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问题几乎存在于人类认识活动的一切学科领域中。无论在哪一门学科中，人们通常都不会轻视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性。具体到历史学领域，有关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之间关系的认知也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沃劳德·高泽西通过对“理论”一词的词源考察，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指代的是一个概念体系，“它旨在对某个知识领域进行全局性的解释，由于它是一种思辨性的知识形式，通常被当作‘实践’的对立面”。他还指出，“理论”的这一现代含义主要出现在康德以后。其实，“理论”的现代和古典含义之间并未产生根本性的转变。根据海登·怀特的看法，作为一种“积极的思想”，“理论的思想方式”实际上是力图在人们所“看到”的东西和有关人们所感知到的东西的思想之间发现问题，也就是将其问题化。这就是说，“理论”是一种自觉能动的而非自然而然的“观看”，它要求“理论家”（观看者）必须开动脑筋，在普通人熟视无睹之处发现问题、转换观点、创新理论。因此，现代“理论”概念与其古典起源概念之间存在连续性。一方面，后者除了最初的“观看”之义，也具有普遍性和概念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前者除却其公认的思辨性内涵，还具有特殊性和视觉性的维度。“理论”既是一种视觉性的“观看”，也是一种思辨性的“思想”。“理论”是对事物内在本质的“占有”和“观照”。

　　一、“历史理论”及其认知、伦理和审美维度

　　在希腊语中，“历史”有“观察”之意，也与“观看”相关。如果说“观看”或探究个别事件的产物是“历史（作品）”，那么“观察”作为个别历史事件之总体亦即整体历史的结果便是“历史理论”。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思考，被其称为“哲学的世界历史”，它不是对世界历史的诸多一般性观察，而是对世界历史本身的总体观察，又被其称为“历史哲学”。所谓“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不过是一种“有关历史的思想”。在这里，“历史哲学”亦即“历史理论”。不过，由于涉及“历史”一词，我们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笔者曾对“历史哲学”的相关概念进行过辨析。在笔者看来，所谓“历史哲学”，即“关于历史的哲学”。依据“历史”一词的两种基本含义，加之“哲学”一词的不同含义，“历史哲学”通常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对于历史事件进程的概观，亦即英国史学理论家沃尔什所说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二是对于历史思维过程的反思，亦即沃尔什所说的“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史学哲学”。我们将“历史理论”等同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将“狭义的史学理论”等同于“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史学哲学”，而将“广义的史学理论”等同于一般的“历史哲学”。

　　海登·怀特详细讨论了人文学科特别是历史领域的“理论”，认为它不仅具有审美维度，还有伦理维度，却较少关注认知维度。在怀特看来，理论本质上是思辨性的和商议性的，其道德性和论辩性因素多于事实性或经验性成分。也就是说，按照怀特的认识，如果说理论也有对真理的诉求（当然是有的），它首先应当是一种“价值之真”，其次才是“事实之真”。笔者曾指出，作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历史理论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于历史学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历史理论”的认知、伦理和审美维度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理论”并非不考虑认知的真理问题。作为人文领域中针对历史经验的一种理论形态，“历史理论”更不可能忽视认识的真理问题。按照常识性看法，就某种“历史理论”而言，它越是符合所“观察”对象的实际情况，就越能够揭示历史的规律性，也就越容易被人们视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并因其客观性或真实性而获得人们的信赖。对于“历史理论”来说，获得人们信赖的最重要因素，并不仅仅在于甚至并不主要在于其认识的真理性，更在于价值的真理性。

　　任何真正的历史理论都是对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历史理论并非单纯地回望过去，它还立足于现在，更瞩望未来。历史理论家或史学家出于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基于对过去和现在事态的思想观念，通过书面文本的形式，从“无意义”中创造某种意义。正是这种对未来负责的“历史的伦理学”，激发了古今中外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历史理论”虽然也会顾及认知的有效性，但并非全是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精确描绘，它包含无法剔除的伦理的、审美的或政治的普遍原则，从而具有某种实用性和先验性。历史不仅需要用经验性范畴来予以描述，也需要用超越性范畴来加以引导。不过，我们切不可因此放松对“历史理论”实证性的要求。

　　二、“狭义的史学理论”的内涵及其历史形态

　　如果说“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体的一种整体性观察，是一种历史本体论，那么，“狭义的史学理论”则关注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种历史认识论。柯林武德有时也称为“历史思想的哲学科学”，其研究的是“主观性历史”，亦即“运行于历史学家头脑中并体现在其历史书写中的思维”。这是一种对于思维或思想的再思想，因而是反思性的。在他看来，“狭义的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学的根本性质、意义、目的和价值问题，亦即，历史学是什么？”“狭义的史学理论”是对于历史学本质的一种“把握”或“透视”。沃尔什对“狭义的史学理论”之作为历史认识论的理解与柯林武德的看法是一致的。

　　其实，历史认识论本身会指向一套以之为根据的历史学方法。“狭义的史学理论”既是历史认识论，也是历史学方法论，是一种“有关历史学方法的逻辑”。在历史认识论与历史学方法论的关系上，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借由前者得到阐明，并证明自身合法性。一旦在哲学层面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历史学方法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另外，对于上述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学方法论问题，历史学无法从自身找到解答，而需要诉诸哲学。但“狭义的史学理论”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聚焦于反思史学本质的哲学，“是对历史学先验概念的阐述，是对作为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思想活动形式的历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先验的概念”，还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思想活动形式”，都是一些哲学层面的“前提假设”。总之，“狭义的史学理论”是围绕“历史学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对历史学的一种哲学反思或“观看”，是我们在思考历史学时头脑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普遍的和必然的哲学前提或思想。

　　在19世纪之前，虽然西方人一直都是在历史中思想和生活着，而且也在历史学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从来没有系统地和自觉地反思过历史思维或历史学本身的性质问题。伏尔泰在这一时期首次提出了“历史哲学”的概念，在意大利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那里，哲学和历史学完成了初次结合。而且，在康德的批判哲学出现之后，的确具备了对历史学认知条件进行真正哲学反思的可能性。尽管康德并没有创立批判的历史哲学，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后来的历史理性批判提供了范例，并决定了后来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发展方向。从19世纪7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康德式批判哲学思想与历史学完成了一次深度融合，因而可以被称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时期。在这一时期，偏重人文“理解”或“阐释”的历史学自主性主张占据了明显优势。随着1973年海登·怀特《元历史学》的发表，西方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也就是叙事主义或后现代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从文本和话语层面论证了历史学的虚构性，从而对历史客观性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和威胁。因此，从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西方史学理论家开始尝试超越后现代主义，指向一种新的史学理论范式。在当前所谓的“后－后现代”阶段，史学理论家们试图在反思先前理论的基础上，重新阐释历史学的客观性基础，重建历史理性信念。

　　三、“狭义的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

　　“历史哲学”（“广义的史学理论”）被区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理论”）和“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狭义的史学理论”）两大部分，是沃尔什于1951年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在对“历史哲学”划分以及对其两种形态的理解上，加登纳与沃尔什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划分法在学术界已经“如此广泛地被接受，而且成为基础”。其实，在沃尔什和加登纳之前，克罗齐和柯林武德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历史理论”和“狭义的史学理论”的区分。

　　对于历史哲学之“思辨的”与“批判的和分析的”两种路径，人们通常抱持明显不同的态度：前者是声名狼藉的，后者是令人尊敬的。虽然沃尔什也认可了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正当性，但是，他显然更重视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家费恩将“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形象地比作“苦咸的沼泽”和“清澈的湖泊”，而他本人更能够在阅读思辨作品时收获欣喜，在“苦咸的沼泽”中自得其乐。他因而试图“在分析的传统内复兴思辨的历史哲学”，“将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心脏移植到分析的躯体内”。

　　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毕竟，“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是两种在内容和风格上迥然不同的思想路径。前者萦心于历史进程的规划与阐释，后者执着于历史事实的确立和解释；前者迷恋对历史意义的隐微洞悉，后者强调对历史概念的明晰分析。二者分别属于冯·赖特所说的有关理解和解释的两个判然有别的西方思想传统：亚里士多德传统和伽利略传统。二者之间的矛盾也可以在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的纠葛中得到理解。因此，费恩的“移植”方案可能有些理想化，是出于他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偏爱，而且，即便移植成功，也很可能产生“排异反应”。其实，明晰分析导致的往往是对隐晦思辨的质疑而不是认肯。从历史上看，作为“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身的早期实证主义，成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在19世纪下半叶衰落的逻辑前提。

　　与属于实证主义传统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相比，“批判的历史哲学”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因其共同的德国式思想基因而具有更大的亲和性。大部分批判的历史哲学家属于新康德主义者或新黑格尔主义者。批判的历史哲学家大都是历史主义者，强调对个体生命的体验、理解和阐释，这也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人类历史整体意义的目的论阐释相契合。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或“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叙事的关注，也容易使人联想到“思辨的历史哲学”，因为后者有时也被称作有关历史意义的“元叙事”。因此，“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有时也被看作向“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复归。

　　但是，我们知道，形态多样的后现代历史哲学也有崇尚断裂和碎片化的一面，因而也会与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形成对立。另外，在思想层级上，作为在语言层面上对历史学本质的反思，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同属历史认识论，而与作为历史本体论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

　　总之，尽管“狭义的史学理论”或“史学哲学”与“历史理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存在一定的相通性或相似性，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理论”作为“观看”的角度来说，“历史理论”与“历史（作品）”相类，都是对客观历史的“观看”，属于“第一级思想”；而“狭义的史学理论”则是对主观性历史的“观看”，是对“观看”的“观看”，属于“第二级思想”或“反思”。作为一种对于知识前提或假设的分析和批判，“狭义的史学理论”有利于“历史理论”的合理化和明晰化，但也可能导致后者人文魅力的削减。因此，笔者不赞成用“狭义的史学理论”无限制地优化直至完全取代“历史理论”的做法。与有关“历史理论”依赖于“狭义的史学理论”的观点相反，笔者认为，从人文主义角度出发，致力于反思历史思想或语言的“狭义的史学理论”应该以某种有关历史意义的思辨观念为前提。

　　结语：“狭义的史学理论”对于史学实践的意义

　　形态各异的“狭义的史学理论”都具有“从上而下”的“规定性”，然而这并不影响它们对于史学实践的方法论意义。无论是源自史学实践的内部还是外部，探究历史学思维性质的“狭义的史学理论”一旦确立，就会对历史学家的工作产生“从上而下”的规范作用。

　　这些内在于历史思维中的批评原则，在笔者看来，也就是那些历史思维不可须臾离弃的“前提假设”，相当于柯林武德在其他场合所说的“一般的或纯粹的方法论”。历史学的科学方法论“武库”中，除了要有经验的技艺工具，更要有超验的哲学武器。无论是“狭义的史学理论”之“从下而上”的路径还是“从上而下”的路径，它们都对史学实践具有或多或少的方法论意义。不过，我们也大可不必一味纠缠于“狭义的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即便是“狭义的史学理论”中那些看似对历史学家不具有方法论价值的方面，对史学实践也并非全然没有意义，而且，比之方法论指向，这些方面或许具有更独特的价值。在聚焦于史学之后，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历史哲学家们又围绕“历史学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将目光投向了历史学或艺术或科学的方面，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史学理论“范式”或“观点”。而理论“观点”一旦形成，它就会多多少少规定着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和工作方式。在跨学科趋势日益显著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作为一种“观看”或“思想”，它们是对历史本体之内核和历史认识之本质的透视和占有，因而对史学实践都具有一种必要的甚或根本性的和构成性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