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历史逻辑的必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学术创新能力和文化自觉程度，体现了中国学者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远大志向。对跨文化研究和阐发研究等核心问题的争论，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最持久的焦点。其突出特征表明，中国学派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创新都是在激烈争论中实现的，彰显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内涵、意义及其深层次的文化自信诉求。客观辩证地审视跨文化研究和阐发研究，正视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既有利于中国学派可持续健康发展，又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围绕是否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积极构建中国学派的学者们并不因反对声音而止步，特别是面对西方学术权威，不再唯唯诺诺，也不再被西方观点左右。中国学者一方面敢于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挑战西方学术权威，据理力争；另一方面他们坚守信念，潜心研究，不断努力以实绩说话，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对平等话语权利的追求和对学术责任的主动担当，体现了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和身份认同的国家情怀。当然，国内一些学者反对建立学派，并非给“呼吁创建‘中国学派’的中国学人泼冷水，而是从反面调换一种视角，给人某种启迪，使中国学者反复掂量深思”。这也客观地体现了中国学者审慎的研究态度。他们的意见无疑能提醒学派创建者们不要头脑膨胀盲目乐观，在挑战面前，当冷静把握问题，明确任重而道远。

　　创立学派的争论焦点：“跨文化研究”与“阐发研究”

　　总观比较文学中国学派40年来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中国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实现的，争论孕育着创新，创新又伴随着质疑，循序渐进，不断突破。那么，围绕中国学派的建立所引发的焦点问题是什么，相对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中国学派的独特性在哪里，围绕这两大核心问题的争论，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最值得关注的焦点。

　　中国学者在一开始展开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时，便清醒地意识到，跨文化必然产生差异性、矛盾性认知。将跨文化研究作为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之所以引起争议，主要是论辩双方对文化内涵的不同理解所致。对跨文化的核心理解在于跨什么样的文化。赞成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由于以往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主要是在以古希腊罗马—基督教同质文化内部进行研究，所以它们关注的重点自然相同或类似。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则不然，当它面对西方世界时，完全是在与自己的儒教文化根本不同质的文化进行比较与对话，不得不应对因巨大差异带来的严峻挑战。这自然让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形成了区别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鲜明特征。不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质疑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有学者认为，处于古希腊罗马—基督教同质文化中的众多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的文化各有特点，淡化或忽略这些差异，都不应该。当然，跨文化或跨文明研究的表述从字面上看，由于未能明确表达出文学研究的内涵，自然也是引发争论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从整体上看，在强调差异性、异质性的基础上，将跨文化研究作为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是言之成理的。

　　关于阐发研究能否成为中国学派基本方法的论争，争论双方各执己见，分歧明显，短期内还难以达成共识。维护阐发研究的学者坚持认为，阐发研究是在对西方理论慎重选择、有机调整的基础上，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有效对话资源，强调阐发的互释性、反思性及比较性的功能。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坚持认为，阐发研究的底色是西方理论，无论你怎样在主动作为中进行考验、修正和扩大，其运作方式始终没有离开西方理论的思维，没有摆脱西方理论的影响，批评实践中几乎一边倒地用西方理论阐发中国文学的倾向就已经说明问题。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当每每要求作者用理论说话、加强理论深度之时，几乎就是在寻求相关的西方理论来观照问题、解决问题。这一现状无法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同阐发研究。这就是论争的困境所在。正是意识到这样的困境，有学者才指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是一种基于民族文化本位情绪的理论诉求，它更多涉及的是一种争夺文化话语权的策略，而非理论方法的建立”。因而建议将比较观念与比较方法分别对待，比较观念是“民族文化本位情绪的表述”，而比较方法“则是冷静的学术研究模式”，“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并不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改变。”所以认为“无所谓中国、外国的方法，只要它处于中国语境之中，符合中国实际，能够恰切地表达中国的文学现实，就可以为中国经验所分享，成为中国的方法”。看来，要真正走出困境，让阐发研究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从根本上扭转理论言说的西化倾向，尚需假以时日。不过，笔者认为，目前，阐发研究仍不失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在跨文化沟通、互释、扩大比较认知等方面依然起着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

　　问题透视与规律探寻

　　中国学者对关注“差异性”的跨文化研究这一鲜明特征的认定无疑是准确的。这一认定主要是基于对世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具权威影响力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特征的比较和判断。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当然都面临跨文化问题，但是从宏观角度看，跨文化的内涵却有大文化和小文化之分，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之别。中国学者主要是从大文化之间的异质层面（即不同文明层面），针对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囿于源自古希腊罗马—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单一文化／文明圈的整体情况而提出跨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当然，跨东西方异质文化研究的不仅仅是中国，如在亚洲就还有近邻印度、日本等重要国家，但是它们的实际情况与中国明显不同。印度虽曾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自己悠久灿烂的历史成就，但近代以来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深受西方体制影响，在国家结构方面实行的是联邦制，法律制度层面属于英美法体系。而日本是东方第一个自觉地、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化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二战后意识形态更接近西方。中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外交策略，坚定走社会主义强国之路。中国之所以能本质地区别于印度、日本等国家，就在于根深蒂固、历久弥坚的中华思想文化传统。中华思想文化传统中的包容性品质与“和为贵”理念，使中国长期在与外界交往过程中更能以平和心态关注并尊重对方的差异，并对之感同身受，在尊重彼此差异基础上进行善意沟通和积极对话，最终求得共识。这种理念与准则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不是因为求同思维而比较，而是基于差异双方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比较来寻找彼此的共同点，取长补短，共存共荣，和谐发展。因此，“差异性”的确立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从法、美学派的求同思维推进到求异思维的学科理论的新构建。从整体视角出发，不纠缠于局部细节，以此来认识中国学派的跨文化特征，也就顺理成章了。

　　建立中国学派首先是看能否开辟、拓展出属于自己的新的特色研究领域，并不一定要刻意提供出独特的方法，能够同时创新研究方法自然更好。从对阐发研究的争论看，确实存在过度纠结于方法独特性的倾向，流露出学者们对追寻学派独特方法论的焦虑与渴望。其实，方法的使用不在于是否具有独特性，而在于所选用的方法与所解决的问题之间是否存在适应性和融合度，是否对解决问题切实有效。只要有利于批评目的的实现，就是可以运用的有效的方法。阐发作为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强调它是跨文化基础上的反思性阐释与对话，并且具有内在的比较功能，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观点。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意识到，确实需要“优先考虑文化差异，而不是去回避”时，他们在进行跨文化文学研究过程中就势必会更离不开相互观照的、反思性的阐发，况且阐发也是一切文学批评与思维活动绕不过去的基本路径。它如同作为普遍使用的比较方法本身一样，具有通用性，自古存在。如若把普遍运用的阐发上升至中国学派方法论基础与特色的高度，就难免让诸多学者困惑、质疑。质疑之二便是阐发研究由单向阐发到双向阐发的困难性。修正、丰富后的阐发法，强调双向阐发，更重视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但批评实践中往往又陷入中国理论话语“失语”的尴尬。阐发研究所体现出的理论主张与批评实践脱节的状况，一方面说明我们运用西方文论时，无形中还深受西方理论思维的影响，缺少实质性的改造与反思，照搬挪用、依葫芦画瓢的情形较为普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缺乏一套来自传统的、经过合理选择的、凝练成熟的批评理论话语。这需要我们从理论层面思考中国古典批评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辨析哪些古典批评资源能够实现转化，提出切实有效的话语体系和操作规范。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望带动全新批评实践的兴盛。

　　方法创新与学术研究一样，离不开对既有传统的承续和借鉴，不可能全部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应该接着使用，在已有基础上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独到的剖析探讨和出彩解答，才有可能完成方法的创新，并最终贡献具有自己特色的话语方式。这是一个研究实践经验不断积累、总结而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

　　由于比较文学研究直接立于跨文化的前沿，其中的身份认同、文化自信的焦虑感相对更强，这也成为比较文学界较之其他研究领域学派意识更为迫切的原因所在。在跨东西文化的文学比较中，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需要更鲜明地突显出来，不仅要回到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中汲取力量和智慧，还要在不同文化间拿捏衡量，最终站在某个制高点来俯视两种不同的文化文学，既寻找共同点，又关注差异性，绝不以一种文化文学的优势来嘲笑、鄙视甚至取代另一种文化文学。这就需要跨文化的非凡睿智和理性判断。这种比较更强调在平等基础上的善意交流、和谐沟通与有效对话。因此，中国学者积极创建中国学派的努力，是追求平等对话意识的体现。中国学者旨在通过学派的创建，不断积聚力量，强化问题意识，勾画、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路径，进一步形成并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这一努力显然不是为了经营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圈子，更不是作茧自缚，相反，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学术创新能力和文化自觉程度，体现了中国学者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远大志向。学派尽管不能盲目自封，需要后人来总结，不过，基本前提是必须要有大量的先期研究成果可供后人总结。所有这些成果都是有方向的，都隐含着自觉的建构意识，绝不是漫无目的、随意为之的。如果完全呈现散乱状态，无轨迹、无规律可循，也就难以总结。历史上的著名学派，不仅在形成的过程中有自觉的学术规划，发挥积极的人为影响，且都对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起到显而易见的引领与促进作用。所以，学派的产生并非不需要有意识的引导，纯粹顺其自然、听之任之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我们不应该主动放弃引导的权利与责任，只要这种引导是有意义的。

　　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明确而坚定地追求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主张民族性不是不要世界性，追求世界性也不是排斥民族性。没有脱离民族性的世界性，要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世界性中蕴含着民族性。民族性中包含着对民族身份、国家意识的强烈认同。坚守比较文学研究中对民族身份、国家意识的认同感，自然体现着意识形态的色彩，这原本就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我们强调“民族性”，不是基于民族本位主义的自吹自擂、自我膨胀，更非自视高人一等的盲目排外、自我封闭，而是要自觉地、清醒地认识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是要更清楚地认知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个性特色，是为了与其他不同国家民族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更好地扬长避短、学习借鉴他人之长，以增添旺盛活力并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尊重自己的民族性，而且还要尊重其他国家民族的民族性，这是保持文化文学多元发展、促进不同文化文学间沟通和理解的基础。我们强调“民族性”不是歧视他者的唯我独尊，而是倡导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民族通过平等交流对话，以自身的民族个性特色贡献于解决人类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同时包容、善待差异，和谐共处，相得益彰。无论是试图借比较来优越自己、贬低他人的文化霸权主义，还是孤芳自赏、夜郎自大的文化孤立主义，都是我们需要警惕并坚决反对的。

　　全球化或世界主义是我们的远景目标，但我们首先需要站稳中国立场，明确民族身份。一味奢谈全球化、世界主义而淡化民族身份、国家立场的所谓超越，必然会失去坚实的立足点，也必然成为可笑的堂吉诃德。近年来，“世界主义”的提法再次受到部分国内外学者的推崇，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当今严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极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策略等对国际间公平公正原则的悍然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辩证认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及其意义，将有助于中国学派建设站位更准、行得更稳。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