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西方当代艺术现状的忧虑和艺术世界未来走向的迷惘，“艺术的终结”成为20世纪末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让·鲍德里亚参与了1991—1997年法国文化界著名的当代艺术大论争。论争中鲍德里亚以其一贯的反叛姿态，声称当代社会已深陷在体系的全面坍塌中，描述事物的表征系统不存在了，价值评价体系失效了，美学价值和其他东西一样都崩塌了。

　　整体看来，作为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鲍德里亚立足于对现实世界属性的界定，聚焦于对人本主义系统性思维观念的反思，突显出质疑人类创造力和主体地位的极端化特点。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理论家，鲍德里亚艺术终结观的特异性有二：一是思路，鲍德里亚以终结为破解形上逻辑的切口，让艺术作为击碎自足的主体神话的标靶，将我们引向对艺术的反本质主义的思考。二是淡化理论阐发而强化碎片式体悟式的表达，鲍德里亚研究艺术问题的著述不再像早期体制内的写作那样清晰明确，他在行文中刻意强化了虚拟化和想象性，结构松散随意，言语充满诗意和玄想色彩。

　　一、艺术话题的语境与基点

　　艺术终结论的理论前提是“何为艺术”和“艺术何为”。通常人们认为最早提出艺术终结的是黑格尔，在其思想体系中，艺术作为精神实体的不完备阶段最终会终结于哲学。20世纪中后期，汉斯·贝尔廷和阿瑟·丹托以“终结”来阐释当时普遍流行的所谓自由创造和形式多元。尽管这些理论家立场不同，但他们都认可和肯定艺术的美学价值，尤其是自文艺复兴就确立起来的艺术自律观。这也就意味着，建诸此的艺术终结思想势必依傍着稳固的艺术史的思想脉络，关切着艺术有别于一般人造品的特殊价值。

　　鲍德里亚思考艺术问题不从艺术的既定论域出发，而是消除艺术的尊贵地位，把艺术看作最一般的“物”。他的观点来自对当代社会中物的变化和困境的思考。鲍德里亚用艺术终结来实证人类根本就不会有进化论意义上的未来，用刺耳的终结话语直逼艺术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原已混乱破败的艺术现实釜底抽薪。

　　艺术史的任务之一就是从价值和属性的角度来界定艺术。一般而言，“艺术”包含两类含义：一是由特定规范所支撑、在某种发展序列中的艺术生产行动及其产品；二是自足的、以其具有完备性和个体价值完满性为基础的人工制品。故而在本质意义上，每件现实的艺术之物都在暗示着某种共同意志和共同模式，其根本目的都是对价值、原则和特殊形式规范的维护与印证。在这一观念下，艺术史的现实任务便集中于搜集和举证，而难以实现对艺术本体的回望与澄清。艺术史思维最终必将为艺术勾画出一种统一一致的形式模式和发展策略，而作为理论前提，艺术必须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和超越价值。

　　由此，20世纪80年代对艺术终结话题的思考便明确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艺术史的意义指向某种长期以来对艺术规范的观念构建，而所谓的终结便是指某类普遍观念的丧失或失效。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艺术的存在必须要求创新、要求改变。只要人类追求艺术规范，那么一切“当代”艺术都必然要走向终结。黑格尔洞悉这种“背反”演进的艺术史观，直截了当地将艺术这种诉诸物质、欲望和感官等自然性束缚的人工产品推向了“终结”。

　　至此，鲍德里亚找到了理论突破口。他从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内在缺陷入手，批判艺术优势地位和超越性价值的预设。他激越发声：当代艺术已经赤裸裸地表明，艺术不是什么特殊的神圣性的载体，我们必须返回问题的起点，回到对艺术本质的误判中，回到催生人类行动的价值评价系统当中。

　　鲍德里亚从人类文明进程的剖析出发，整合并重现了物的“发展史”：现代性思维以理性和主体为核心，是一个生产和出现的时代，这个阶段所出现的一切事物都时刻保持着表征或反表征的样态，各个领域在普遍的革命和解放呼声中都走向了进步与变革。这种高速前进的发展势头开启了现代性的外爆，国家疆界、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资本控制等方面都表现出极强的扩张性，文化领域中学科话语的分化和自治在强大的主体性面前迅速形成。紧随其后的是内爆，内爆取消了真实与虚拟，消灭了差异和确定性，把一切都吸收到“冷漠和无差别”的符号循环中。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其他任何一个领域的普通事物一样，不再有独特个性和显著特征。

　　鲍德里亚以人类精神文化的特质为历史背景，对作为其产品的艺术活动展开分析，这一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然而，其理论趋向却明显是反马克思的。故而我们认识到，从理论的创新角度讲，面对当代艺术的尴尬处境，鲍德里亚艺术终结观的出发点不在于某种艺术原则下艺术概念的失效，而是在他看来当代社会无法实现“下定义”这种人类活动，对“物”的本质的体认则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也很明显，鲍德里亚从当代文化的混乱状态反推艺术史观的缺陷这一思路的确过于臆断，他强调了艺术同文化的依附关系，却无视艺术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特殊性。

　　二、艺术生产过程辨析

　　回顾艺术史，艺术活动的动力机制在于逐步摆脱自然性、物质性、机械性的束缚而走向自由，其间人类的精神价值得以彰显和强化。出于对模仿和知识的肯定，真理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艺术得以存在的基础。由此人类艺术史上产生了关于模仿和创造的讨论。人们无法断然分辨在艺术作品中属人的成分到底有几成。而进入艺术哲学的现代时期之后，模仿和创造被统一到艺术的超越性价值中，而统一的基础就是肯定艺术自足，亦即人所赋予艺术的天才性的卓越品格。由此可见，艺术生产是因人的创造力与灵性而进入光环环绕的封闭系统，它在一定程度上会与现实产生关联，但这种关联较之于艺术专名的特殊光辉却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必须要正视的是，艺术自主观念的确立催生出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它们又将艺术超越性的高贵命题拉回了现实性自身。一方面，艺术史在黑格尔之后越来越脱离现实、脱离作品、脱离批评，走向一种无法自证的形而上学乐观主义。

　　另一方面，艺术活动无限接近现实、反映人性甚至完全融入日常生活。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从正面肯定其价值。所以，艺术必定是人的艺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由此可以推证：人作为艺术品的生产者，不但生产了物质产品，更生产了衡量产品价值的标准，以及确定产品差异性的特征系统，亦即生产了完整的世界的整体。那么，日常生活和艺术世界的边界如何界定呢？我们需要靠什么去区别此主体和其他主体在艺术自由问题上的优劣地位呢？

　　在理论上，柏格森曾为我们找到了一种去除这种忧虑的方式：放弃主体性。他要求我们明确：主体不是能动而自足的主体，它只是历史现象、客观的历史现象。这也就意味着，当艺术哲学和艺术史在思考艺术自足和超越性问题时，往往误解了这种特征性价值其实是历史累积，很可能是对艺术现实功能性的不负责任的简化。

　　而在现实中，杜尚和安迪·沃霍尔现身说法，拆解了艺术生产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杜尚推翻了艺术世界的围墙，将人们的眼光引向视觉艺术背后的价值评价系统。也即，是现实的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使得人工制品脱胎为艺术品，而非什么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意义的形式或规则模式。安迪·沃霍尔以无意于追求个性表达和差异化的艺术活动，刷新了绘画的定义，宣告新时代的来临。

　　基于此，鲍德里亚从艺术生产环节入手，用翻转和可逆性的悖反逻辑来组织自己的艺术观：以模拟颠覆了艺术生产，将价值和意义生产置换为符号生产，将美学原则崩塌后的艺术活动解释为生产不在场的过程，其结果在于用幻觉消解现实。鲍德里亚从早期对当代社会性质的转变切入艺术生产问题，他以消费社会的符号价值消解了传统的艺术特权。

　　鲍德里亚提出，自浪漫主义以来艺术从没有自己的声音和存在意义，推动艺术生产的是一种类似于原始人的奇迹心理：妄图以自己的行动和产品“交换”世界的真理。故而，艺术哲学和艺术理论就成为一种整体化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折射，一切的艺术思考都在抽象意义上指向它与我们的世界的同构。作为结果，在价值层面艺术就只等同于意义和人性自身的意义衍射。无论什么样的艺术思想都无法逃脱人性论的框架，而无论何种艺术形式的开拓都只能是对艺术史上固有观念的翻新。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生产就变成了一种模式化的运作，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和艺术自身的本相都在无益的抽象中消失了。那么“艺术的终结”就是宿命，这便是人类命定的策略。

　　三、艺术价值的重构

　　鲍德里亚将杜尚和安迪·沃霍尔所代表的艺术活动称之为艺术史的最后阶段。在他看来，终结不是因为匮乏而是出于过度，是艺术在同现代技术和大众媒介的合谋下，由最大化的扩张和零价值的文化共同催生了人类的整体性辉煌。这一思路回应了艺术史中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艺术的价值在于其稀缺性，往往是稀缺性推动着艺术走向顶峰——对美感价值的极致追求，对形式创新的不懈探索，对思想深度的深入挖掘。

　　鲍德里亚不认可系统连贯的历史观，但他从中发现了一种解释艺术价值的可能：过度与匮乏都指向现实原则，而当现实原则失效时，艺术的极大丰富实则彰显着价值的极大匮乏。艺术的当代处境便是如此。

　　鲍德里亚认为，艺术原本就没有什么特殊性，是艺术史的观念为艺术赋予了意义的论域、起点和终点，以及某种特定的进化论特征，而现代艺术却徒劳地在这种人本主义的自设观念里寻找各种恰当的形式，妄图撕裂预设观念本身。所以，艺术价值的丰富不再表现为饱含着美学经验和人类精神力量的智性产物，它是模拟的全面铺开，是现代制作技术、经济、政治、消费意识、媒介文化的过度复制。一切依赖于再生产的模型而非人性力量以及创造力的勃发。所以艺术价值并不再来源于现实，它和现实是割裂的，艺术成为了自身之外的东西。

　　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包括艺术在内的诸多问题，都来自于我们在文明进程中对现实的概念化的形上解读。因为人类的文明史是理性的文明史、秩序的文明史、逻各斯的文明史，这会使我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思辨话语中的“现实”其实是特指“我们的”现实，抑或被主体意志所选择、编织和设定的现实。而当我们论及艺术终结，也不过是指“我们的艺术”跳出了曾经由我们亲设的框架和边界。这样看来，艺术的终结问题就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节点，我们所面对的可怕情形不是艺术形式不再美、价值不再有益、意义不再明晰，而是我们无法继续安稳地栖居在人本主义的幻觉中了。也由此鲍德里亚敏感地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和危险——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从根本上讲就应该是反本质主义的。

　　将主体性同艺术的价值问题联系起来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康德。在主观愉快和客观性的普遍愉悦相统一的思路中，康德既辨析了审美判断不同于认识判断，它不牵涉任何对象的客观属性，完全是主观的；同时康德又强调这种与主体个人体验和感受密切相关的判断却具有普遍性：它来自于个体自身，却又必须最大程度地将个体自由的形式普遍化。归根结底，在经典美学中艺术的本质在于沟通，而沟通的实现又有赖于主体认知的普遍性和可传达性。艺术存在的价值在于沟通“知”和“意”，在道德层面上弥合人类主体精神世界中的自由与强制。

　　由此不得不说，康德是在为人类勾画精神结构的蓝图，而鲍德里亚不愿意沉溺在对美学与艺术原则的细致分析中，他更热心启示我们思考：艺术是什么样不重要，因为艺术太多了，艺术自身太平庸无奇了。我们必须关注艺术不应该是什么。他的根本用意是向一切形式与价值、普遍性与世俗化的认知传统发起激烈的挑衅和决绝的清算。

　　结语：迎向终结的理论表演

　　整体看来，鲍德里亚的艺术思想是与其社会批判同构的，研究社会文化和研究艺术前途在他来看是同一个问题。鲍德里亚的艺术思考延续了自消费社会文化批判以来社会文化全面符号化的终结思路，是对人类已经丧失了的象征性生活的怀念，也是其超现实理论建构中的一部分。所以，当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洪水猛兽般席卷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之时，当艺术在充当符号而忘记自身时，鲍德里亚关注到艺术在表达世界深刻性时出现的价值匮乏。艺术变成了与符号的内在秩序同质的东西，并且渴望在与其同质的普通人工制品中复活，而这种愿望直接致使艺术丧失自身，走向终结。

　　鲍德里亚对艺术问题的关注带有一种扭曲而负气的成分。与黑格尔和丹托对艺术终结的理解截然不同，鲍德里亚的终结论带有更多的假设和玄思色彩。所以，我们认为鲍德里亚的艺术终结观更多地是在进行理论表演而非批判。鲍德里亚是在模拟当代文化的生态，以散漫无所谓的态度挑衅这个被理论和“新见”充斥的世界。一言以蔽之，鲍德里亚对当代艺术世界的尖锐怪谲的分析，不具有现实的实践指导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作为一个关切人类文化价值和精神危机的预言家，鲍德里亚是称职的。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新疆大学新疆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马云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