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迫切需要作出学理阐释。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出场是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历程相承接的，表明了中国人民生活样式的变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层次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成为牵引美好生活的根本动力，美好生活衍生出与这一时代境遇相匹配的全新意涵。

　　新时代美好生活是马克思笔下扬弃“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个性”转化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生活样式，建立在愈发增长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但与“自由人联合体”相匹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不能将新时代美好生活与“自由个性”的生活样式完全等同，但新时代美好生活确乎包含着“自由个性”的价值底蕴与实践底色。进一步看，全方位理解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价值意蕴，全领域推进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创造进程，必须将新时代美好生活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深刻理解新时代美好生活作为契合人民需要、体现时代潮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之生活图景的学理意蕴。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社会发展理论与新时代美好生活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从认识论、方法论等多重视角中为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变迁提供了科学的学理支撑。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理解新时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理解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变迁，都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即从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中去找寻原因，并以辩证、客观、总体、实践的方式来把握美好生活的质的规定性。新时代美好生活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基本特性，正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宏观规定，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科学洞察。

　　从社会发展之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意义上看，中国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进路，是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兼具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双重属性。在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任何一种生活样式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总是与人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所推行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关联。

　　中国道路的发展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创造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是当代中国实践在不同维度的实践展开，前者更侧重于宏观的国家发展叙事、社会发展叙事，后者更侧重于微观的个体叙事、生活叙事。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美好生活与中国道路之间存在着本质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从中国道路的发展趋向中契入，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创造主体与历史主题均指向人民、民族与人类三个维度，作为一种应然生活样式的新时代美好生活正是在这三个维度上勾连起历史的内在脉络。从根本上看，主体问题触及新时代美好生活这一论题的本质与核心，而主体之问又在深层意义上勾连着对新时代美好生活历史主题的理解。就其内涵而言，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一种主体性生活样式。在原初意义上，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主体，首先指向每一位中国人以及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道路的发展正是首先要为中国人的美好生活提供坚实的物质性基础、精神性资源与发展性保障，这也正是中国道路发展的历史主题。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现实建构始终围绕着“人”这条主线，“人”在价值上与事实上都构成了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主体。这里的人不是少部分人、某些既得利益者，也不是类似西方国家里某些特定人群组成的利益集团，而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全体的个人。在过去的一切时代里，人之生活的主体样态充满着晦暗，本应作为自身生活之主体的人民反而在生活中失去了自身的“主人”位置，人民在生活之理念与现实中被搁置、被边缘化、被工具化，劳苦大众多处于维系“生存”之境遇而无法高攀美好生活之状态。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境遇下，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因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以人民主体为内核的新时代美好生活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而持续深入推进。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人虽然获得了不同于以往一切世代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 依旧存在着束缚与桎梏，即其本身建立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并且，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这种异化境遇便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善与缓解，人之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可能得到彻底的实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虽然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之境遇依旧存在，但由于社会主义所内在生成的积极性质与正向效应，这种异化境遇可以最大程度上被克服、被消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可以最大程度实现。

　　新时代美好生活不是属于原子式个体的生活样式，而是属于有组织、有力量、富有创造性的人民整体的生活样式，这一生活样式的引领者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引领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根本特征与巨大优势，规避了生活样式创造与变革进程中所可能导致的实践无序之风险，保障了新时代美好生活目标的确定性与可持续性。中国共产党面对新时代中国发展之新境遇，从历史的宏观逻辑与现实的微观逻辑出发，提出了新时代美好生活这一富有战略意义的生活样式构想。人民在历史上首次成为了一种高层次、高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样式的主体，处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中心位置，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学理主旨的源头规定，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的现代诠释。

　　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转变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发生与出场的基本依据，也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得以不断发展、向前推进的前提性条件。社会发展不是漫无目的地在思辨中前行的，而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行的，“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植根于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跃迁这一基本境遇，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应然走向。由于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发展方式的不断转变、科学技术的不断迭代，作为“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的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与发展，人们生活样式的变革进程也由此开启。人的美好生活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发生之源首先在于我国物质生产力的历史性跃升，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层面上给人们生活样式的变革带来了动力与活力。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发生以现实为原点，从人的需要、人的诉求中逐渐生成，深刻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体认与精神追求。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乃是社会主义状态下人的本质力量的证明方式，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核心表征。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中国出场，首先是表现为人的一种高层级的需要。新时代美好生活作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样式，在人的需要不断增长中应运而生，逐步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共同价值体认。

　　新时代美好生活发生于社会供给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状态，旨在最大程度弥合二者间的矛盾关系，达致供需基本融合的生活状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是个别的、细枝末节的暂时性变动，而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发生亦要从全局性、整体性的视角契入才能得以深刻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既起源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又旨在化解这对新矛盾，其最终方向是使宏观的社会供给与微观的个体需要能够达成基本均衡的状态，社会供给不是自然的、粗放的供给，而要朝着有序的、精准的、高质量的供给方向发展。

　　劳动是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范畴，马克思曾设想在共产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里，“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洞察劳动的视角是独特而又深刻的，他将劳动与人的生活以及社会发展内在关联在一起，构成了其哲学的鲜明特色，也为我们理解新时代美好生活实现样态的变革提供了学理支撑。对于个人而言，劳动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彰显着人的类特性，彰显着人之为人的基本依托。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不仅仅创造着物质财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同时也构筑起了自身生活的样式。

　　新时代美好生活是自我赋予、自我创造的，而不是外在施加、他者给予的，劳动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得以实现的根本所在。外在赐予的幸福不具有可持续性，也不符合新时代美好生活所应有的价值底色。

　　观念上的劳动精神与现实上的具体劳动，构成了劳动的两种形态，在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进程中，劳动的观念形态与现实形态都应得到最大程度释放。观念上的劳动精神来源于现实劳动的本质规定性，这种劳动至上、劳动第一性的观念并非是抽象推演得出的，而是从现实中、从“现实的个人”的生活当中提炼得出的。观念上的劳动精神并不是也不可能直接替代现实的劳动，而是旨在服务于现实劳动的推进、激活现实劳动的潜在力量。

　　新时代美好生活高扬目的理性，但也离不开价值理性的显扬，二者中任何一方的缺位都会导致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失衡与失序，而劳动正是联结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中介。新时代美好生活是多维的，物质向度虽然是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核心向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时代美好生活能窄化为物质上的享受、资源上的占有。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创造进程中，人们面对的来自外部世界的诱惑与压力层出不穷，一旦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初心沦陷，新时代美好生活就可能处于一种较低的发展状态而停滞不前，乃至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超越维度、批判维度丧失，而缩小为一种较为低级的生存性需要。在现实中，异化劳动并没有完全消失，由此，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状态依旧时隐时现，劳动本身的积极性质依旧存在被消解的境遇，人之劳动的主体价值与现实意义仍有待持续激活与深入开发。这些都是过去发展进程中的不充分、不完全因素所带来的后遗症，而随着新时代美好生活实现样态的不断变革，劳动的积极性质将不断彰显，劳动的本质意义将实然回归，劳动的异化境遇能够得到根本解决。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人们的本质力量也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得以证成。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是由全体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共同完成的，因而具有“共创”之属性，同时，美好生活的最终实现又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因而又具有“共享”之属性。共创与共享都深刻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理论意旨，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美好生活实现样态的基本意蕴，二者既体现着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又彰显着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结果。共创和共享都具有覆盖上的全面性与过程上的渐进性，即全体人民都投身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进程中，但这一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段较长的过程。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休戚与共，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都离不开全球协作，全面把握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外部样态至关重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对人类交往史以及人类生活样式的演变史有着更为通透的体认，“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全球化的趋势、“世界历史”的趋势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要关涉与他国的贸易、金融、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生态、安全等众多领域的交往，即愈发需要关注外部世界、外在因素的潜在影响。“世界历史”的趋势给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带来历史性的机遇，单一国家不可能在封闭条件下完成生活样式变迁的时代任务，只有在开放、包容、合作的世界舞台中，美好生活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中国从不空谈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世界意义，而是在正确义利观的内在导引下，在中国梦与世界梦之理想同构的境遇中，具体而又真实地推进着属于人类的共同理想生活。

　　将新时代美好生活向外延伸，上升到人类整体的价值高度，实现人类对于生活样式的理想追求凸显了中国道路的正义性、中国制度的正当性、中国理论的深刻性以及中国文化的和合性。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及现实利益的诉求，西方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断，而化解这些偏见与回应这些谬论的最好做法，便是在推进新时代美好生活实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不断彰显着中国价值的吸引力以及中国制度的感召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及价值引领》，《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