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在不同国别情境下的发展，存在各种各样的学科自主性建设知识计划。尤其是对非西方社会的学科建设而言，在研究实践中立足本土社会，建立一门在理论和方法上具备本土自觉的社会学是它们的共同目标。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它要求我们采取全球化的视野以及历史动态的眼光考察全球社会学的发展。许多非西方社会学展开的本土化实践，对建设一门自主学科发出了强烈的诉求。但社会学学科自主性的追寻并不是非西方社会学专属的学术目标，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社会学，同样也在寻求自身学术传统与学科认同的确立和巩固。在不同历史阶段，它们各自采取不同的方法、路径和策略来重塑自己的学科认同与学科自主，并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学科自主性实践。这些来自他山的“石”与“玉”，在历史实践中表现出的学科动态，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参照。

　　一、重新想象西方社会学：学科自主性的追寻 

　　对大多数身处北美和欧洲之外的社会学而言，“西方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它是重要的参照群体，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模仿复制，或另辟蹊径，以寻求不一样的社会学。这种强大的象征资源同时也会给非西方社会学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束缚后者的学科实践与知识生产，失去研究创新与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能力。

　　当代的社会学实践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知识系统，它更多地表现为许多相互联结的知识计划。对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而言，它们对学科自主性的追求，虽然可能会缺少非西方社会学那种来自“模仿的焦虑”，但是同样需要面对内部与外部环境变迁带来的挑战，作为历史上的原创者，反思和批判自身学科实践的历史，并在诸种调整和转型过程中表达新的实践导向与社会学学科认同。

　　面对后殖民理论的批评，以及新的世界历史动态，当代西方社会学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其中蕴含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对社会学历史上的欧洲中心主义遗产进行修正，在全球化与相互联结的历史视野中审视社会学的兴起与实践。其次，对学科历史的重新梳理和阐释，出于对纪元性宏大叙事的警惕，学者搁置了古典、现代和后现代这样的社会学时间结构，在讨论学科历史的时候，转而使用“前学科”或者“成型时期”来描述社会学特定的历史时期。再次，在建设一门“全球社会学”的时候，西方社会学内部的多元属性和差异性，以及背后所蕴含的张力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些特征消解了我们将西方社会学视为一个整体性学术共同体的想象。最后，因为内部的差异和张力，西方社会学也存在“本土化”的学术潮流和学科建设诉求，需要通过寻求或者建立国家传统来巩固自身的学科认同。

　　在这些新的理论趋势中，可以根据研究主题将它们归入社会学不同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中，同时亦是西方社会学学科自主性实践的表现。学科史的书写是塑造和表达学科认同与主体性最为直接的领域，提供了重要的象征资源。结合现实情境，对历史与理论遗产的修正和再阐释，可以实现对自身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对中国社会学而言，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中不仅需要关注非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亦需要我们结合新近的理论动态“重新想象西方社会学”。

　　二、重写学科历史：寻找社会学的美国传统 

　　在制度建设与学术产出方面，美国社会学的专业化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当代世界社会学也影响深远，但是对美国社会学学科历史的研究却存在不足。大部分学科史研究都关注社会学早期或者欧洲的历史，社会学最显著的发展、理论与经验研究结合打造的最强传统却发生在美国。这种巨大的学科影响力与薄弱的历史研究之间的不对称，为重新考察和梳理这门学科在美国的历史提出了当代要求。

　　对社会学教材的长时段考察，会发现不同阶段的美国社会学在重写这门学科的历史。这种变化更多地来自社会思潮的影响和“要求”，并表现出强烈的追寻社会学美国历史与传统的倾向。同时，这种重写的实践使得美国社会学与一般化历史中由欧洲理论家所主导的“西方社会学”形成区别。

　　追寻社会学的美国传统，美国而不是欧洲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成为学者探寻的对象。美国社会学兴起于多元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境，19世纪美国的社会科学运动集中了不同领域的实践者。这场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范畴，融入了彼时社会激进主义、社会救济工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思潮和社会运动。早期的美国社会学脱胎于这种历史情境，在理论和研究取向上，侧重实用主义哲学，注重对美国社会和道德的提升，以及对彼时新移民和少数族群的社会化研究。

　　占据主流的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了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乃至专业的社会学首先表现为一种方法上的特征，需要对社会进行定量或者定性的描述。经验研究方法的兴起，与美国社会学对本土问题的关注联结在一起。20世纪早期涌现出一大批针对美国城市、市政和郊区社会生活的经验研究，这种对美国城市内部差异和混乱的关注，形成了新的知识对象、方法与应用，甚至是新版本的学科与听众。这种美国版的社会学与19世纪欧洲兴起的社会学存在“认识论断裂”，但是在理论维度，美国与欧洲之间依然存在紧密的联结，并出现了新的综合趋势。

　　在美国学者对自身学科历史的梳理中，安东尼·J.巴拉什（Anthony J. Blasi）指出历史上美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教育存在一个双轨路径。一方面，实践者从美国本土生长的理论中发展研究洞见。另一方面，美国学者在美国社会学与其他知识传统中建立联结，欧洲的社会学理论成为美国学者关注的对象，帕森斯对欧洲理论的综合是其中的代表。帕森斯对欧洲理论的综合，使美国社会学自身的历史传统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之后形成了“断流”，美国社会学历史上的奠基人们被选择性地遗忘了。

　　后帕森斯时代的美国社会学，出现了一批重塑美国社会学多元化历史和实践传统的学术著作，在重新接续断流历史的同时，对影响美国社会学的欧洲概念资源或者理论遗产表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甚至与许多来自非西方社会的后殖民社会学一样，对这门学科的“欧洲建构”发出了美国质疑，并提出了建立自主学科的“美国诉求”。《社会学的经典传统：美国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Sociology：The American Tradition），将美国社会学塑造为与欧洲社会学并列的传统。美国社会学相信通过理性与科学的社会研究，而不是通过信仰或者美德来实现社会拯救。这种科学理性的社会学追求表现在研究方法的历史实践中，并被当作专业社会学的代表，锻造成美国社会学的科学认同。《美国社会学的多元历史》（Diverse Histories of American Sociology）一书。复数形式的历史强调了多元化的特征，以有别于那种根据概念、方法技术、理论或者理论家的分类来建构的学科历史。

　　对社会学历史的总结和编纂，最为直接地塑造了这门学科的认同与自主性。虽然美国社会学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但它仍不断地通过重写历史的方式来表达对自主学科的追求以及自身的美国属性。在社会学起源的欧洲中心主义宏大叙事之外，采用多元化的历史取代一元论的历史叙事，不仅反思历史上欧洲概念和理论资源对自身的影响，同时通过重新发掘美国本土被遮蔽的历史，确立这门学科的美国传统，并将它塑造为与欧洲社会学并立的经典。

　　三、重建历史联结：欧洲的社会学想象与理论重构 

　　面对世界历史动态，作为社会学最初的“原创者”，欧洲社会学并没有停留在历史之中，它的学科自主性表现在对自身古典遗产做出调整与修正，以及对新社会情境的理解和阐释之中。在学科起源的“双重革命”叙事中，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成为催生现代学科的重要历史时刻，这门学科的兴起亦被理解为对欧洲现代问题的知识回应。但是，这种以欧洲为重心的阐释越来越受到质疑。在当代的理论发展中，对欧洲中心主义社会学的修正，一方面，重建社会学与全球历史的联结，将隐身和被遮蔽的殖民主义历史重新带入理论讨论；另一方面，面对后殖民理论的批评，欧洲社会学开始重新想象和阐释欧洲概念的历史以及它的未来，并通过理论重构来更新欧洲社会学的理论遗产。

　　古迈德·K.芭芭拉（Gurminder K. Bhambra）强调社会学的历史属性，对建设全球社会学的学术反思与重构，需要连接殖民主义的全球历史。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实践所连接的全球和地方，构成了社会学兴起、传播和发展流变的基本历史情境。在芭芭拉这里，“全球社会学”并不是一个新的事物，它需要我们“倒回去”重新思考社会学的今天与历史的关联，并以这种重构的新知识指导今天的全球社会学建设。斯蒂文·塞德曼（Steven Seidman）用“殖民无意识”来描述古典社会学理论对帝国主义动态的系统性忽视。古典社会学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参与了欧洲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历史进程。而当代的社会学研究，不仅需要将帝国纳入社会学历史和现代性的分析视野，亦需要修正社会学理论中本质主义将社会差异理解为价值上的高下和优劣之分的阐释方法。

　　面对后殖民学者的激烈批评，有欧洲学者站出来为“欧洲”进行辩护。杰拉德·德兰蒂（Gerard Delanty）将对欧洲的历史和政治社会学研究视为一种重构性批判。在方法上，强调对欧洲的关系性理解。关系性的方法不仅要考虑欧洲形成过程中内部存在的多元文化与异质属性，同时需要将欧洲与其他地区的文化遭遇和碰撞纳入分析的范畴。德兰蒂尝试化解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共同性与异质性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尽管欧洲概念存在长期的历史，但它却是现代性的产物。

　　此外，针对社会科学中“欧洲普遍主义”面临的当代挑战，沃勒斯坦提出了新的综合尝试。去除了欧洲前缀的普遍主义重新成为沃勒斯坦追求的学术目标。他提出了“普遍的普遍主义”方案，既要摒弃本质主义的偏见，又要消弭科学与人文主义两种认识论之间的裂痕。在方法上，沃勒斯坦强调历史化在学术分析中的重要性，历史化并不在于对纪元历史细节的积累，而在于将现实置入更大的历史结构中来理解。

　　对新版本普遍主义的追寻，同时也是贝克世界主义社会学知识计划的一部分。在贝克等人描述的理论前提中，世界主义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首先是全球风险背景之下的世界主义规则，过往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风险治理和干预系统面临挑战；其次它被视为阐释和应对多样性的一种理论，以解决我们面对全球化中的他者，即“他者的国际化”问题。对于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历史发展的二元论传统，贝克用“世界主义的辩证法”来化解。

　　对欧洲的重新想象或者重构，是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中审视欧洲概念的形成，对以欧洲为核心的一元论现代性进行修正，乃至重新思考欧洲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对自身及非西方世界的影响。一方面，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克服，关系性的方法和阐释取代了本质主义取向的认知，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全球联结的历史来考察社会学在西方的兴起与实践，重建与被遮蔽的殖民主义历史的联结成为一种理论选择；另一方面，面对欧洲社会学理论中二元论传统的内部张力，贝克和德兰蒂等人采用辩证的方法来弥合二者之间的张力，通过理论重构来更新欧洲社会学的历史遗产。

　　结语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虽然建设一门全球社会学是许多学者的共同目标，但是多元性和差异性的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学实践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我们无法在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中发出实现学科自主的自言自语，全球化的社会学需要学术上的比较、对话和创新；另一方面，它还要求我们在学科历史实践与世界历史动态中挖掘和发现“自己”。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求学科自主之旅中，我们的“参照群体”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历史镜像。美国和欧洲社会学的当代发展，揭示了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回访历史的重要性，它们在历史中重新发现或者认识“自己”。对中国社会学而言，新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厚重的历史为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学术资源，西方社会学的新发展与新趋势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参照与对话交流的新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赛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