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西部的甘肃、新疆等地陆续出土大量汉晋竹木简牍。这些出土简牍几乎都是丝绸之路的原始记录，对我们了解当时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沿线地区和国家以及当时的中原王朝同中亚、西亚以及南亚次大陆古代国家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传统文献和出土汉简材料，通过对两汉丝绸之路路线走向的考察，可以看出汉王朝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对不同路段采取不同措施，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繁荣，为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一、丝绸之路东段路线走向和停靠站点

　　从长安到敦煌的丝绸之路东段，或曰秦陇段，或曰陕甘段，20世纪80年代已引起历史、地理学界的关注。学界大体认为，从长安到敦煌，以黄河为界，河东和河西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范畴。河西走廊两山相夹，走廊内部有荒漠、戈壁、绿洲、城镇，东西大道只能沿着一个方向延伸。即使左右摆动，从武威到张掖，再到酒泉、敦煌，仍然还在一条线上。但陇东高原就不同了，高山大川，道路险峻，不同时期人们会选择不同路线。最便捷的线路是北线，即从长安出发，溯泾水西北走，经陇山、过固原、海原，在靖远县北渡黄河，经景泰再抵武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严耕望、鲜肖威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汉、唐两代丝绸之路繁盛时，从长安到敦煌，北线是一条主干线。这点在出土汉简中得到充分证实。1974年在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和1990年在悬泉置遗址分别出土的两枚里程简，衔接起来记载了从长安到敦煌的驿置里程。根据里程简的记载，我们将所记路段分别定为京畿段、安定段、武威段、张掖段、酒泉段以及悬泉汉简中所记之敦煌段。其中的京畿段汉简中记载了长安、茂陵、置、好止、义置等五个地点。其实就是从长安出发，经今兴平县境之茂陵，过乾县、永寿、彬县进入泾水流域，再经长武进入今甘肃东部之泾川、平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里程简上记载的大都是驿置和城镇（县城），是附有基本供应和保障设施的停靠站点，而不是一般的地名。我们通过出土汉简的记载研究两汉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是要说明：两汉的丝绸之路，是有固定走向的，它需要沿途的站点并附有相应的保障设施，受到国家的保护和官府的支持。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整个路段都分布着供人歇息、打尖、补给、喂马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条件，不可能长距离出行。因此，丝绸之路没有“路”，而是一张“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经考古发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汉简内容最为丰富的古代邮驿遗址，总面积22500多平米。而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置机构，在当时敦煌郡东西300千米的地面上就有9座，这在汉简中有明确记载：“郡当西域空道，案厩置九所，传马员三百六十匹。”从长安到敦煌边关可以确知类似悬泉置这样的停靠站点有45个。这样一条保障线一直延伸到边关，说明当时汉帝国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综合国力的强盛，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

　　除北线以外，还有南线，即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今兴平、武功、眉县、宝鸡，再沿汧水西北走，经千阳、陇县、通渭、定西、兰州，在兰州以西渡黄河，沿庄浪河（乌亭逆水）过永登，翻过乌鞘岭，到达武威。这条线早在李约瑟（Joseph Needham）于1954年剑桥大学出版的《中国科学史》第1卷总论中就已提到。李并成等学者的研究也都肯定了该线的存在，只是在关于渡河的地方和进入乌鞘岭的路线的认识上有一些小的分歧。有一枚汉简里程简记录了从悬泉到金城允吾、天水平襄、刺史（治所）、长安等四个地点的里距，证实了穿越乌鞘岭这条道路的畅通。不过，金城郡置于昭帝元始六年（前81），刺史升格开府治事也到了元帝（前48—前33）时期。所以这条道路真正通行可能也到了西汉末年。汉简的记载也没有像北道那样详细。但这条路一经开通，就绵延了很长时期。

　　除上述两条路线外，还有学者提出另一条南线“羌中道”。两汉时期是否已开辟了“羌中道”，学术界有争论。其实两汉时期的青海湖以西及柴达木盆地，主要是羌人的游牧区，中原与西域的通道，只能走河西而不能走羌中。王北辰先生认为，还有一条北线居延道。其实在两汉时期，居延地区有军事防线，主要防范匈奴进入河西和河西的汉人进入匈奴，因而它不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主干道。

　　上面集中讨论两汉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两条路线，是想说明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王朝经过一系列向西推进的战略措施，同西域各国的关系与交往达到空前高度，中西来往的交通也形成基本固定的路线，以及相应的保障措施。当然，这并不排除各个绿洲之间不管是东西还是南北短距离交往，但不能由此认为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路”，而是一张随意行走和纵横交错的网。

　　二、汉王朝对丝路中段即西域南北两道的经营管理

　　丝绸之路的中段，即天山南北，而两汉时期狭义的西域则多指天山以南。当时一般通行的道路是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和北缘，即《汉书·西域传》所说的南道和北道。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只是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北新道”开通以后才得以通行。尽管天山以北地区地势平衍，水草丰茂，大部分地区还是乌孙的游牧地。但整个西汉时期，即使汉与乌孙的来往也要通过天山以南，折而转向伊塞克湖（阗池），就是因为天山以北游牧地区没有定居农耕地区那样的固定站点，无法满足长途出行的需要。

　　《汉书·西域传》：“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36国之数，历代史家多有考证。但王先谦《汉书补注》中所列最为可信。这36国除《史记》《汉书》等传统文献有详略不等的记载外，出土汉简中有其中23国的记载，大都是分布在西域南北两道的绿洲城邦，在两汉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地位。

　　先看西域南道。《汉书·西域传》载：“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悬泉汉简中对西域南道的记载有鄯善（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扜弥、于阗、渠勒、皮山、莎车、蒲犁等10国。尤其是神爵二年（前60）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作为西域都护府下属的地方政权，为过境使者提供保障是朝廷赋予南道诸国的职责和义务。他们既是丝绸之路上东西交往的主体，也是为过往行人提供食宿安全的停靠站点。其中的鄯善、扜弥、于阗、莎车，都曾先后成为南道大国，在后来的丝绸之路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西汉后期，对西域南道最重要的保障措施就是伊循屯田，《汉书·西域传》记载，元凤四年（前77）汉遣平乐监傅介子刺杀楼兰王：

　　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关于伊循屯田，我们从文献记载只能得到这些简单信息，但悬泉汉简却提供了丰富资料，让我们看到伊循屯田从司马到都尉的体制规模以及同敦煌太守的隶属关系。伊循屯田不仅是鄯善国王尉屠耆就任时的请求，同时符合汉王朝开拓西域的旨意。从元凤四年到西汉末年，伊循屯田一直是汉王朝在西域南道保障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对西域南道的畅通至关重要。

　　西域北道也是从敦煌西出，沿着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西越葱岭到达中亚的路线。汉简中留下了车师、山国、危须、焉耆、尉犁、渠犁、龟兹、姑墨、温宿、疏勒等10国的记载。除乌垒本身是西域都护的驻地外，其他沿途的绿洲城邦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站点。为使上述绿洲城邦能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发挥应有作用，汉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和戊己校尉的屯田，在出土汉简中都有丰富记录。

　　丝绸之路的中段即前文分别谈到的西域南道和北道，同东段即秦陇陕甘道的情况完全不同。秦陇陕甘道分布在中央政府直辖的郡县地区，有45个沿线城镇和道路驿置作为停靠站点来保障长途通行的安全。西域地区则完全不同，像天山以南的绿洲城邦，一片绿洲就是一个部落和族群，不管大小按当时的习惯都称之为“国”，实际上同现代意义上的“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西域都护只代表中央对西域各国实行羁縻，并不改变其内部的机能和体制，因而在丝绸之路的保障上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在传统文献的基础上，大量出土汉简更加确凿地证明：没有汉王朝对西域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强有力的保障，两汉丝绸之路的畅通是不可能的。当然，从广义上说，从长远观点看，北方的匈奴作为汉帝国的强敌也曾为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过贡献，更何况他们在后来也都融入了汉族和其他族群，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具体问题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来考虑、分析。在汉匈强烈对峙的情况下，汉帝国作为当时统一而强大的政治势力，才是东方文明的当然代表。

　　三、从出土汉简看中亚各国同汉王朝的直接交往

　　从汉简记载看，张骞“凿空”后，丝绸之路的西端最早与汉王朝保持直接来往的西方国家有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乌弋山离、罽宾等。下面只举乌孙和康居的例子：

　　乌孙是西域的重要国家，是张骞第二次西使的目的地。按照西汉末年的人口统计，乌孙人口63万，在保存人口统计的西域诸国中，最为大国，从张骞元狩四年（前119）到元鼎二年（前115）出使乌孙，到西汉末年王莽新朝的一百多年里，汉与乌孙的关系有外交（如张骞出使）、有政治（如朝廷对大小昆弥的分封和昆弥到朝廷的朝拜）、有军事（如本始年间联手出击匈奴）、有和亲（两公主远嫁）、有商贸（如朝贡、纳聘和赏赐）还有驻军屯田为之维护秩序（如长罗侯率三校屯田赤谷城），等等。其间，长罗侯常惠六出乌孙，西域都护段会宗也就近五到乌孙。公主远嫁，冯夫人锦车持节来往于汉、乌之间。这都是从长安到西域国家的远距离交通。汉朝如此，乌孙亦然。从文献和汉简的诸多例证中，不难看出：乌孙作为西域第一大国，而且远在今天的中亚伊塞克湖以西以北，从张骞出使以后到王莽新朝，双方的来往不曾间断，而且都是远距离跋涉。出使来往的内容包括政治、和亲、军事、外交，也不乏贡纳赏赐等商贸活动。所有这些都应是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就因为丝绸之路不同于罗马阿庇亚（Via Appia）大道那样经过修整，就不是“路”？甚至说，在丝绸贸易量极少，又没有一条固定道路的情况下，所谓的丝路贸易只能是一个绿洲到一个绿洲的短途行为，“很少有人从撒马尔罕穿越整个中亚到达长安”。从文献和汉简的材料看，这些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下面，举一些康居的例子。康居是拥有60万人口的大国，驻牧范围主要在锡尔河北岸、哈萨克斯坦南部草原，势力繁盛时可能达到泽拉夫善河流域（今布哈拉河）。康居有五小王：一曰苏薤王，治苏薤城。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卡什卡塔尔里亚省的沙赫里夏波兹；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在今天的塔什干附近；四曰罽王，治罽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地望在今阿姆河下游花拉子模州首府乌尔根奇附近。事实上包括了今天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

　　张骞初次来此，“康居传致大月氏”，曾得到康居的友好接待。其后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李广利伐大宛，康居怕唇亡而齿寒，曾为大宛后援。但后来西域都护建立后，康居同汉朝的关系进入互派使者的阶段。康居的稳定和同汉朝的密切关系，亦为丝路畅通的基本保证。汉简记载：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Ⅱ90DXT0213③∶6+T0214③∶83）

　　这是公元前52年3月6日和3月8日康居王使者路过悬泉置的记载。使团从使者、贵人到从者，一共76人，随行大牲畜78头。78头大牲畜中，有贡献的马匹和骆驼若干，有私马、驴、驼、牛若干，前者是给朝廷的贡献之物，后者可能是使团人员自己的乘驾。

　　还有康居王使者册。本简册有七枚简，293字，记载了公元前39年，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囷、贵人为匿等五人来京师贡献时，由于没有受到敦煌、酒泉等地方官员的应有礼遇，后来把冤屈上告到了朝廷。

　　阳朔二年四月辛丑朔甲子，京兆尹信、丞义下左将军、使送康居校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四月丙寅，左将军丹下大鸿胪、敦煌大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玉门关汉简Ⅱ98DYT2∶3）

　　这是说公元前23年6月18日，有一封朝廷公文，先由京兆尹信、丞义下达左将军和使康居校尉。6月20日，又由左将军下达给大鸿胪和敦煌太守。

　　从上面出土汉简中，公元前52年、公元前39年、公元前23年这30年时间里，康居和汉朝有着友好的往来关系，而且是经过长途跋涉，从丝路的一端到了另一端。所谓“很少有人从撒马尔罕穿越整个中亚到达长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通过出土汉简和传世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从东到西有着大致固定的路线和走向。从长安到敦煌，属于汉王朝直接统治的郡县地区，沿线建有绵延不绝且分布均匀的驿站馆舍。这些交通设施的高效运转，是国家统一而强大的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没有国家强有力的保障，就没有丝绸之路的畅通。所谓丝绸之路网状说并不符合事实。至于丝绸之路的中段则与内地不同。天山以南是城郭之国，属于农耕定居之地；而天山以北则属于草原游牧地区。穿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道，以绿洲为据点，在汉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措施的保障下，西域都护管辖的绿洲各国按照朝廷的意志，履行东道国的义务，以此来保障丝路中段的正常通行。葱岭以西，汉王朝军事外交并用，保持同中亚各国以及西亚、南亚次大陆的直接来往。那种认为丝绸之路上只是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短距离间接交易的说法同样是不全面的。

　　丝绸之路的概念从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以后就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系统，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应有不同的内涵和限定。不能由于西汉的丝绸之路尚未延伸到罗马，就否定它的存在。罗马的势力不断扩张从共和进入帝国是公元前30年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繁荣时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