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先生的“三历程”学说较为完整地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国家以及进入国家发展阶段之后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不过，论者关于其中“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关于它们与“原始文化”“史前文化”和“文明”等传统概念之间的关系缺乏准确一致说明。有些界定与说明之间，逻辑上还互相抵牾。“三部曲”是一个文学用语，并不十分适宜用来描述人类社会演进过程的规律。这类问题严重影响了苏秉琦社会演进理论的准确表达和有效传播，有必要加以辨析和澄清。

　　一、“古城古国”与“文明”的关系

　　苏秉琦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描述的是从最早的原始社会开始到进入国家社会的人类社会的三个发展“历程”。描述这一整个演进过程，在国际学术界包括中国学术界，都有好几整套大家包括苏秉琦先生熟悉的概念，尤其是包括苏先生应该十分熟悉的摩尔根和恩格斯的概念。然而，苏先生不做说明不做论证（本文指科学意义上的说明与论证）地拿出了一套新“概念”，也即“古文化—古城—古国”来进行描述，这导致其他学者，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对其准确含义的把握都十分困难。

　　苏秉琦先生曾经指出：“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古城主要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并非指通常所理解的城市或都市；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是苏先生最初系统提出“三历程”理论时候的经典解释，也是他关于“古文化古城古国”最为系统最为连贯的解释。当然，在提出“三历程”理论以后，这并非他关于这三个“历程”尤其“古国”的唯一解释。既然“古城古国”是打破“古文化”也即“原始文化”“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新时代的标志，那么，这两个以“古”字作为定语的发展阶段，意思就正好是与前一个“古文化”的“古”字所表示的发展阶段相对立的。第一个“古”字是“原始”的意思，后两个“古”字却是“最早”“最初”“第一次”打破“原始”旧时代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新时代的意思，第一个与第二个尤其第三个“古”字之间，意思完全对立。第一个“古”字，是“原始”是“旧”，第二个第三个“古”字，是“文明”是“新”或至少即将是“文明”是“新”。不做仔细分析，读者容易将三个“古”字混为一义。

　　我们的分析更进一步表明，从现有的文本当中，要准确指出苏先生的“古城古国”尤其是“古国”所属时代是十分困难的。更为困难的是，苏先生所说的“文明”本身到底出现于何时，难以确定。苏先生比较引人关注的说法有，“文明”出现于“上万年”前，八千年前，五千年前，四千年前。当然，在这几处不同的说法中，“文明”出现的标志就不一定都是“古国”了，而可能是“古国”，可能是“玉器”，可能是“农业”，可能是“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苏先生所说的“文明”到底出现于何时，标志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要回答，较之“古文化古城古国”之“古”字字义分析，难度更大。

　　二、“古文化”之“古”字语义分析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古文化”之“古”，是否就是“原始”的意思，尤其，在苏先生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现在看到的文本中，仍旧不是可以明确解答的。比如他的以下文字：

　　……现在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目的是对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加以重点研究……古文化古城古国在这里的特定涵义是什么呢？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

　　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可以概括为三种文化，属于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新石器时代，以红山诸文化（包括前红山、红山前、红山后和后红山文化）为代表。约从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间……

　　统名红山的理由是：一，红山文化分布面最广，影响最远；二，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冢等，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苏先生还说，1975年在承德召开北方七省文物工作会议时他就提出要保护“古城古国”，“当时指的主要是历史时期的遗存，而没有同时指出史前文化遗存这一重点；也就是说，没有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

　　关于“古文化”与“原始文化”的关系，在后来1991年12月发表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苏先生还有一种解释：“到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原始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

　　从以上文献的引文中，我们可以获取以下几个结论。

　　1.“原始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2.“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3.“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4.“古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5.“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6.“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7.在辽西地区，“古文化”等同于“新石器时代，以红山诸文化（包括前红山、红山前、红山后和后红山文化）为代表。约从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间。”8.在中国的古文化当中，“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从以上8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关于“古文化”之“古”其意谓何，关于这一“古”字与“原始”和“史前”的关系，是很难准确指出来的。通过这一“古”字，要想知道“古文化”到底出现于何时段，等同于何时段，至少可以得到以下6种解释。

　　1.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那个时段。2.等同于“古文化”也即“史前文化”与“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个时段。3.“主要指原始文化”那个时段。4.等同于“原始文化”时段。5.等同于“史前文化”时段。6.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那个时段。

　　这6种解释每种都不一致。通过这6种解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6个问题：“古文化”到底是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还是等同于“史前文化”与“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个部分，还是“主要指原始文化”，还是等同于“原始文化”，还是等同于“史前文化”，还是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

　　其中，第4、5、6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的学术背景是，大家熟悉的“原始文化”与“史前文化”是并不相等的两个概念，并且，苏先生是清楚知悉这一点的：“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相对，史前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具体来说，中国史前史是指商代以前的历史；同时，不限于中原、不限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凡960万平方公里以内的古人类遗址和原始文化遗存，都属于中国史前史的范畴”；“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在这里，苏先生清清楚楚地强调：“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

　　上述那段话是1991年年底才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的。不过，我们恐怕不能假设，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苏先生这样主攻史前考古的泰斗才分辨清楚“原始文化”与“史前文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这种常识性的知识。因此，我们唯一可以假定的是，在进行“三历程”理论创新的时候，当他抛弃学术界所常用概念而进行新概念创制时，并没有进行细致推敲，从而导致了以下严重纰漏：（1）错误地将“原始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2）因而错误地将“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从而等同于“史前文化”；（3）从而错误地将“古城古国”当作“历史时期”的文化。

　　三、“三大板块”之间逻辑关系及描述用语问题

　　以上的讨论都放在了苏先生理论的细节处。现在有必要从大处着眼，来看看其理论三大板块之间的逻辑关系。三大板块是指三历程（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与三模式（原生模式—次生模式—续生模式）。这三大板块，一环扣一环，粗粗看去，理论上的结构十分完整。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板块与板块之间的关系及板块名称，仍旧很有可以推敲之处。

　　很清楚，前面两个板块的关系是依次递进关系，后面一个是对前面两个板块的说明。在出现时间上，最后一个板块的三种模式甚至可以是同时并进关系。它们都是用来描述同一个中国地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这没有问题。让读者疑惑的是，为何这同一个中国地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使用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词汇来进行描述。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历程”与“三模式”，主语“道路”或者“历程”与“模式”，都是普通名词，意思分别是，“经历的道路”或者“经历的过程”，“经历过程的路径”。加上前面作为定语的量词“三”，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历程”与“三模式”都很好理解，意思分别是，中国地区人类社会演化的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个经历的过程”“三种经历的路径”。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历程”与“三模式”的一个特点是，作为定语的量词与作为主语的名词可以分开。“道路”或者“历程”与“模式”都是历史学家描述人类社会演进所常用的词汇。但是，“三部曲”就不一样了，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文学专有名词。“三部曲”现在的主要意思是，三部内容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作品。因而，使用这样一个主语定语不可分割的文学专有名词来描述人类社会演进所经历的三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显然只是一种比喻。 “三部曲”本义中的三部虽然各自独立，却又不可分开；而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即便假定从总体上看，大致有古国—方国—帝国这一演进次序存在，却并非每一个地区的社会—政治发展都经历了这同一个连续的三个依次递进的历程。

　　此外，对于专有名词“三部曲”与另外分别可以由“三”修饰的普通名词“道路”或者“历程”和“模式”，苏先生使用方法的性质也不一样。不同性质的两种词汇的两种用法，并不适宜拼合在一起用来描述中国地区同一个人类社会演进的进程。尤其是，在苏先生那里是属于递进关系的实际历史发展过程不可分割的两大板块，一个进行实描，一个使用比喻来进行描述，更不适宜。

　　“古国”在不同领域语言描述中所处位置还引起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历程”加上“三部曲”，关键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是6个。但在实际上，其中两个关键进程，使用的描述术语完全是同一个。这加起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到底是5个还是6个？两个“古国”如是同一个事物，那么，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历程”与“三部曲”相加，数量上是6个，实质上却是5个。它们如不是同一个事物，读者又会疑问，为何在不同板块内不同的两个事物却要使用同一个术语或者名字？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无法解答的。

　　四、新旧概念关系与科学创新程序问题

　　从总体结构上看，苏先生的学说构建在摩尔根与恩格斯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演化理论的基础框架之上。并且，它也与新进化论的社会演进基本路径相符。从大的方面看，不同的地方在于，苏先生使用了中国材料尤其创新的中国术语，来描述古典进化论与新进化论的人类社会演进基本路线。那么，苏先生的创新术语与前人概念之间，到底存在一种什么关系？

　　本文发现，苏先生并未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明确解释。最为典型的是，苏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理论。从表面上看，这一理论的三个历程概念完全是创新，与以往任何理论所指发展阶段绝不相同。苏先生既抛弃了摩尔根等古典进化论者的常用概念，如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如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也完全没有顾及塞维斯、弗里德等新进化论者广为当今学术界所熟悉所接受的术语，如游团—部落—酋邦—国家或平等社会—阶等社会—分层社会—国家，使用了三个新的词语，来描述人类自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整个演进过程。而且，苏先生对自己创新的这些概念并未进行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定义。这些做法是造成读者理解苏秉琦“三历程”理论十分困难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创新”本是内在要求。但是，科学创新，不仅需要科学家持有严谨的研究态度，而且需要他遵守严格的研究程序。要“创新”，第一程序就是“破旧”。遗憾的是，我们在苏先生那里看到的“创新”工作，似乎就缺了这第一个环节。“古文化古城古国”三个“创新”概念与传统的“原始文化”“史前文化”“文明”和“国家”几个“旧”概念，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其实，“三模式”之外，不仅仅“三历程”，而且“三部曲”，除了最后一个“帝国”，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都有此类“创新”的问题存在。 

　　当然，尽管有着以上讨论的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苏秉琦的社会演进理论仍旧是中国史学界出现过的最为重要的学说之一。本文讨论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应该放在时代背景下来考量。苏先生最早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说是在1985年，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史前研究，尤其是中华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无论是在材料的丰富程度上，还是在科学方法与科学程序的完善上，都有了巨大的进展。我们应该继承苏秉琦先生的事业，努力完善苏先生学说中尚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地方，使用更为严格的科学程序与科学方法，创立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同时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社会演进理论，尤其是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