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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涉及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文化传承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身份认同与国际定位。但长期以来,对于文化传承这一论题本身却鲜有系统考察。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从社会学“实践”概念出发,借助认知社会学关于图式问题的讨论,拓展传统文化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文化分析范式,形成文化传承的三维度分析框架。其次,以图式文化为导向,讨论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机制,对比了“路径依赖式”的自我传承与“制度支持式”的系统传承,并区分两种传承机制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最后,对文化传承的经验考察,回应了社会学研究对于分析对象变异性的重视,指出文化传承过程中图式文化在作用群体、作用效果和作用领域等多方面所具有的变异性。本文亦对如何在经验分析中把握和测量文化传承进行了介绍,区分出两种进路。
一、传统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化及其认知社会学拓展
(一)文化三论
意义系统论将文化理解为一套内部逻辑自洽的规则观念,以此赋予人们的日常生活以意义。文化被定义为某种外在于个体的意义体,且对社会成员具有外生的同质化的影响,带有极强的客观主义色彩。这一分析路径的代表是韦伯对于新教伦理问题的讨论。对于文化“意义系统论”的批评是,人们对某一文化意义体的接受不可能是同质化的。由于信息过载,人们对同一文化意义体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个性化的改造。文化工具箱论得以兴起,它强调文化的工具属性以及行动者对文化所具有的能动性和掌控力。文化可以由个体针对特定情境进行选择性和策略性的使用,从而使得自己的行为具有意义、可理解性乃至合法性。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安·斯威德勒对于爱情观的讨论。
文化的意义系统论与工具箱论展示了文化对于个体行为“限制”与“赋能”的两面性。意义系统论过于强调文化的客观性,而工具箱论则过于主体化和碎片化。如何恰到好处地保留文化的“社会”属性但又使其不至向两边偏倚,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即文化的社会实践论。布迪厄从“惯习”出发,来审视实践的特征,即潜认知、可塑性与结构性。如果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一方面,个体的实践过程(文化)具有稳定的特征,而非像工具箱论所强调的是高度情境化的“工具”。另一方面,实践(文化)也具有可塑性,而非意义系统论所强调的那种高度同质化的文化意义体。当然,实践取向的文化分析不可取代其他两论,对于宏观的超越个体的文化和对于微观的文化策略使用而言,文化的意义系统论和工具箱论有其独特的价值。
(二)再议“实践”:认知社会学的拓展
关于实践的社会学讨论多数仍为学理论辩,尚缺乏有效的手段将理论上的概念优势转化为经验研究中的可操作的分析对象。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来自认知社会学研究,它从人们的认知过程出发,强调了社会生活环境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模式,以及特定的认知模式如何影响个体的行动。这里的核心概念是图式。
图式可以定义为人们用来理解、组织和勾连认知对象的某种认知结构。对于文化研究的社会实践论,图式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原因在于,指导人们行为的图式充分体现上述惯习概念的三个特征。而认知社会学的图式概念并非惯习概念的简单重复或者在心理层面上的投射。图式的定义,首先,强调了个人的认知结构,不再具有社会结构决定论的意味,其与社会环境的动态关系更能展示主客观的平衡。其次,重在其使动能力,特定的图式会和特定的行动模式联系在一起。最后,含义更为丰富,既可以指代潜在认知模式,也可以指代能够明确言说和表达的认知模式。
二、文化传承的三维分析框架
从图式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社会实践论与前述意义系统论和工具箱论结合,可以形成文化传承的三维度模型。这个模型呈现了文化的三种本体论定义:制度化文化对应于外在于个人且内部一以贯之的文化意义体;图式文化对应于个人实践背后结构化的认知图式;个体文化对应于对文化的策略性使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采用图式文化是为了强调文化在人群中的共享性。
(一)文化传承的抽象层次
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在抽象程度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决定了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派生性。制度化的文化构成的一套意义系统,其范围最为广泛,抽象程度最高,具有派生性,是其他类型文化的起始点,原则上不会随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生活情境而变。图式文化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可视为中度抽象的文化,具有稳定性,又会被社会经验所形塑。最后,个体文化涉及的是如何对行为进行诠释,这种诠释基本上不具抽象性,而是对具体行为的意义赋予。
(二)文化传承的难易程度
制度化文化由于提供了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其较少受到生活实践的影响,故而历时性传承相对容易。与之相比,图式的传承在稳定性和延续性略输一筹,社会生活环境的巨变有可能使它冲击,但其本身并非随着社会变化而即刻改变,而是在基本的认知层面保持稳定。文化传承难度最大的是个体文化,生活中一些非常具体的变化就有可能改变人们对文化意义的策略性使用,对环境的敏感性意味着个体文化难以长时段传承。
(三)文化传承的对象
对于图式文化而言,文化的内容指涉个人认知中特定意义单元的含义,而结构则是意义单元彼此关联的模式。制度化文化对于内容和结构都进行了规范,它的传承内容与结构并举。图式文化则更注重文化意义单元之间的关系模式,即所谓的结构,而非对内容的维系。对文化的策略性使用是将特定的内容贴附于行动之上,因此个体文化更多地涉及具体的文化单元的内容,而非彼此的结构。
三、图式文化何以传承:机制分析
将文化理解为图式来讨论其传承,可以帮助研究者回答一系列“中层理论”问题。
(一)自我传承
自我传承指的是图式文化通过自我复制以达成历时性延续。这种自我复制有多种实现的基础,图式本身代表了个人的基本实践模式;个体特定的图式有可能通过聚集效应得到强化。其主要维系机制是“频繁接触”或“重复性”,是对同样一套认知结构的长时段使用。顺着这一逻辑,图式文化的基本样态是趋于稳定的,若无外力打破,它应当能够自发保持长时段的延续。
(二)系统传承
系统传承强调制度环境对特定图式文化的支持作用。在这一模式下,图式文化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存在,是因为图式文化与外界制度之间存在强有力的正向联结,外部制度提供了图式文化延续的动力。需要说明的是,实际生活中的图式文化传承可以是上述两种机制的结合,一方面通过重复形成路径依赖式的“内援”,另一方面通过和外在制度联结形成“外援”。
(三)文化自我传承与系统传承的区分:价值与意义
首先,这种区分体现了不同的文化传承能力。系统传承式下的图式文化受制于自身对外部制度的敏感性。自我传承则更有持续性,其根本便在于图式文化的自我复制。其次,对于行动者的定位有所不同。系统传承基本不涉及具体行动者,期间支持性的制度更多的是某种宏观因素。自我传承则需要考察特定的认知图式在行动者那里如何得以接纳、维系从而带来文化的延续。最后,两种模式在展示社会学“机制分析”逻辑时有所差异。社会学区分了条件机制、行动形成机制、形变机制,分别对应了自我传承过程的不同阶段:社会环境如何维系特定认知图式、特定认知图式如何影响个人行动、具有特定行动模式的个体如何聚合起来再次形成有益于图式文化传承的聚合体。而系统传承不会涉及具体的机制过程,它缺少了对具体机制的分析从而存在论述逻辑上的“黑箱”。
四、图式文化传承的经验面向Ⅰ:寻找变异性
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非常强调分析对象的变异性。这一取向似乎与文化传承研究强调文化的“不变性”相左。为了缓和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我们有必要寻找图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经验变异性。
(一)子群体变异性
对于特定总体而言,其成员所持有的图式并非一元,而是多元。将文化定义为图式,能够突出这种子群体之间的认知差异,使文化概念落实于群体之中从而经验上可以“触及”。对于给定的群体而言,内部必然存在不止一种认知结构。同时,图式文化的子群体变异性也为文化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
这里采用子群体变异性而非亚文化概念出于三点考虑。首先,亚文化强调了某种文化在特定群体中的独特性,变异性强调了同一分析对象的组间差异。其次,亚文化通常被看作某种意义体,具有结构与内容的双重含义,而变异性强调了认知结构的差异,更凸显图式的结构面向。最后,亚文化的分析很多时候会和反文化联系起来,但对变异性的讨论却更加中性。另外,图式文化的子群体变异性从一个新的角度帮助我们在经验研究中诠释、把握和展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多样性。
(二)作用领域变异性
图式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也会有作用领域的变异性。人们的认知图式本身强调了认知对象之间的稳定结构,其与文化作用领域并不一一对应,同样的图式文化完全可能被应用到不同的实践领域中,从而实现同一图式文化的“跨界”。图式文化的传承意味着特定图式文化在不同领域的保持,这是对传统的文化传承研究思路的拓展。此外,在图式的使用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同一图式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扩散,这对于理解文化扩散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由于图式本身代表一种深层次的认知结构,其作用领域的变异性也可以被看成是认知图式在不同领域的同质性。不同领域的同质性强调的是人们的认知结构存在同构性,重在“同”;而图式文化作用范围的多样性强调的是文化不必拘泥于特定实质性领域,从而拒斥了领域——文化之间的片面匹配,重在“异”。考虑到这里讨论的是文化延续过程中的潜在变异性,后一讨论框架更为贴切。
(三)社会效果变异性
图式文化的传承可能存在积极和消极两种社会效果,而一些消极的文化元素也被保留下来的原因探讨较少。所谓“消极”,很大程度上是指某种针对特定群体的“偏见”或者“刻板印象”。基于图式文化的视角提供了一个解释文化偏见延续的思路:图式的刚性。
图式的刚性是指人们在日常实践过程中是会倾向于接受那些与自身图式一致的信息,并尽可能地避免那些挑战已有图式的信息。负面的文化元素之所以被延续下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认知过程中的图式刚性,从而保留了各种“刻板印象”。此外,图式文化的聚合性使这种“偏见”会超越个体而成为某种群体特征,文化负面因素得到集体性的延续。
五、图式文化传承的经验面向Ⅱ:测量
对于经验社会学研究者而言,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经验现实中“测量”图式文化的延续性。
(一)通过潜变量取值测量图式文化传承
研究者可以通过潜变量模型、强制回答的问卷设计以及心理学试验的方法来估计出每一个分析对象的潜在图式文化分数。这些方法通过某种实验或者统计分析手段,来展示出个体潜在的某种认知模式得分。这种认知模式在更大范围的共享性就构成了图式文化。基于这种潜在式的测量,文化传承经验上就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定群体在潜在图式测量上的平均分数具有历时稳定特征。
(二)通过潜在结构测量图式文化传承
沿着“结构”导向的分析进路,我们经验观察的是看某种结构矩阵或者网络结构如何保持稳定。这里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源于心理学的潜态度实验。通过提供给被研究对象一系列概念,以实验方法挖掘人们如何理解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个则来自传统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为了探究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采用关系类别模型来挖掘出人们在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时所持有的稳定的认知结构。文化传承便是考察此类关联性结构是否可以长期存在。
结语与讨论
本文从不同角度对文化传承现象本身进行了学理上的讨论。相较于文化变迁,文化传承并非社会学传统的“热门”议题,原因在于现有社会学的主流分析框架尚未走出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叙事逻辑。此外,图式文化为导向的文化传承分析进路从宏观秩序与微观秩序的内在联系角度论证了图式文化何以关系到社会的团结稳定。
从实践角度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目前的文化宣传工作具有启示意义。首先,实践层面的文化兼具模式性和可塑性,更有政策意义上的操作空间。其次,文化宣传策略在试图定义或者再定义文化认知元素的“内容”之外,需要考虑如何调整文化认知元素之间的关联结构。最后,对于积极文化因素的传承,需要注意内力和外力的平衡。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对于图式形成、分类等问题没有提供更为详尽的讨论,因此,本文并没有全面反映认知-文化社会学的全部理论图景。其次,个体文化的分析路径和图式文化的分析路径二者存在更为细微的差异,有待展开。最后,图式文化的经验分析往往基于量化方法,但是文化社会学传统的分析手段则偏重于质性方法,对于两种方法体系之间存在的张力,需要进一步讨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赛音/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