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2—13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当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就世界经济的变局、中国道路的制度属性、中国道路发展完善的可能路径，以及中国道路对世界经济的意义等问题发表了学术见解。

　　一、世界经济的变局

　　对于西方世界面临的变局和危机，国外学者不仅从现象层面予以揭示，还从资本主义的制度根源解释导致这些问题和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一，西方世界的变局是金融资本积累导致体系性危机的表现。塞瑞拉将民粹主义视作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和集中表现形式。他以法国为例，认为自己这代人要同时养活父母和子女两代人，但是人民的住房和医疗成本却持续上涨；失业问题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最终酿成政治危机。马夫罗迪亚斯表示，过去几十年来，关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广泛传播，致使人们认为民族经济的时代结束了，一国在全球流动资本面前无力保持独立的经济政策。然而，帝国主义使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没能在各个国家之间均衡地分配，经济全球化未能兑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小贫富差距的承诺。

　　第二，西方世界目前应对危机的方法治标不治本。萨拉邦德认为，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提出了替代性政策；但实际上，它们往往以不同方式延续其维护大资本利益的原有政策。提瓦纳说，西方世界的变局始于2008年，其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面对这次危机带来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经济增长滑坡等问题，发达国家试图对外转嫁国内困境。经济施压、贸易摩擦，乃至军事干预和战争，都成为解决危机的手段。科兹认为，最近涌现出的政治人物和政党，并没有切实为百姓办实事。相反，他们将责任推脱给其他民族、种族或少数族裔头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十分类似。那时，资本主义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实行罗斯福式的改革和转向社会主义三种可能的发展道路。然而在当前，向社会主义转变并不在政治议程上。因此，资本主义体系必须在工人权利、利益共享和绿色政策方面进行改革。

　　第三，当下国际经济变局中，不同国家面临不同情况，未来走势存在不确定性。萨德指出，当前英美两国都反对全球化。特朗普本着“美国第一”的思想，认为本国国家利益更为重要，拒绝继续担任西方集团的领袖，进而导致美国与欧盟、日本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但在萨拉邦德看来，英国的保守党领导层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约翰逊式的民粹主义。麦克唐纳也认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政策实际都是对外推行民族主义和逆经济全球化，对内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具伦希指出，英国脱欧、美国出现反移民浪潮的原因在于，两国既得利益者认为这样做对其非常有利。韩国的此类矛盾冲突不如英美尖锐，但并非完全不存在。塞瑞拉提出，中国长期凭借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从全球化中获利，而金融市场和雇主对经济全球化的利用却使法国工人阶级损失惨重。法国工人权益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进步，都来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下的斗争。

　　二、中国道路的制度属性

　　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属性格外关注。他们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主要围绕三个关键词：经济发展、苏联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第一，充分认可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国外学者评价新中国70年发展成就，多从经济增长速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入手。塞瑞拉和麦克唐纳表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尤其引人注目；考虑到中国经济在短短几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将其称为奇迹毫不为过。哈基宁指出，除经济领域外，中国的社会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都有了长足进步，国家整体现代化水平实现了较大提升。萨德指出，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战胜种种压迫而取得民族独立，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堪称世界历史中的壮阔图景。

　　第二，中国经济的成就源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萨拉邦德称赞中国政府扩大公共项目开支，不断提高交通通信设施建设水平，保障充足的就业率，通过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而中国政府的积极作为是中国发展水平高于印度的主要原因。提瓦纳和萨拉邦德还认为，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金镇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流传着“社会主义最终会崩溃”的神话，但在苏联模式瓦解后，中国用自身发展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可行的。因此，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金允培也认为，中国道路实现了平衡，体现为一种开放的社会主义。在瓦西里耶维奇看来，单从经济层面讲，中国道路在激励机制、利用市场建设社会主义和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与此同时，在政治层面，中国也确保了无产阶级政党对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管理。

　　第三，中国道路的各个发展阶段既有区别，又内在统一。多数外国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塞瑞拉和科兹认为，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准备条件，后一个阶段则正确利用了前一个阶段积累的优势；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才成就了今日的中国。也有少数外国学者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差异性更为重要。麦克唐纳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着本质差别。既不能对这些阶段一概而论，又不能对前后两个时期中的共性作过多的强调。麦克唐纳关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差异，有利于丰富对历史的理解；但将这些差异绝对化，反而不利于对历史的整体把握。

　　第四，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的特殊性，但也包含普遍性，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科兹指出，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在一些关键历史时期和重大问题上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市场并非万能，而政府决策亦有其不可或缺之处。因此，中国道路有着独特优势，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赵英男认为，所谓中国道路与东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实行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诸多共性，关注这些共性是有益的，但由于忽略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异，这种观点也就忽视了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原创性，仅限于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而无法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国发展成就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

　　必须意识到，部分国外学者提到的所谓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实际上是指中国采取的措施相对于新自由主义或苏联模式的差异性，并没有上升到中国自身发展特点决定的必然性高度。他们谈论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其实是某种潜在的共性。这种认识的局限在于，没有看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没有认识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是代表普遍性的特殊性，进而割裂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联系，使二者出现了界限分明的对立。对此必须强调，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固然重要，但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

　　三、中国道路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在过去70年里，中国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不足。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发展完善的可能及路径提出看法。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大前提。瓦西里耶维奇谈到，部分俄罗斯人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因为很多中国青年趋于追求物质享受。为此，中国应加强对下一代青年社会主义品质的培养和教育，以避免人的异化。科兹建议中国继续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原则，朝着共产主义不断前进。赵英男提出，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问题上，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切忌迷信他国经验或模式。

　　第二，经济体制上正确处理国内外两个市场、经济发展动力和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具伦希和赵献珍建议中国加强生产领域创新，重视可持续发展。提瓦纳建议中国在兼顾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同时，注重扩大内需，深耕国内市场，让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红利惠及更多人民，从而提高人民的购买力，实现更长远的发展。

　　第三，政治体制上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取向。瓦西里耶维奇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考验。中国应系统总结苏联剧变的经验教训，始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赵英男关注当代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举措，认为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准是法律至上，只有这样才能依靠法律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民权益。萨拉邦德建议中国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确保人民群众对企业和社区决策的参与等。

　　第四，在文化领域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国际话语权。韩国学者认为中国不仅要重视人文学科发展，还要警惕教育的过度市场化。麦克唐纳认为，要客观评价毛泽东及其所处的时代，从中汲取更多有益经验。正是新中国70年的丰富实践为中国决策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印度和巴西学者指出，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体系难以解释中国的巨大成就，这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的良好时机，希望中国积极总结发展经验，以便其他国家更好地学习借鉴。

　　第五，在国际关系领域成为经济全球化秩序的维护者和倡导者。哈基宁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积极主张，体现了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友好态度。科兹反对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旧殖民主义翻版”。今天的中国经济依赖于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愿控制其他国家。提瓦纳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使许多国家实现互联互通，不仅将众多国家联合起来，还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萨拉邦德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许多国家，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套替代方案。塞瑞拉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或将成为解决当今全球普遍问题的重要突破。

　　上述观点虽有其合理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倡导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是针对当今国际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弊端提出的。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说明中国方案为什么优于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于国外学者的相关建议，中国应持审慎分析的态度，除了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还应保持定力和自主性。

　　四、中国道路对世界经济的意义

　　中国道路在世界经济变局中的制度潜能、中国在今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作用成为国内外关心的议题，多位外国学者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第一，中国道路改变了西方国家完全屈从于金融资本的被动角色。萨拉邦德指出，中国公共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相比之下，印度抑制公共部门发挥作用，公共部门影响总需求的能力日趋减弱。其实，公共部门对资本主义的积累起着很大作用，在需求受限制的经济体中，公共部门的积极举措（包括财政政策）有助于增加总需求。

　　第二，中国道路积极利用市场，同时避免了新自由主义陷阱。萨拉邦德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并不是朝着新自由主义方向前行。提瓦纳指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实现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开始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步融入全球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设立经济特区的方式，逐步对外开放。这些举措都对中国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中国并没有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

　　第三，中国道路制衡了西方金融帝国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塞瑞拉指出，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对于制衡美元霸权和优化全球资源分配产生推动作用。同时，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探索金融体制改革，对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不同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合作形式，中国强调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因此，不仅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向整个世界敞开大门，努力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当今中国作为一个自主开放的主权国家，主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日益在世界舞台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姿态。

　　第四，中国道路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道路。塞瑞拉指出，中国道路的发展将回答，我们如何转变思维来实现社会秩序的变革，而不是始终站在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立场上。“走自己的路”虽不是中国的专利，但只有中国真正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独创性在于正确应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萨拉邦德指出，中国道路是落后国家发展道路另辟蹊径的创举，开创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新路。

　　结语

　　社会主义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成就及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需要系统总结的重要课题。首先要正确认识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新型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制度基础。中国道路冲破了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避免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陷入的新自由主义陷阱。中国道路是在苏联模式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之外，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的新选择。形成和完善中国道路的前提是以人民为主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应对和处理好国内外的一系列困难与挑战，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满足人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最终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原题《世界经济变局下中国道路的制度价值——国外左翼学者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