史主义的前提预定,那么“人脑”就是一个积极的要素,因为人脑总是先于“电脑”,只要保有一颗心灵,人类就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继续焕发历史书写的无限生机。当历史记忆被电子媒介无限延伸为新常态,但人脑兼具记忆和遗忘的自然机能就会跟只能记忆的“电脑”发生激烈冲突。在此冲突中,历史想象的功能被逆转和凸显出来,因为想象平衡着各种感知和机能的比率。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一书就是在回应麦克卢汉所提出的议题,重新提出历史想象在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中的价值,进而复兴欧洲历史主义的传统。实际上,在近代科学的历史学诞生之初,兰克在声言历史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的科学的同时,也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写作或表现的艺术,因为历史最终是人用心书写出来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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