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来看，在这个研究领域内长期耕耘的不仅有伦理学研究者，也有哲学史研究者。粗略地说，伦理思想史视域和哲学史视域是该研究领域的两种主要学科视域，要进一步推进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两种研究视域的兼容至关重要。

　　一、伦理思想史视域下的宏大叙事

　　伦理是精神文化的内核，道德是精神文明的要素。从发展脉络来看，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是西方伦理思想的源头和初始阶段。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奠定了西方伦理的基石，更是后来各个时代伦理道德更新与发展的主导线索。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众多研究者自觉地将丰富的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纳入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视域，高度重视这一断代的伦理思想史研究。

　　我们把研究对象设定为“伦理思想史”，而非“伦理学史”，这是因为，伦理思想这个概念的外延大于伦理学。我们要研究的不仅有古希腊罗马哲学诞生以后产生的各种伦理学说，还有古希腊罗马哲学诞生之前的各种伦理观念和思想。伦理学诞生以后，从现实生活中生发出来的伦理观念和思想依然在不断地产生，这些思想确实是一种道德性的思考，但却尚未达到伦理学的理论层次，这些伦理思想同样也应置于我们的视域之下，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思想这个概念可以包括学说，伦理思想史理所当然地包含伦理学，把研究对象设定为“伦理思想史”有助于我们拓展研究视域。

　　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古代希腊罗马人的伦理思想，然而在这两个民族发展的古代阶段，它们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中，而是在与周边其他民族碰撞、冲突、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走出自身发展的独特道路。所以，在考察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时候，我们还应将与之发生关联的其他民族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纳入我们的视域。

　　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传播的过程中，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很早就传到了中国。明朝末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典籍，其中就有专门介绍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书籍。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传入中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形成了某种交流。晚清以降的“西学东渐”，使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又一次乘上传入中国的快船，借由学术之途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在对待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态度上也从视之为“舶来品”转变为“主动吸取”“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者在西方伦理思想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学术界的西方伦理思想史研究有了相当完整的叙事脉络，产生了一系列优秀学术著作。

　　我们把这些优秀学术著作归类为伦理思想史视域的产物，并不意味着这些作者的学科归属都是伦理学，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视域完全相同。恰恰相反，学科归属和学科视域并不完全对应，采用同一学科视域的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我们只能将这些研究者的学科视域大致归类，同时认为这些研究者的研究视域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成果的学术价值。我们看到，任何具体研究都有其视域，研究视域的确定和调整贯穿整个研究过程，因此，研究者的视域不仅决定了研究者宏大叙事的范围，而且保证了研究者在解读历史文本时的准确性。

　　二、哲学史视域下的宏大叙事

　　自哲学产生以来，道德问题就一直是哲学家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哲学思想形成体系以后，伦理学就成为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中国学术界，对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展开研究的，不仅有众多伦理学家，而且有许多哲学史家，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诸多古希腊罗马哲学史专著无一不涉及伦理思想，哲学史视域由是而生，成为哲学史研究者们研究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前提和基础，这种视域比伦理思想史视域更为宽广，更加深厚。这些成果对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解读更加贴近产生这些思想产生的时代，对伦理思想的渊源有着更加深入的阐发。

　　检视中国学术界在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可谓进展巨大、成果丰硕，但在时间跨度上包容整个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史”尚未出现。根据国内已有学科格局以及古希腊罗马伦理学研究从属于西方古代哲学研究的实际，可以认为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史是西方伦理思想史和西方古代哲学两个学科研究对象的交集处，是一个亟待加以整理和开拓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哲学史视域的形成和运用给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影响，这种视域的研究特点是注重研究对象的思想体系，在伦理思想与其他思想的关系中寻求新理解，在伦理思想范围之外寻求伦理思想体系中心问题的解答。

　　伦理思想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形成体系，成为一门有理论证明的系统的学问。古代伦理学说与历史中真实的伦理思想不完全等同，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印证。把握了这一特点，我们在理解和阐释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它与形上学、知识论、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的密切关系。

　　在整个西方哲学界，分析哲学的影响力在20世纪初逐渐上升，这股潮流对传统的哲学史研究范式造成了巨大冲击，进而改变着人们对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认知。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把古代文本摘离其历史语境加以阐释和评判，“去历史性地”运用现代逻辑分析古代道德命题，以“元伦理学”的形态对古典伦理学进行合法性的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伦理学界反思现代伦理学的弊病，率先发出回归传统的呼声，提出哲学“回归生活”的要求。在研究方法上，历史的进路重返主流地位，与纯粹分析的进路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古代哲学史研究者走出解构式的“分析迷梦”，开始与伦理学家有了更多的重叠共识，提出哲学史研究要重拾“历史感”，回归语境。现代美德伦理学家大多推崇亚里士多德或经过基督教神学洗礼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历史上的美德伦理范式并非仅仅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而是多种古代伦理学传统的综合。

　　沿着美德伦理和历史主义两种研究路径前进，“共同体伦理学”也逐渐得到澄明，我们在研究中尤其可以拿它来与现代的“社群主义”建立联系和进行比较。古代幸福伦理学经常与城邦政治学、与“至善”联系在一起，充满了“共同体精神”。回到传统中去，继续参与古代哲学家们的讨论，这是当今国际学术界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研究的大趋势。方兴未艾的“美德伦理学”复兴运动正是古代哲学可以反哺现代哲学的一个绝佳案例。

　　三、两种视域的兼容

　　粗略地把握了西方伦理思想史研究的两种主要视域以后，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今后的研究中兼容两种视域？对于这个方法论问题，笔者的初步解答是：进一步明确伦理思想史的研究目标，形成跨文化的视野，运用发生学的方法，对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文本进行历史主义的解读。

　　哲学史研究视域与伦理思想史研究视域有学科上的差异，但它们的研究目标应当是一致的。以往学者，无论持何种研究视域，均以揭示伦理精神为研究的基本目标。就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史研究而言，它的基本目标当然就是揭示古希腊罗马伦理精神。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兼容了两种视域的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史研究，它充分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立足于严谨而细致的文本解读，本着伦理思想史和哲学史双重视域：一方面深入阐明希腊、罗马两个伦理思想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程和关键环节、两个传统的思想关联及具各自的思想特征；另一方面又在大文化系统中审视伦理学与哲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互动关系，历史性地阐释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演变轨迹。本着古典与近代、哲学与宗教、希腊与罗马并举的研究范式，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和深入地解读希腊早期和古典时期的伦理思想文本，同时努力拓展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的伦理思想。

　　中国学者研究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必须具备跨文化的视野，其原因在于其研究客体——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生成——本身就是跨文化的产物，带有跨文化的特性，研究客体的跨文化特性决定了研究主体必须具备跨文化的视野。跨文化既有超越诸种文化的意思，又有往返、穿插于各种文化之间的含义。具备跨文化的视野和运用跨文化的方法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人类社会间的交流活动均带有跨文化传播的性质。我们以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为研究对象，但我们没有能力返回古希腊罗马去考察古人的伦理道德状况，而只能面对遗留至今的古代典籍，对它们进行跨文化的解读。解读古代典籍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我们的精神活动必将带有跨文化的特点。

　　近年来，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使用发生学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当然也包括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是我们兼容伦理思想史视域和哲学史视域的关键。

　　发生学思想的古代源头在古希腊哲学中。到了17世纪的时候，发生学方法在自然科学中逐渐形成。经过科学家们的广泛使用，发生学方法成为人们研究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起源、发育、演化、形态和规律的普遍方法。到了19世纪，发生学的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到广泛采用。自然界的事物有发生问题，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也有发生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发生和演变过程，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也有发生和演变过程。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发生学的方法也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发生学思想。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实际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面貌出现，指导着相关的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的科学，一切事物都处在生成和消亡过程之中，研究对象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在研究中运用发生学的方法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突破和超越了近代发生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出发，把现实社会生活理解为一个能动的过程，以之为研究的起点。与近代发生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是一种对现实的历史性理解和说明，而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和同时期的一些学者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把历史看作“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或“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弄错了历史的发源地，缺乏对历史变迁深层原因的分析，缺乏深入的解释和批判，因此也不可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既有一些方法论原则，又有具体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发生学的研究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回溯式的研究和前瞻式的叙述。他认为，研究应以事物的现实完成形态或成熟形态为起点，以事物的早期形式或原初形态为终点；但是在叙述过程中二者正好颠倒过来，要从事物的原初形态讲起。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区分研究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以及从起点到终点的生成转化，亦即过程。作为一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在研究中要自觉贯彻“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历史意识。只有对当今时代的伦理问题有切身的认识，方能妥当而贴切地解释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确立了发生认识论的历史意识，对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文本进行历史主义的解读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

　　总而言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伦理思想史研究成果丰硕。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史实为西方伦理思想史的源头和初始阶段，我们要继续推进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必须进一步明确我们的研究目标，养成跨文化的视野，运用发生学的方法，对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文本进行历史主义的解读，在研究过程中达成伦理思想史视域和哲学史视域的兼容。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马云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